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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不過三代(圖)

2021-09-26 06:49 作者:陳奎德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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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7日,在湖南韶山,一家工廠的工人們正在搬毛澤東雕像。當局關於中共建黨百年的宣傳正在進入前所未有的力度。(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5月27日,在湖南韶山,一家工廠的工人們正在搬毛澤東雕像。當局關於中共建黨百年的宣傳正在進入前所未有的力度。(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9月25日訊】在美中緊張關係日益升溫,處於美英澳三邊(AUKUS)、美日澳印四方(QUAD)、美加英澳新五眼(FIVE EYES ALLIANCE)、七國集團(G7)和北約(NATO)等全球民主國家圍堵中共之勢日益嚴峻,中國經濟下滑日趨迅猛,房地產泡沫行將破滅,北京陷入孤家寡人的惶惶不安日子裡,北京習氏政權正在向包圍它的國際主流社會吹哨壯膽,威懾和鎮壓它的黨內外政敵及封鎖和搶奪民間企業的財富,中國社會已呈現空前黑暗的末世之兆。道路以目,躺平待變;萬籟俱寂,似聞地火之聲。

當此之時,筆者的思路竄回到了一個多世紀前的京城,浮現出了當年國會請願憲政運動炙熱的場景……。

中國憲政主義的日出

今天的中國,恐怕已沒有多少人知道111年以前的中國那場驚天動地的風雲湧動了。

1910年,正處於清廷自1906年肇始的預備立憲階段,光緒慈禧相繼於前年去世。立憲的熱望如火山一樣在國民中爆發了出來,人心沸沸,血脈賁張。當年的基本態勢是,向清廷要求立憲的,不僅有民眾,還有各省諮議局、地方督撫乃至中央資政院;而海外梁啟超和國內張謇,則是引領風潮的核心人物。

先是,十六省咨議局代表齊集上海開會並組成請願代表團,於1910年1月抵達北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清廷以「憲政必立,議院必開,所慎籌者,緩急先後之序也」為由搪塞。

1910年2月,梁啟超創辦《國風報》於上海,發表《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等百餘篇文章,遂成立憲派輿論重鎮。

1910年6月,各省議員和代表二度進京請願上書,簽名者達三十多萬人,言辭激烈,意態堅決。面對此形勢,攝政王於5月21日發布上諭,指目前財政困難,地方遭災,匪徒滋擾,沒有條件提早召開國會,仍以九年為期,屆時召開國會,不准再請願。

緊接著,梁啟超發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駁斥攝政王的上諭,斷言「全國之兵變與全國之民變必起於此—二年之間,……今日政府專制制度不迅速改變,不及三年,國必人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召開國會,為將來歷史必無之事」。

請願代表得知第二次請願再遭拒絕後,立即決定擴大請願規模.北京請願同志會要求各省、廳、州、縣成立分會,準備號召官農工商各界人士兩千五百萬人簽名上書。

1910年農曆九月初一,資政院召開第一次開院禮,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半。開幕之後,第三次請願運動蜂擁而起,直隸、山西、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江西貴州等省先後出現數千人集會,而東北三省,尤為熾烈。奉天各地集會均超越萬人,簽名達30萬。10月7日,奉天在北京的學生牛廣生、趙振清趁請願代表不備,竟各自從自己的腿上與胳臂上割肉一塊,塗抹於請願書上,高呼「中國萬歲」而忍痛趔趄離去,眾代表皆動容流淚。此次動員之廣,規模之大,來勢之猛,均前所未見。湖北集會倡議「不開國會,不承認新捐」。在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壓力下,十八個督撫、將軍、都統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聯名奏請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設國會。

清廷在國民運動聲勢及實力派官員合力震懾之下,作出讓步,於11月14日(十月初三)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為五年,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

梁啟超得知,立即發表《讀宣統二年十月初三上諭感言》,堅持立即召開國會。農曆十一月,以奉天、直隸青年學生為主體罷課遊行,第四次立憲請願興起。群情激憤,發動剪辮子,推舉代表進京請願,數百萬民眾蜂擁簽名。有人當場割指寫血書,要求朝廷還權於民,召開國會,實施憲政;倘能如願,民眾願替朝廷還債。

十一月廿三,第四次請願運動被清廷彈壓下去。但是,經過這場狂飆突進式的精神日出,憲政主張,已經廣被士林;中國這艘古老巨船,一波三折,開始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緩緩地靠近了。一年之後中華民國的誕生,這場運動是精神上的重要助產士之一。

這就是一個世紀前中國立憲派發動的四次國會請願運動。其時國人無與倫比的熱情及其可歌可泣的態勢,堪比之前695年的英國大憲章運動,堪比之後79年的中國天安門運動。

歷史的逆流

有鑒於此,目睹111年之後今天的中國,憲政竟成禁忌,權力中樞竟然不自量力大反憲政,公然踐踏自由民主,詆毀普世價值,抗擊民主陣營,頓有時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一個多世紀的時光白白度過?

