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後：老右派的辛酸淚

中國官方說，一共有55萬個右派。對於政治來說，這只是一個數字。無論是相對於美國的3億人口，還是相對於中國的13億人口，55萬並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今天，我們對半個世紀以前中國那些右派所經歷過的磨難有多少瞭解？我們當然知道，這55萬個人，每一個人都像你我一樣，要經歷每天24個小時、每年 365天的實實在在的生活。然而，我們是否知道，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背後，都有著一個令人心酸、催人淚下的故事呢？今天，我們就請幾位當年的右派講講他們的故事。

*「殺父之仇」+「黨天下」言論*

張成覺，廣東人，1939年生於香港。1958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學上學期間被打成右派。

張成覺：「第一，我是在劫難逃，因為我的父親是土改的時候被鎮壓的，所以我就屬於有殺父之仇了。共產黨認為你這樣的人啊，就算你不講什麼右派言論，也要收拾你。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呢，我承認我是右派，因為我對所有的右派言論，特別是儲安平那個‘黨天下’，我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他把一黨專政的本質用三個字概括得淋瀝盡致。我也就這些政治問題講了很多話。我那時還很小，才17歲。我進交大的時候還沒滿17週歲，所以我實際上是重複了那些大右派的話，特別是儲安平的話。可以說就叫‘積極地宣傳和擴散儲安平的「黨天下」的反動謬論’。」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張成覺和中國共產黨有殺父之仇，仇恨共產黨是自然的。但是張成覺否定了這種看法。

張成覺：「我父親被鎮壓的時候，我才11歲多一點，我甚至對我父親到底做過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很長時間認為，也可能他是罪有應得。而且我們家幾個哥哥和姐姐都參加了革命，而且有的已經入黨了，那個時候。所以我是在我父親這個問題上，我對共產黨是沒有任何敵視的。我大概是跟絕大多數右派一樣，是看不慣那些共產黨裡面的不正之風，激起一種義憤，然後就提出批評。我們並沒有想到要推翻共產黨。」

*流放充軍*

反右運動對張成覺的處理是「保留學籍，監督勞動」。但是所謂「保留學籍」根本是虛晃一槍。「監督勞動」也變成了流放式的勞改。

張成覺：「後來我們全部弄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充軍的交大的115個右派，除了有幾個教師以外，其他都是沒畢業的。我60年9月就充軍了。61年的9 月底突然通知我，給我摘帽。那麼既然摘帽了，就是說我不是右派了。那麼你說保留我的學籍。北京的一個哥哥寫信給交大黨委，說我弟弟現在已經摘帽了，是不是可以給他復學。學校黨委給他回了封信，打了官腔，說像他這樣的右派到了邊疆嘛，改造思想嘛，應該是繼續鍛練。因為它那個處份呀，名義上叫保留學籍，實際上等於已經把你踢出學校了嘛。」

張成覺在新疆一呆就是22年。

張成覺：「結婚是1969年。我太太呢，她是梅縣人，就是葉劍英那個故鄉。梅縣那個地方窮得叮噹響，地又少，所以她在那裡熬不住了。69年呢，她就到新疆去，想辦法找工作，到兵團。因為她同鄉早就到了新疆。我就這樣認識她、結婚。因為我老婆去的時候，剛好新疆那時候不招收工人了。那只好通過結婚才能留在新疆。」

當時，介紹人並沒有把張成覺是「摘帽右派」的情況講出來。

張成覺：「他們好像沒講這個事情。他們只是說，這個人是個大學生，人滿老實的。」

但是紙包不住火，張成覺的妻子還是知道了這個情況。

張成覺：「肯定是不滿意了。第一次還不是我告訴她的。有一次跟一個轉業軍人發生了爭執，那個人就乘機把我這個瘡疤挖出來。那麼她聽到了。那當然感到很無奈了。

「但是因為她姐姐跟她姐夫，特別是她姐夫很會做工作，就說，你從梅縣來這裡，那你不找這個大學生，雖然是個摘帽右派，那你難道找一個勞改釋放的，刑滿就業的？那個年齡還大，還沒有文化，你願意嗎？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了。就是說，這個右派大學生總比你找一個年紀更大的勞改釋放犯好。而且那個時候已經生米成熟飯了嘛，大孩子都出生了嘛。也就這樣湊合了。」

