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供

 1970年2月16日,我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關押到銅川市監獄(看守所)14監號。監號的門剛在身後關上,立即迎上來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熱情地說:「心裏不要難受。咱們都是牛鬼蛇神!」雖然在四五千人的「公捕」大會上,我已橫下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堅硬決心,他的話仍然使我感到親切,油然生久別歸家之慨。這個年輕人叫張如意,陝北延川縣人。1966年紅衛兵串連時,一位陝北女紅衛兵在銅川市一礦附近的山坡上被強姦殺死。張如意從四川探父回家,路過銅川,隨著絡繹的群眾「參觀」了案發現場。只因逢人便說,有心者檢舉,遂成「強姦殺人嫌疑犯」,拘押已三年多了。

另一個皮膚白皙,精幹、健談的年輕人叫王振軍,也是二十四五年紀,河南人,銅川一礦工人,案情是「現行反革命」,關押已超過一年。兩個月後,在4份的公判大會上,被判處20年徒刑。第三位叫徐春生,一張和善溫厚的面孔,某軍工企業的技術工人,案情記不清楚了。個頭比我還高的一個當地人叫張凌懷,小學教育主任。當晚開飯時,我把稀飯灑到地板上,正準備用腳去抹,忽被張凌懷大聲制止:「那還能用腳抹?趕緊爬下去喝了。」知道我不會去喝,他就說:「你真的不喝?那我就喝了。」說罷爬到地上,把灑下的稀飯吸了個乾淨,使我感到驚愕。但他每次吃飯時,都要省下一小塊饃,積少成多,已經攢下了兩個整饃,放在監號高處小小的窗台上。

原籍上海的同光,四十多歲,消瘦,臉色鐵青,關押的時間最長,因此睡在緊靠門邊空氣最好的地方。他的「案情」是1949年前,曾任上海灘青紅幫的一個小頭目。他對自己的前途態度坦然,因為這些「歷史問題」,早在「解放」初就交待清楚、做出結論了。他每天早晨都要「鍛練身體」,方法是面壁而立,向著前上方左右揮拳。從每天100下降到每天 50下,再降到30下,半年後乾脆停了下來,原因是餓得越來越沒有力氣了。

睡的都是地鋪,沒有床板,鋪著約一寸多厚的麥草。從各人「床鋪」的位置,可以準確知道入獄的先後。剛來的新「犯人」睡在最裡面,左手牆角就是便桶,是空氣最糟糕的位置。當我進來時,睡在最裡面的是吳建華,他已經進來三個月了。就是說,三個月來,這個監號沒有再進「犯人」,說明社會秩序正趨於穩定。但是突然發動了「一打三反運動」,於是寂寞了好久的監號突然熱鬧起來。原來只有6個人的14監號,短短一個多星期,就增加到13人,每個人的鋪位不到50厘米。

我是坐著公安局的北京吉普,從70里外的東坡煤礦直趨銅川市看守所的。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車,事後知道,這幾乎也成為我的最後一次坐小車。公捕大會上聽到高喊「槍斃黨治國」口號,我未免感到好笑:「至於嗎?」實際上我的死刑判決,逮捕當天就上報到省上去了。押我上吉普車時,捆綁我的兩條繩子只解開了一條,以致行到半路,我終因暈車而大口嘔吐起來。對一個預定要判處死刑的人,有什麼「人道」好講?因此連鋪蓋也沒有讓帶。銅川地近陝北高原,二月的天氣還很冷。我沒帶鋪蓋,吳建華就讓我合蓋他的被。

不管冬夏,監所都開兩頓飯:早飯8點半開,下午飯4點開。這天下午飯剛開完,吳建華就被喊出去,稱為「提審」。約一個小時後,我也被「提審」。我回到號子,已經是次日凌晨4點左右,而吳建華卻是天亮才回來,估計已經7點多。算起來,他總共「提審」了十三四個小時。