很明顯,這一錯位來自共產主義入主中國。那是全世界被捲入的歷史魔咒,是人類的劫運。在中國融入全球主流的歷程中,共產主義使中國步入了一段歧途,進入了一個巨大的回流圈。

就歷史的眼光看,1949年共產黨君臨中國,是中國自十九世紀邁向現代國際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最大一次斷裂,一段倒退;特別是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7年的斷裂與倒退,使中國人付出了極其慘烈的代價。

人們普遍關切的是,在歷史長河中,當下中國處於什麼位置?

毛去世後的四十五年,在其前期,是中國磕磕碰碰緩慢地從毛的歧路回頭,放棄部分共產教條而重向國際主流秩序靠近的歷史過程。這一在極低的經濟水準基地上,中共利用國際秩序的時空、並鑽國際規則的漏洞,獲得經濟迅速發展,引發全球矚目。但是近九年來,由於共產統治遺產之反作用,由於對共產黨壟斷性權力喪失的極大恐懼和焦慮,習近平政權目前正大踏步倒退返回毛氏暴政。由共產國家內部的政治遞嬗角度觀察,大體上相當於極權體制因改革而鬆弛之後再次迴光返照而重新「擰緊螺絲」的階段;而由國際政治大歷史角度觀察,則是「冷戰殘局」的第二次收官階段。

在應對這一局面時,習近平當局開了哪幾付藥?

一曰加緊左轉,乞靈於毛魂,發動意識形態戰爭;

二曰強化封網,鉗民之口,重提「反動知識份子」,重走「反智主義」的毛氏歧途,殺雞儆猴;

三曰為平民怨,拋出「替罪羊」,黑打民營企業家;

四曰炮艦外交,玩戰爭邊緣政策,在台海、南海與東海等問題上,以好戰姿態邀結國內民意,轉移內政危機。

五曰隱瞞並甩鍋自武漢爆發並蔓延全球的新冠瘟疫,致使世界數百萬生靈塗炭,至今仍在各國肆虐。

中國,正在加強言禁報禁,封鎖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逮捕維權律師,整肅知識精英,加強黨管企業,阻遏資本外流,沒收企業家的財產,拆毀教堂,壓制基督教;對外則趁美國因金融風暴而收縮之際加速擴張反自由的「中國模式」。它撕毀中英聯合聲明,以國安法箝制香港,窒息了香港一百多年的自由與法治,摧毀了舉世矚目的全球金融中心;以大撒幣大外宣收買人心,以「一帶一路」擴張勢力範圍;以海空軍臨島嶼之態直逼民主臺灣,吞併之心路人皆知;以窮兵黷武之姿咄咄於南海,填海造島,劍拔弩張,與鄰為敵,急欲重建歷史幻影中的紅色帝國……。光天化日之下,幽靈復出徘徊,聖戰鬼影憧憧,烽煙四起,價值紊亂,環球失序。

這是一個正在復活冷戰意涵、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國家主義重新強勁的歷史階段,亦是大混亂與大重組的過渡時期。曾經天經地義的價值普遍受到嘲罵,二戰之後確立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面臨挑戰,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盡皆徬徨無依,陷入迷魂陣中,不知出路,無所適從。

這種突如其來的態勢,使正在焦慮於共產大勢已去而掙扎求存於冷戰殘局的中共,乘隙而出,欲在全球亂局中渾水摸魚,趁國際警察暫因國內黨爭而無暇他顧之機,穿戴起因失敗而二十多年棄之若敝履的紅色盔甲,浮出水面,以攻為守,填補秩序真空中的大佬位置,高筑「防火長城」,截斷中國與世界的信息交流,掀起了一場暌違已久的反憲政運動。以囚死劉曉波及拆除教堂為象徵,把中國八十年代的「維新變法」和「洋務運動」的成果一一付諸東流,