*「因禍得福」*

張成覺夫婦在新疆生下了三個女兒。「黑五類」的子女，在當時的中國很受歧視。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張成覺所在的工作單位主要由勞動教養刑滿釋放人員組成。相比之下，「右派」也沒有那麼「壞」。張成覺的子女反而「因禍得福」。

張成覺：「因為我所在那個單位是個‘新生’職工單位，那個勞改犯的子女跟我右派子女比呀，哎呀，也不是彼此彼此？不過當然他們比我高一點點了。但是我有我的優勢，我有文化啊。因為農民啊，他對文化也是很矛盾的。有時候他對文人啊也很反感。但是農民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多讀點書。所以他對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全面地都敵視。

「打個比方，沒有頭髮的人，有時候是很痛苦的啊。假如大家都是禿子，有一個禿得厲害一點，有一個禿得沒有那麼厲害，那相對來說，那種自卑感也就沒有那麼厲害了嘛。對不對？假如多數人都是有頭髮的，你這個少數人是禿子，那很慘的。」

張成覺在1982年離開新疆，並且在1988年離開中國大陸，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香港。

*支持自由民主+批斯大林*

葉國榮，出生在越南的華僑，在中學期間就受到中國左傾思想的影響。

葉國榮：「比如說，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都是給我的思想打了基礎的。而且我家庭貧困，‘等貴賤，均貧富’這種共產理論，我有天然的接受傾向。」

1953年，心向中國的葉國榮從越南遊過邊界上的一條河，偷渡進入中國，並且在當年如願考入武漢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習。葉國榮不僅加入了共青團，還擔任了班長。1957年，中共發起反右運動。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親自到武漢大學動員教師和學生「鳴放」。

葉國榮：「王任重當時是湖北省委書記。他曾經到學校召開座談會。聽了別人講的話，我很同意他們。而且我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對自由、民主也是很喜歡。相對來說了，我就感到共產黨缺乏這方面的。比如說，1955年反胡風，‘肅反’的時候，我就說，胡風這麼壞，借他的書來看看到底他是怎麼壞法。我到圖書館呢，一本書都找不到。我就感覺到，只准批判者講話，不准受批判者辯護，這是不公平的。

「當然有些同學反對一黨專政，提出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的時候，我就同意他們。在反右過程裡邊，我實際上也沒有寫過大字報，也沒有發過言，但是我同情那些同學，我以班長的身份帶領全班同學去支持他們。」

葉國榮的行為構成了成為右派的理由。同時，他的畢業論文導師也對他落井下石，使他多了一條「反蘇」罪狀。

葉國榮：「我的畢業論文是要批判斯大林的錯誤的經濟理論。草稿裡面，我說斯大林這個作風是‘惡人先告狀’。我跟我的指導老師討論我的畢業論文的時候，他沒有說什麼意見。他同意我的觀點。但是反右以後，他就揭發了。」

*偷越國境被遣返*

此後，葉國榮經歷了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生活。

葉國榮：「批判我說，為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不承認這點。我不承認，就加重我的處份，不分配我的工作，監督勞動。最初在圖書館勞動。後來我就跟著下放幹部一起到農村去。‘大躍進’以後，生活有困難了，學校自己要辦農場，我就回到本校農場，在養豬場養豬；在蔬菜大隊種蔬菜。

「勞動到1961年，前後有4年的時間，然後摘掉帽子，調回系裡面，要我搞資料工作。但是只搞了兩年，學校又把我冒充應屆畢業生，趕出學校了。它硬是塞到一個市屬的工廠裡當統計員。

