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專欄】農民工痛苦的根源在哪裡？

據大陸新華網〈焦點網談〉欄目3月6日報導：進入３月份以來，返鄉農民工陸續回到城市。福建省是農民工較為集中的沿海大省，隨著這裡的工廠持續出現「招工難」，謀得一份工作對大多數農民工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但農民工卻遇上了一些「難處」，在城裡的生活開銷增大了，農民工打工「增收」難了；一部分農民工子女在城裡有書念了，卻發現在城裡的公立學校「容身」難；新一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道路上，工資報酬不高、社會保障少等仍是橫亙在他們面前的老大難問題。

一位自稱是來自山西的農民工張可清和他的妻子在廈門市湖裡區打工。近日，張可清陷入了一場兩難抉擇。張可清說，他們夫妻倆每月打工總收入１７００元，供孩子在廈門讀書每月費用為６００元，家庭日常開銷９００元左右，餘下的錢還要寄一些回老家。「培訓需要時間，我一旦脫產去參加培訓，那我們一家的生活就很難維持下去。」近年來，隨著舉家進城的農民工逐漸增多，農民工在城裡的生活開銷日漸增大，農民工要求漲工資的願望也在增強，然而農民工自髮式的就業形態，又使得他們普遍缺乏培訓，不能成為具備熟練專業技能的工人，農民工漲工資的願望深陷於自身素質難提高的窘境。

廈門大學勞動經濟研究中心提供的一項廈門１１９０位農民工的調查表明，農民工技能培訓很缺乏。６２.９％的農民工沒有擁有專業技術證書，有初級、中級和高級技術證書的農民工人數成遞減趨勢，分別佔２０.６％、１３.５％和３％，多數人找工作卻遭遇了資質要求。農民工參加技能學習培訓情況也不理想，多數人未經過正式學習培訓。廈門大學勞動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吳碧英教授認為，從１９９０年至今，農民工的打工收益實際上一直在下降。據廈門市統計局公布的２００５年數據，廈門市城鎮單位在崗職工不包括獎金和津貼等僅月工資就達１８８１元，農民工人均全部的月收入卻只有１０７６元，而這１０７６元還含有加班費等其他款項。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那麼農民工和城鎮在崗職工的工資水平實際上可能相差近一倍。

而另一項在廈門市１９６家企業的調查顯示，只有２４.６％的企業在員工參加培訓有效果時，才會給予待遇或者職位上的提升，而６８.３％的企業則「要考慮企業和個人的具體情況確定」。福州大學管理學院張炳光教授認為，企業僱主對農民工學習培訓激勵效應不強，而且，農民工學習培訓所涉及到的還有費用問題。因此，由於他們收入不高，想自己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只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張炳光總結，專業技術是制約農民工向高報酬行業和崗位流動的最大障礙，低技術導致低收入，而低收入反過來又制約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如此惡性循環，使農民工難以擺脫困境。如何解決，則需要政府和企業探索可行的途徑和方式，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投入，幫助他們提升謀生技能。

再來說說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福州的公立學校近年來向農民工子女敞開了大門，據福州市教育局有關人員介紹，福州市教育部門從２００４年開始挖掘市區１８所初中、１２所小學的辦學潛力，為農民工子女提供入學方便，目前共接納了九年義務教育的農民工子女７萬多人，其中小學５．８萬人，初中１．５萬人。但當農民工子女幸運地走進城裡的公立學校後，一些人卻「心事重重」，為他們能不能像城裡的孩子一樣公平地享受教育而擔心。

１３歲的劉雲峰來自四川省達州市管村區九嶺鄉，兩年前隨父母來福州，現在就讀於福州市鼓樓中心小學五年級。劉雲峰學習成績很好，期末考試門門功課是優秀，但劉雲峰的父親從日記中知道兒子的心事後，很擔心。他說，孩子害怕讀書差了，拖班級後腿，不受同學老師的歡迎；考試考好了，也害怕在班上評不上先進，很丟臉。位於福州市臺江區的第３８中也是一所接收農民工子女的公立學校，就讀於這所學校的部分農民工子女同樣也存在在學校難容身的感覺。３８中一位來自江西的學生告訴記者，許多老師都認為，是農民工子女在拉低學校整體的教學質量，影響了學校在全市教學質量評比中的排名，因此有些排斥。３８中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農民工子女因父母工作的頻繁變動而流動很大，儘管學校接納的農民工子女不多，但是仍然擔心這部分學生會成為學校負擔。這些學生來自農村，學習基礎相對較差，在平時的綜合科目測試中，綜合成績達到及格的不多。