由於完全經不起歷史記憶的公開質詢,由於執政「合法性」的心理支柱—經濟發展的前景已日益晦暗,為保住早已不得人心的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目下習氏中共只剩下唯一的絕路——赤裸裸的暴力。此次反憲政回歸毛式極權運動,鑒於危機深重,其壟斷性的專橫,甚至連過去二十多年因利誘拉攏而成的統治「鐵三角」——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亦厄運連連。從民不聊生,進而到官不聊生、資不聊生和知不聊生。而在前期反腐中積累的底層民意資本,由於權鬥真相的彰顯已流失大半,更因對「低端人口」的野蠻驅逐而喪失殆盡。於此,權力基礎愈加萎縮。僅存的唯一權力後盾——作為八旗子弟的部分紅二代,也因受限於皇上的逼仄格局與猜忌心,其核心人物從喧囂一時而漸入冷宮。至此,習氏中南海已經煢煢孑立,形影相吊,草木皆兵了。

面臨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危局,紅色權貴亂了方寸,八方出擊,不是尋求移近國際主流,而是慌不擇路,退回毛氏死胡同。他們居然掛起鄧早已明智地收捲起來的共產血旗,發「九號文件」,搞「七不講」,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挑起反憲政論戰。然不到兩回合,就遭全面抵制。學者以寫遵命反憲政文為恥,深知公然反憲政無異於職業「自殺」,故反憲文章多以匿名發表,仍引來網路罵聲一片,飽受奚落,道路以目,千夫唾棄,敗陣收兵,落荒而逃。網民有言:過去是毛在愚弄我們,如今是我們嘲弄五毛們。他們如此假裝不知道該意識形態的大失敗,就只好像那位遵命探路、復辟文革的李光滿一樣,不到一週,就遭八方嘲弄,灰溜溜無人理會了。

第二條,中南海面對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其言論封鎖已經千瘡百孔,捉襟見肘。雖然中共目前以全球最嚴厲的措施給年輕一代國人洗腦,但是經歷三十多年半開放國門時代啟蒙的整整兩代人,可稱為八十年代的「遺民」,是吃過智慧果的人,不可能再次返回朦昧混沌的狀況;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萬物就收不回來,了。簡言之:啟蒙是不可逆的。鋪天蓋地的網路留言和民調預示了這場當局挑起的「意識形態鬥爭」的結局。正像1976年毛江張姚鎮壓了「四五」運動,對「謠言」實施輿論鬥爭,泡製「反右傾翻案風」文章的命運一樣,那些反人類的垃圾文字很快變成了歷史上的笑料。

第三條,民營企業家成為首當其衝的替罪羊之一。如著名企業家孫大午就被以「莫須有」之罪而全家入獄,孫先生被判18年重刑。過去曾與官方沆瀣一氣的巨型民企,兔死狗烹,亦面臨被習氏政權變臉鎮壓和搶掠財產的險惡處境,……,諸事種種,在企業界內部引發了劇烈地震。危機逼近而忍無可忍的民營企業家和學者們,他們已經做了和正在做的兩種選擇,其一,是用腳投票,近年來富豪海外置產的財富流亡潮就是其觸目驚心的表現。其二,是奮起發聲,留下來改造制度。正如著名企業家孫大午在天則會議上所說,民營企業家就是待宰的羔羊,需要聯合起來改造制度,爭取自己的利益。一般而言,企業家的直覺是超精準的,他們的商業成功有賴於此。他們的判斷,某種意義上是社會轉向的風向標。

第四條,炮艦外交。軍頭八方煽火,以好戰言論干政,惡化了外交環境,強化了美日以及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盟約關係,自陷孤立。

冷戰殘局:5 vs.120

基本的大勢已經毋庸置疑。上述毛氏藥方只是自取其辱,而前景,則已昭然天下了。用他們老祖宗馬克思的句法:第一次以悲劇收場,第二次則應是以鬧劇喜劇掃尾了。

冷戰在主戰場已經結束,共產主義已經失敗。現在國際社會與中國面臨的是冷戰殘局,是最後「收官」階段——給冷戰失敗畫上句號,載入歷史。

這一殘局最清晰的數字標識是——「5 vs.120」.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數據顯示,21世紀初,在全球192個得到國際承認的國家中,有120個屬於選舉制民主國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經民選上臺的領導人的管理之下。

而共產黨國家,經1989-1991蘇東波共產主義大潰敗之後,目前僅殘存5個:中國、北朝鮮、越南、寮國、古巴。其中,北朝鮮已經在其「憲法」中剔除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詞句,成為一個金氏世襲的家天下專制王朝。越南除經濟改革外,目前在最高政治權力更替中引入了選舉競爭機制,並在外交上向美國靠攏。寮國則與越南亦步亦趨。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兄弟,一位病入膏肓,一位年事已高,權力繼承深陷黑幕之中,風雨飄搖,充滿了不確定性。

這就是說,共產國家,命懸一線,其存亡完全繫於中共政權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煢煢孑立,八面風來,百國「圍觀」,能不顫乎?