「文化大革命時，我就偷越國境，67年，我重回越南。結果越南把我送回來了，判刑5年，68年到73年。坐滿了以後還是留場勞動。79年正式辦手續出來了，到法國去了。」

*自責未挺身而出*

對於他和其他右派遭受的磨難，葉國榮不僅指責毛澤東，他還相當自責。

葉國榮：「從責任來講，毛澤東是罪大惡極。但是也不光是他一個人，這個是制度問題，很多人的問題。我自己都有責任。我呢(哭)......我是受了教育的人，知識份子，我嚮往共產主義是個公平的社會。《國際歌》裡面，‘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對不對呀？對嘛！我參加過共青團，我相信應該為這個事業獻身。

「我和大家喊了‘萬歲’，喊他‘萬壽無疆’，那我是不是有罪呢？為什麼我不挺身出來呢？如果有很多像林昭這樣的人，肯定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就不會得逞。很多人看出來，但是為了自保，為了自己的生存，有口飯吃，隨大流，沒有獻身的精神。」

*批領導不鑽業務搞特權*

瀋力成，1953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分配到海軍艦船修造部工作，授中尉軍銜。1957年與北京大學教師趙根植結婚，同年被打成右派。

瀋力成：「我是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做的，給黨提意見啊。我覺得黨那麼虛懷若谷，要徵求大家意見。黨是有缺點的。任何人都有缺點。我們提缺點，那把它改正，那多好。所以我很興奮。我提的主要是，一個就是希望當時的領導幹部應該鑽研業務。看到那些幹部們上班，喝喝茶，拿報紙，對技術不鑽研。這對工作很有影響。

「還有呢，就是特權。就是那次我到海軍青島基地去，我住在很高級的招待所。結果邊上有一個游泳池，一個海灘游泳池。我跑過去，衛兵說你不能進去。我就回來在日記上寫，我說這是特權，不好。這個海濱嘛應該是大家的海濱，怎麼能夠不讓人進來呢？只有高級首長(可以)。共產黨怎麼好搞這些特權。不相信。很幼稚啊。」

像許多人被打成右派一樣，瀋力成的罪名之一也是「反蘇」。

瀋力成：「美國這個技術，空軍的也好，陸軍的也好，都有接觸。所以一看蘇聯的東西，咂，不怎麼樣嘛！還有蘇聯很多它自己的教條的東西。」

*護夫退黨*

瀋力成被打成右派，妻子趙根植當時心中充滿怨氣。

趙根植：「58年，我每天下班回家經過校園，看到有些畢業班的學生，為了表現自己積極，把已經戴了右派帽子的同學拉出來鬥，而且有的學生真地很年輕。我當時回來就跟我的同屋，還是我的好朋友，4年大學的朋友，就發牢騷。我就覺得這太過份了。這些年紀輕的人，他們說點錯話，就是右派。那時候我的領導跟我說，右派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劃清界限。那我就覺得我不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他們都很愛國。他們沒有反什麼。結果我沒有想到我的同學，我說的話， (她)都去匯報。

而且我因為是學俄語的嘛，尼古拉索夫寫過一首詩叫《俄羅斯女人》，就講沙皇把‘12月黨人’都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礦坑去挖礦，有一個貴族的婦女千里迢迢去找她的丈夫。詩的題目叫《俄羅斯女人》。我就當時心裏很難過，我就覺得我先生，我也不知道到哪裡，類似西伯利亞的地方去，可能去流放了。那麼我就在那兒抄那首詩，我自己的日記本。我就放在抽屜裡。

「我沒想到，她看我在寫東西，她竟然就把我的這個東西交給我的那個留學生班。有一天，我去上班，怎麼一下都變成我的大字報？然後馬上就開會，就批判，說我為反革命丈夫鳴冤叫屈，說我要做‘俄羅斯女人’。我其實心裏是有這樣想，他們倒也沒冤枉我。然後就找我談話，就是說(我)跟反革命分子站在一道，右派份子站在一道，根本就沒有資格做共產黨員。

「我心裏在想：這樣的共產黨員，我就根本不願意做了。我原來以為做共產黨員就是要學習好。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努力幫助同學。我想，你說的是對的，我本來就不是這個隊伍裡的一個人。所以他就說，但是你自己也沒有什麼右派言論。開除嘛，這一檔你還不夠。那麼就叫勸告退黨。他就說，你自己考慮考慮。