一些農民工告訴記者，孩子在城裡學校讀書都很懂事，孩子心裏害怕也不讓大人擔心，他們希望學校對農民工子女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學校要加強與他們聯繫，及時溝通學生的情況，幫助孩子克服心理障礙。

關於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記者採訪了近日到福州市社會勞動保險公司三樓服務大廳裡辦事的熊光輝，他剛填完一張「退保」申請單，拿到１０００多元的退保金後，要到另一個城市碰運氣。熊光輝說，他來自貴州省平塘縣，今年２５歲。１８歲還未念完高中他就上深圳打工，２０歲那年到廣東東莞，再一路由汕頭、廈門來到福州，當過食品推銷員、服裝打板師、廣告業務員等。在福州，單位為他繳納了一年多的社會養老保險，當時覺得生活多了一層保障，對福州多了一些歸屬感。但當他與原單位解除勞動關係後發現，他沒法將養老保險賬戶轉到另一個城市，只能選擇獲取賬戶繳費部分一次性支付金額，頓時有些失落，原來自己仍未能成為城市的一分子。

熊光輝說，他很瞭解身邊八十年代出生的「新農民工」，他們夢想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與父兄輩們的體驗差異很大。儘管戶口本上他們仍是農民，但多數人從未接觸過農業生產勞動，甚至連自己家裡有幾塊田都搞不清楚。他們是看著各種各樣的動畫片和玩電腦網路遊戲長大的，評價城裡孩子的「自我」、「物質化」、「無責任感」這類標籤，對他們也同樣適用。他們想在城裡有喜歡的工作，買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但正因為是農村戶口，他們中很少有人能成為真正的「城裡人」，多數人在城裡「頭頂無片瓦，腳底無寸土」，在城裡無法安居，又不甘心回到農村，就選擇在不同的城市間漫遊。熊光輝還說，正如農村有股推力把農民推向城市一樣，城市也有一股推力把農民工推回到農村。他的叔叔快５０歲了，現在長三角的一個大城市裡打工，像他叔叔這個年紀的屬於第一代農民工，文化程度相對較低，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業越來越困難，他們的城市生活既缺乏社會根基，又缺乏社會保障。最後，在城市裡難以維持生計，只能選擇返回農村。

福州大學社會學系甘滿堂副教授認為，農民工的很多問題最終癥結都出在現行的戶籍制度上。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塊。政府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城市，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嚴重滯後，農民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障，農民工也因戶口問題而無法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障。新一代的農民工對城市的依戀程度明顯增強，但如果現有的社會制度一直僵持不動，若干年過後，新農民工也將面臨同他們的父輩一樣的命運。

是啊，看看我們周圍，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哪一塊磚不是農民砌的；寬闊整潔的漂亮馬路，哪一寸地不是農民平的；溫馨舒適的個人家居，哪一間房不是農民裝的。「城裡人」不願意幹的苦活、累活、髒活，他們都「義無反顧」，統統包下。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為所在城市的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值得尊敬的。雖然他們造成了一些城管、市容、治安等諸多問題。但這與他們的貢獻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憑良心講，有了農民工付出的廉價勞動力，才有了我們現在坐享其成的生活。而等他們老了，干不動了，榨不出什麼油水了，我們就把他們一腳踢回老家，再讓他們的下一代來填補這個空缺。大陸有句俗話：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不要不敢去面對，這正是當今大陸「城裡人」的真實寫照。