5個共產黨國家與120個民主國家對峙。結局如何?恐怕不再需要勞駕肯尼迪和里根總統再去柏林牆發話了吧?

把全球120個民主國家所走的普世大道稱之為「邪路」,把民怨沸騰日暮途窮的光桿所走的獨木橋「特色道路」稱為「正路」,這正是真理部頒布的「宇宙真理」,也是其獨家使用的「特色漢語」。不能說中宣部一點創造性也沒有的。

與北京當局夜行吹口哨壯膽的「三個自信」不同,中共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由於這位教授未獲接受國外媒體採訪的授權,因此他要求記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曾表示:「我們剛與一大批極具影響力的黨員舉行了一次研討會。他們問我們,在我們看來,黨能執政多久,當黨垮臺時我們有什麼應對計畫。老實說,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但這恐怕很難回答。」(引自BBC)

其實,已經有人在用行動回答了。中國裸官家眷們、富豪們和歐美銀行的資金一起,就「像能預知大地震的動物一般」逃離中國。這就是他們的應對計畫。而香港的東亞首富李嘉誠也攜帶財產「脫亞入歐」了。

據日本《產經新聞》的報導,中國2012年非法外流的資金突破1萬億美元,大約是中國外匯餘額的28%,比2011年的6000億美元增長近一倍。2013年預計可能會達到一點五萬億美元。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今年以15億美元出售了所持的中國工商銀行的股票。瑞士信貸銀行和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也分別拋售了手中持有的所有中國銀行股。而美國美洲銀行也決定全面出售持有的中國建設銀行的股票。

北京近年來最為自得的就是它變成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這些平日精明的西方銀行家們居然有眼不識泰山,跟自己的錢包過不去?

就中國富豪的動向而言,《華爾街日報》指出,加拿大溫哥華2013年上半年售出了349棟價格在200萬到400萬美元的豪宅,來自中國的富豪是主要的買家。這使得溫哥華豪宅銷量比去年同期增加77%.

資本的嗅覺超級靈敏。它就像地震將臨前,紛紛出穴逃亡的動物一樣,對政治氣候有本能的直覺。企業家及其資本的動向是中國政治的「地震預測儀」。

類似東歐與前蘇聯當年的精英人才逃亡潮,繼中國人在1989年後的精神大流亡之後,中國大陸權力和經濟精英的物質大流亡——資本的「大出血」已經靜悄悄地開始了。

回想上世紀戈爾巴喬夫時代,大約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間,在與西方的民心競賽經濟經賽外交競賽軍備競賽已顯露敗像,異議知識份子日趨活躍,瀰漫於前蘇聯的公開化透明化已勢不可擋時,許多蘇聯與東歐的黨政精英意識到共產主義大勢已去,相當一批有辦法的體制外精英流亡西方,而體制內精英大部分做出了「換船」的決定。官僚們並不是有組織行動,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被稱為「棄船現象」。

而這一棄船行動所導致的歷史後果,現在已婦孺皆知了。

蒙不過三代

本文無意為中共政權算命,那有欠明智。但是,如果一個已經被歷史、被世界公認為已經失敗的制度(共產主義),還想欺蒙他的國民說它將長命百歲(譬如2049年慶祝建政100週年),甚至千秋萬代,這就太侮辱其國民尤其是網民的智商了。

事實上,迄今為止,歷史上所有共產黨政權,其壽命沒有一個超過了74年的。

歷史上一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要算蘇聯共產黨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蘇共執政74年後下臺,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則連續執政了71年退位。

過去,注意到這一極限長度的人們,基本上是用政治學(特別是現代化理論)理路來解釋的。如,國民平均收入的「民富」水準,龐大中產階級的出現,以及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後出現的放緩引發的政治後果等。質疑者則用「中國例外倫」對之。但是,實際上已有學者(劉瑜陳定定)精確地比較了韓國、臺灣等民主化轉型時的人均「民富」狀況,指出「中國例外論」是虛妄的。中國目前並沒有達到韓國與臺灣民主轉型時的人均GDP,因而中國大陸目前的非民主現狀並沒有推翻現代化理論的假設,何來「中國例外」?(「現代化假設認為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有人認為中國將是例外,但作此結論為時過早。韓國與臺灣在1988年開始實行民主政治,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當時兩地的人均GDP分別為6631美元和7913美元(相當於2010年的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為7544.6美元。預計到2017年,中國這一數字才將達到12000美元,並在2020年達到15000美元(以2010年美元購買力水平計算)。到那時,我們才能判斷中國是否是個例外。」劉瑜陳定定: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王原編譯,《華盛頓季刊》2012)