但吳建華並不顯疲倦,甚至還有幾分興奮。他告訴我說:他只在被捕的第一天,「提審」了一次,此後再沒有問過他。他估計這次「提審」後,就快要處理了。他說,這次「提審」他的,是位30多歲的年輕人,不只態度和藹,而且還和他談心,問他是哪一年參加革命的?哪一年入的黨?從他抗日戰爭在哪裡打過仗,到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問得都非常仔細,耐心傾聽,對他的革命歷史流露出敬佩之情。這一夜,他簡直就是在回味自己一生的光榮歷史,佔了審問時間的90%以上。吳建華說,審問者又是給他遞煙,又是給他倒水,簡直就是朋友一般。直到天快亮時,才「順便」地和他談到案情。他好像拉家常一樣地問吳建華:「現在咱倆說心裏話,你給九龍寫的那兩封信,動機究竟是什麼?」對於「反革命犯罪」,動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反革命」的定義是「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的行為。」如果「反革命」的「目的」沒有書證,就必須有自己交待的「動機」。

吳建華屬於「抗日戰爭扛過槍,解放戰爭渡過江,抗美援朝負過傷」的共產黨「老幹部」。復員時是軍醫,安排在銅川市紅土鎮醫院當醫生。文革開始後,由於「男女關係問題」,被醫院開除了公職。老婆是安徽人,家庭婦女,落戶在銅川市一個農村當「公社社員」,5個孩子,都沒有成年。開除公職對他一家人的生活是個致命打擊。他多次申訴沒有結果,遂生報復之心。趁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之機,吳建華先給銅川市軍管會寫匿名信,說紅土鎮有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核心就在紅土鎮醫院,頭頭就是醫院的領導。寫信者本人雖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卻是脅迫參加的。因為害怕這個地下組織的報復,不敢暴露姓名,只求破案後能免除他的罪行。接著又向設在九龍的臺灣國民黨特務機構寫了兩封匿名信,自稱是紅土鎮的一個反共組織,核心就在紅土鎮醫院。這個反共組織的頭頭是醫院的領導,希望與他們聯絡,提供武器資金等。吳建華說,他這兩封信確實過分而且性質惡劣,但動機確實只是栽贓報復,沒有「反革命」目的。他知道寄給九龍的信必定被公安局截獲,根本不可能郵過去。目的只在「證明」這個地下反共組織確實存在,而且還在活動。這些信發出後,很快就有解放軍一個排開到紅土鎮,對醫院實行軍管,調查地下反革命組織一案,弄得人心惶惶。