「我當時就回到教室裡，撕下一張備課紙就寫了一個申請退黨。我說我不夠做一個共產黨。我沒想到入黨就是要去斗人家。這點我絕對做不到的，是違反我做人的本性的。

「當時的黨支部書記，我還記得，叫戴新民，看了以後就拍桌子，勃然大怒。他說，你倒老痛快的嘛，幾分鐘就寫好了，你是不是覺得丟了一個負擔呀？就把我哇啦哇啦罵了一通。我也一聲不響。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親人遭殃*

瀋力成被打成右派，還株連了自己的弟弟。

瀋力成：「我那個小弟弟對航空是非常有興趣。結果要考航空學院就不讓他考。他想起這件事就很難過。我也很難過。」

文革期間，他的右派身份也株連了自己的子女。

趙根植：「當時我們樓上有一些工農幹部子弟打我的大女孩子，那時候只有6、7歲吧。他們追著她打，她本來就是氣喘病，很瘦弱的，只好逃回家裡。就告訴她不要出去。結果他們就從玻璃窗裡，熱天開著窗嘛，就丟大便啊，石頭啊，什麼都往裡面丟。」

*環境逼良為惡*

半個世紀以後，趙根植和丈夫瀋力成生活在美國。對於當年好友出賣自己，趙根植有了更客觀的認識。

趙根植：「我那個同學，原來也是一個蠻好的同學，滿要好的。但是就是說在那種政治運動裡邊，那種社會環境下，就逼著一些本來還很好的人就變成很邪惡。就是要靠著這個才能上去。她本來業務比較差的。結果她就靠著這個升上去了。後來她一直是留在大學裡。

「我倆(20)04年回去的時候還碰到她。(她)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我就覺得，我並不恨她。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是那個時代決定的。很多很多人，你知道，原來我在我的班級裡因為年紀比較小，我覺得我的同學都非常好，他們對我都非常好，覺得真的是自己一生裡很值得記憶的年齡。但是後來，就是看見你，都背過臉去了，沒有一個人再理你。

「有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我那個時候還沒離開北大。有一次，一個阿拉伯埃及人強姦了一個弱智的女孩子，一個中國的女孩子。後來就是我們教職員工和學生都來開會。因為翻譯人員不夠，就把我原來班級留校的一些學生，研究生、助教都找來，給另外的一些學生翻譯。他們看見我就好像沒看見一樣。當時那個心裏是很淒涼的。

「後來九十年代吧，我原來最好的一個同學，常常去我家的，很熟悉的，可以說我一家人都對她很好。她寫了一封信。她就說：‘我是流著眼淚給你寫信。’ 就是說這些人當時都是迫於那種政治的高壓，為了要剖白自己，免得惹禍上身，只好做與良知違背的事情。但是習慣了，最後就不知道什麼是良知了。就覺得政治氣候怎麼樣，就怎麼樣做。」

一場反右運動，釀成多少人間悲劇，也毀滅了多少師生、同學、朋友、甚至親人的關係。但是趙根植沒有隨波逐流。

趙根植：原來我是在北大外國留學生班教留學生的。反右以後，說我不劃清界限，不跟右派丈夫離婚，就被調出那個地方了。因為留學生工作算外事工作，所以我沒有資格。調到一個老遠的中學。」

*危難中的忠貞*

當時，趙根植承受的精神壓力絕不比丈夫瀋力成要小。但是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支持自己落難的丈夫。

趙根植：「我是想到我先生以後到哪裡去，要怎麼辦，我的孩子出生了怎麼辦，想到的是這個。那種精神屈辱，沒有經歷過當時那種生活的人很難體驗。覺得你真地要靠意志，就覺得你不能死。本來我還有幾個比較好的同學，還以為我要跳未名湖了，結果就來勸我。我想我不會死的。一方面我就覺得，我還要支持我的先生，因為我覺得他很冤枉(哭)......哎，就是這樣。」

半個世紀以後，當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行為早已為人們所不齒。而危難之中的忠貞不渝仍然為人們所讚嘆和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