明乎此,可知所謂「中國模式」並沒有使過去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失效。

雖然如此,我認為對該壽命極限應還有更強的解釋。在我看來,74年並不是一個純粹偶然的數字。實際上網路上過去些年有人也已經注意到了共產國家「七十大限」的問題。一般而言,一代的時間長度為25年,74年基本就是三代人(考慮到人類壽命延長的普遍趨勢,不妨以80年為三代人的時間長度)。

人們恐怕還記得,北京很早就反覆宣傳並詛咒過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Dulles)的預言,以警戒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精英們。1954年,杜勒斯預言說:「……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他告誡人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託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前蘇聯與東歐的演進,驚人地兌現了他的預言,那裡有某種深邃的政治直覺。

這與科學界的普朗克定理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並不是通過讓它的反對者們信服並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過這些反對者們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

筆者簡括言之,就五個字:蒙不過三代。

對於像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論,如果不幸而君臨一國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則其依賴矇蔽信息和暴力謊言持續性專權統治的年限,不會超過三代;即是說,有個「八十年大限」在管著它。

何以八十年?因為大約是三代人時間。何以「三代」?因為代際權力蛻變需要兩次代際衰減。實際上,上述意識形態攫取了政權後,因其禍國殃民,故在國際競爭與國內執政中,很快就顯露敗像。但是作為國教的意識形態已經衍生出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遺產,該遺產需要兩代人方能消化殆盡。「蒙不過三代」(八十大限)也者,不過是歷史觀察的結論。它顯然與人的壽命長短有關。對共產國家,必須是第一代打江山者完全離世之後,變遷才會降臨。即是說,中國政治的變遷節奏與統治者的壽命是亦步亦趨的。

八十年大限

有鑒於此,聯繫到上述111年前的中國憲政大潮,聯繫到戈巴喬夫後期前蘇聯的「棄船」現象,再聯繫到臺灣上世紀70年底末風生水起的憲政運動,雖然各自的情勢與當下中國大陸有種種不同,然而其最核心的部分和邏輯是似曾相識的。無需太強的洞察力,也可以發現大體上可以用如下三個參照體對當下中國進行歷史定位:

1)晚清慈禧扑滅「百日維新」後又被迫「預備立憲」時期,特別是1910年的憲政運動時期

2)前蘇聯戈爾巴喬夫後期

3)上世紀臺灣蔣經國執政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以上述三個參照系為坐標,我們可以標識當下中國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

北京當局當然也看到了這一大勢。為恐嚇黨員與高幹,這段時間中共黨內常常放映它自己製作的解釋前蘇聯解體的電視片。(雖然俄國沒什麼人願意回到前蘇聯,而旅遊去過俄國的中國人,也知道俄國人平均生活水準比當下國人強)雖強作「自信」狀,但不自覺地流露在他們精心製作的影片中的那種混雜著恐懼、怨懟、兔死狐悲的心態,仍然是一覽無餘。這就把他們的「三個自信」紙糊燈籠戳了一個洞。

中共官辦而又有某種山寨特色的喉舌《環球時報》社論,則把他們的「自信」說得妙趣橫生:

它信誓旦旦:「中國注定要上演21世紀的人類政治絕技」。看來,救命的稻草是「政治絕技」了,只有它才能使他們「絕」處逢生,挽狂瀾於既倒了。

「絕技」者,自然不是平常心、平常技、「普遍道路」了。它必定是超凡非常之技,驚世駭俗之舉也。不過,一個武裝到核牙齒,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代表宇宙真理的政權,竟然注定要靠「絕技」才能活下去,豈不令人拍案叫「絕」?

其實,何須在21世紀,中國人在20世紀就早已領教過他們的「政治絕技」了:

在風調雨順的1958——196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和廬山巔口含咒語亮劍施法,上演「政治絕技」,結果使三千多萬農夫,餓絕身亡。

在風雲湧動的1989年,鄧小平在北京大院和武漢軍營,口唸咒語,調兵遣將,坦克上街,槍彈出膛,上演「政治絕技」,結果使上千名學生與市民,倒地而絕。

如今,他們又要出演「政治絕技」了。人們好奇的是,它還有何怪招「絕技」出手?人們想看看,究竟是以平常心走普遍路的120個民主國家倒地而絕呢,還是一家獨行的中共因「絕技」太絕而自戕,絕路而亡?

中國人與地球人都在拭目以待謎底。

共產黨君臨中國已經72年了。我曾給出的答案,則是梁任公百年前預言的迴響: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九字連屬成一名詞者。

何故?蒙不過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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