但這晚上,友好的審判者向吳建華「交底」說:「現在黨實行的是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犯錯誤不要緊,關鍵是態度。態度好,多大的錯誤也會從輕處理;態度惡劣,拒不認罪,即使很小的罪行也會從嚴處理,那差別可就大了。」這類「政策攻心」,我們這些蹲過「牛棚」(「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各單位集中關押一批清理對象,稱為「牛鬼蛇神」,關押的處所,叫做「牛棚」)的人都耳熟能詳。例如,東北一個人只寫了一次「反動標語」,因為態度惡劣拒不認罪而被槍決;上海一位工程師,寫了二十多次「反動標語」,由於主動交待,最終免於刑事處分。這位審判者對吳建華說:「你受黨教育多年,應該相信黨的政策。你歷史上為黨立過很大功勞,眼下不過一時走錯了路。誰一生能不犯錯誤呢?改過來就是好同志。你第一封信的性質是栽贓陷害,那是明顯的。第二、三封信的性質也很明顯,就是投敵叛國嘛(他們認為臺灣是「敵國」)。其實你的信並沒有造成什麼後果,被公安局截獲了,按說具體罪行確實沒有。問題全在如何認識,前途決定於你的認罪態度。你不承認,組織也會給你認定,那處理可就從嚴了。你不是有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嗎?判你三五年,五個孩子還不是社會的負擔?領導也不願看到這個結果。只要如實坦白交待,徹底認罪,那你可就主動了。過幾個月麥子就熟了,爭取早日回家,還可以趕上收麥子。你自己好好考慮一下,我可全是為了你好,甚至給你說了些本不應該說的話。」 吳建華很感動,想了一下,終於下決心說:「那我就承認了,我給九龍的兩封信,動機就是投敵叛國。」審判者非常高興,說:「這就好了。我向你保證,你一定可以得到從寬處理。下面還有兩個技術性的小問題。你給九龍的兩封信都編了兩位數的號碼。你能回憶起號碼是多少嗎?」 吳建華說,那都是隨意寫的,記不起來了。審判者說,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也可以幫助你回憶。先說第一封信的第一個數字,你回憶一下是多少?吳建華隨便說: 2。審判者說,小了。再回憶。吳說:9。審判者說,大了。再好好回憶一下。就這樣,每猜一個數字,在「大了」,「小了」,「接近了」的不斷幫助提示下,用不了幾次,第一個號碼「交待」出來了。然後再一次落實說:「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這個數字?」 吳建華說:「沒問題,就是這個數。」「那好。」記錄在案。接著是第二個數字,如法炮製,用不了幾個回合,第二個數字也準確地「回憶」出來了。第二封信的編號也都在審判者的「幫助」下準確無誤地「回憶」出來,一一記錄在案。吳建華簽了字,摁了手印。審判者態度非常友好地對他說:「你不要有什麼思想負擔,回去安心等待處理就是了。」

這裡最能蠱惑人心的是,審判者不說你「犯罪」,而只說你「犯錯誤」。「犯罪」是敵我矛盾,隱含著殺機;而「犯錯誤」則是人民內部矛盾,有親切的意味。那天晚上「提審」我的楊先生,對我念的「毛主席語錄」竟然是:「凡犯了錯誤的必須認真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須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以前更高。」銅川市當天向陝西省上報了七名死刑名單,其中就有我。他們早就準備殺你了,但對你並不表現得仇恨滿腔,甚至都不稱你犯了罪,反而通過「語錄」使你產生自己只不過「犯了錯誤」的錯覺。你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了,卻引導你考慮什麼「威信損失」。已經決定要殺吳建華了,卻給他說,你若抗拒不交待,就會「從嚴」判處你三五年徒刑,使吳建華產生錯覺,思想麻痺,認為釋放就在眼前,完全喪失了自我防衛的警惕性,做夢也不會想到殺頭的可悲下場。

這天「提審」後,吳建華的情緒似乎穩定下來,耐心地等待甚至盼望著早日「處理」。他的腿部在戰爭中受過傷,走路雖有點痛,但並不顯跛。他鍛練身體的方法是在靠牆的走道上向前走九步,再倒走著回來,也是九步。他的身材高挑而清瘦,對同監號的獄友善良而和氣。他的胃開過刀,不能一次吃完早餐時的一大碗稀飯和半個饅頭,總要剩半個饅頭。不是他吃不下去,而是中午如果不吃點什麼,胃就十分疼痛。我問他,如果放開吃,你現在一頓能吃幾個饅頭?他回答說:「最少五個。」

在對命運的擔憂中,在焦急的等待中,在沒話找話說的百無聊賴中,又過去了五天。2月22日下午,吳建華被叫了出去。過了幾分鐘,看守所黑煞著臉的惠所長來到14監號,張如意這些「老犯人」都「呼拉」一下站了起來。惠所長讓大家坐下,問:「你們都願不願意立功贖罪,靠攏政府?」除我以外,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回答:「願意!」惠所長看著我說:「黨治國,你呢?」我吃驚於他竟然能叫上我的名字,也學著大家的樣子說:「願意。」卻不知道這回答的含意是什麼。然後他說:「吳建華回來後,你們要注意他的表現。晚上分兩班睡覺,不要出什麼事情。有什麼情況隨時報告。聽清楚了沒有?」大家齊聲回答:「聽清楚了!」惠所長一出去,張如意就向我伸出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說:「要槍斃老吳了。」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因為這個結果和原先的期望反差太大了。