農民工之所以這樣「下賤」，歸根結蒂就是該死的戶籍制度。自從共匪1949年篡國以後，1951年7月，公安部發布的《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規定：「來客超過三日者，須向公安派出所報告。」這一條例一下子就「暫行」了幾十年。1958 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其中第十條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一歷史性的法規，徹底地把國民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序列，開始了幾十年的「城鄉二元分治」結構。儘管後來有了「農轉非」的措施，但內部掌握其指標僅為千分之幾、甚至萬分之幾；而且還有人統計過，辦理「農轉非」需要5份證明、9枚公章、11道手續；如果不是參軍、上大學等，「農轉非」簡直比登天還難。就算哪個農民突破了「禁區」，僥倖「鑽進」了城市，也只能是「黑戶」、是「盲流」！

其實，大陸的「城鄉二元結構」只是一個短期的現象。自秦漢以來，我國一直處於農業社會，從來不存在城市和農村的分割與斷裂。歷朝統治者多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農民的地位甚至高於商人。長期採取的兵役制，使得兵、民互通；科舉制又在農民與士人之間架設了橋樑，往往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是在戰亂時期，人們的自由遷徙也從未間斷過。

即便是在1949年以後，大陸也曾經有過短暫的自由流動，在1952-1957年的期間，就有大約2000多萬農民自由流入了城市。然而，共匪的1954年憲法取消了人民自由遷徙的權利，使一個人的出生，往往需要「撞大運」。隨著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國家的各項政策，都沿著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分割體制運轉，並在經濟與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逐步強化這種分割，為兩部分居民建立了兩種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如農業稅制度、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最終形成了城鄉之間斷裂的兩個社會。舉個當代人都會覺得是個笑話的例子：在人民公社時期，當農村遇到自然災害時，連農民外出要飯，都必須由所在地的公社開具證明才能出門乞討。一句話，你要是出生在城市就佔便宜；出生在農村就要吃虧，天生「注定」要當二等公民。

本來，戶籍制度並不該帶有強制的色彩，而是完全可以僅僅具有管理、統計等服務性的社會職能。但是在大陸，戶籍制度的根本特點就在於其具有強制性。政府利用戶籍制度規定了每個公民「應當」居住和生活的地區，強制取消了公民的遷徙自由，將公民的遷徙置於國家的嚴密掌控之下。如今，共匪雖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趨於削弱，但還頑強地存在著。也就是說，要想全面地瞭解戶籍制度產生的原因，就必須把這個問題放在更大的背景——政府對人民社會生活的全面掌控之下進行考察。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年來社會輿論一直要求取消這個落後的戶籍制度，而共匪卻總是虛與委蛇的原因所在。說來說去，剝奪人民遷徙自由才是現行戶籍制度的「精髓」。共匪一直狡辯人權即是生存權，而它所制定的戶籍制度卻從根本上侵犯了做為人的基本生存權。

眾所周知，當今世界各國都出現了城市化的浪潮。儘管大陸去年城鎮人口比例為36.1%，但與世界平均的47%、發達國家的75%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現在，美國每年有20%的人口在遷移，法國、德國、瑞典等國家每年有10%左右的人口在遷移，據說大陸每年人口遷移的比例從未超過3%！可是，「穩定」的表面下卻是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比如每年的春運「盛宴」。農民工——最有資格成為土地的主人，卻在他們辛勤工作的城市中沒有一寸屬於他們土地！雖然溫家寶在上個月６日下午，接見了包括農民工樊書生在內的１２位「草根」，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這樣的話：「加快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重點推進農民工工傷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障工作」、「繼續解決好城市困難家庭和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讓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學，都能上好學。」可是，溫總理，您不要忘了，大陸現有２億多農民工，絕大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和專業技能不精，並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指望您手下的那幫貪官污吏為處於社會最底層的龐大人群服務，您說，他們辦得到嗎？

有報導說，目前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還在實行大陸這種戶籍制度，另兩個分別是朝鮮和貝南。朝鮮名氣「大」得很，自不必說，而貝南恐怕沒有多少大陸人知道。而我們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身邊竟站著這麼兩個「哼哈二將」，簡直是奇恥大辱！綜上所述，政治原因形成的目前這種戶籍制度正是大陸所有農民工一切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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