很快,吳建華回來了,戴著手銬,臉色灰青。大家圍上來關切地問:「老吳,怎麼樣?」 吳建華說:「宣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大家都做出吃驚的不相信的樣子說:「怎麼能這樣?」徐春生皺著眉頭小聲問:「你是不是聽錯了?」 吳建華現出哭笑不得的神情說:「這麼大的事,怎麼能聽錯了?」沉默了一會,吳建華說了給他宣判的經過:他被帶到監獄外面一個大房間,裡面坐著七八位身著戎裝的軍官,神情都很嚴肅。桌子上放著一張八開大的打好了字的紙,半邊用報紙遮著。一個人向吳建華宣讀露出的半邊,是關於吳建華犯罪的「事實」。念完後,問他有沒有意見。他回答說:「沒有。這都是我承認過的。」於是讓他簽字、按指印。然後讓他退下,拿開報紙,露出蓋著的另一面,宣讀說:「現在給你宣布判決:根據你上述罪行,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你有沒有意見?」 吳建華說:「我受黨教育多年,心裏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家中有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我認為自己還可以改造,要求上訴,請求給我出路,給我重新做人的機會。」宣判的人說:「你的意見我們都記錄下來了,給你向上反映。你現在回去,等待結果,不要胡思亂想。」

大家臉上都顯出驚駭的、悲傷的、難以相信的、痛苦的表情,對吳建華說:「你既然提出了上訴,事情還有希望。上訴答覆下來,至少也得幾天時間。」實際上, 1950年頒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反革命死刑犯是沒有上訴權利的。這個規定不僅「文革」中依然有效,而且將「不許上訴」的範圍擴大於所有的判決。

正說著,監號門上的觀察孔打開了,露出一張滿臉橫肉的面孔,發紅的眼睛凶光畢露,向房間滴溜溜亂轉。觀察孔關上後,吳建華突然露出極端恐怖的表情,說: 「就是他,就是他!」我們問:「他是誰?」 吳建華失神地說:「吳忠義!」我問:「吳忠義是幹什麼的?」張如意解釋說:「吳忠義去年就是從這個號子拉出去槍斃的。他是銀行職員,因為寫匿名信反對文革被槍斃,年齡才26歲。」 吳建華稍微回過一些神來,說:「槍斃吳忠義遊街時,我在街上看見了。就是剛才那個人站在車上,手裡拿個小旗旗,他是行刑隊的指揮。他剛才是來認我的。可能明天就要槍斃我了!」

大家都覺得駭然,一方面無力地安慰著吳建華,一方面空自發著愁,盡量想為老吳尋找一個絕處逢生的辦法。於是有人問老吳可有什麼治療絕症的「秘方」,據說獻秘方可以免去死刑。老吳先說沒有,大家就鼓勵他好生想一想,說不定能想出什麼秘方來。老吳在大家鼓勵下,終於想起了用尿盆上的尿鹼可以治療高血壓的「秘方」。於是大家都表示高興,鼓勵他明天放風時獻出去。

那晚我仍然和吳建華合蓋一條被。吳建華翻來覆去,一夜沒有睡覺,不時深長嘆息著。我也沒有睡意,昏昏迷迷地捱到天明。吳建華第一個起床,認真疊好被子,把被褥和簡單的衣物,甚至薄薄一小塊肥皂,都仔細收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陸續起床,心中壓抑著不祥的預感,沉默著。監號沒有鐘錶,張如意用刻在牆壁上的日影記時。大約8點鐘,就提前放風、開飯了。放風從11監號開始,我們是第四個。於是大家慫恿吳建華做好「獻秘方」的準備。監號的門一開,解大便的,刷便桶的,取早飯的值日,都急急忙忙地行動起來。黑煞著臉的惠所長手拿一長串鑰匙站在水龍頭邊,看著放風的「犯人」接水。戴著手銬的吳建華向他走過去,惠所長立刻警覺起來,大聲問:「你要幹什麼?」 吳建華說:「報告所長,我要獻秘方。」「走!走!走!」惠所長神情緊張地大聲喝斥,一面掄起了手中的鑰匙。於是吳建華失望地低著頭回到監號。

大家心情沈重地默默吃了飯,吳建華仍然像往常一樣,剩下半塊饃放在碗裡。這時離監所不遠的銅川市體育場,響起了高音喇叭唱歌的聲音。張如意勸吳建華說: 「老吳,你把那半塊饃吃掉吧。」 吳建華說:「如果吃掉了,中午我的胃就會餓得難受。」徐春生說:「你吃了吧。我這裡還有半塊饃,給你中午吃。」大家都勸。於是吳建華用兩隻手捧著那半個饃吃了下去。剛一吃完,監號的門就打開了。門口站著剛來的政法學院畢業的新所長,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高高的個頭,白淨的面容,神情緊張地用有些發抖的聲音喊道:「吳建華,出來!」 吳建華站了起來,向號子的難友瞥視了最後一眼。他畢竟是軍人出身,經歷過陣仗。他知道生命的終點已到,眼睛裡忽然出現了鎮定的目光,最後一次走過從他的 「床鋪」到門口的九步,出了監號,心緒萬千地跨向死亡之旅。

毛澤東說:「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殺人、公判,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渾渾噩噩的中國人民的盛大節日,於是體育場播放歌曲的高音喇叭,都開到了最大音量。吳建華幾個人的鮮血,又可以使嗜血的中國人體味到一次短暫的狂歡。我們這些「存欄貨」,都沉默地坐在那裡,為吳建華送行。

這次銅川市共槍斃了四個人。一個叫鄭文有,是我所在的「煤炭部89工程處」的老工人,東北人,四十七八歲了,被捕前擔任安全科長。因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向中央寫了13封匿名信。據說他被打了13槍,以示泄恨。一個是李家塔煤礦的青年工人白立夫。最後一個也是政治犯,但不知其姓名行狀。

吳建華被槍斃的當晚,我第二次被「提審」。這次「提審」中,我斷然翻供,否定了在嚴刑逼供下迫使我自誣的「書寫反標」的「罪行」。這是1968年8月,半夜過後,在焦坪的一間小學教室裡,由五個「紅糾隊員」手持五根棍子,把我背綁著吊在樑上,打斷了兩根棍子,先強迫我承認自己根本不知其為何的「反標」,然後再派人向我「指供」,迫使我自誣的「罪行」。「群眾專政」的環境生不如死,我情願因「反標」冤案坐幾年監,也不願再受「群眾專政」的折磨侮辱,因此不惜自誣。何況,公安局、法院豈能像「群眾專政」那樣冤枉人!吳建華的血使我猛醒,使我不再相信打著「無產階級專政」幌子的任何機構。「提審」完畢,給我戴上手銬,一戴就是144天。

過了兩天,14監號進來了幾個「新犯人」。其中一個20來歲的青年叫柳樹民。當他知道我的姓名後,不無吃驚地說:「你就是黨治國?外面到處是‘槍斃黨治國 ’的大標語。交給群眾討論七個人,第五個就是你。所有參加討論的群眾都說:‘全都槍斃了算了。留下有什麼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柳樹民親眼看到槍斃吳建華等四人的現場。他說:「驗屍官剛一走,就擁上來許多人,四個人的腦漿全被挖走了,有一個人當場就用手掬起腦漿吃下去。據說可以治什麼病。」近年來海內外有人鼓吹所謂的「人民文革」,柳樹民說的這些,就是「人民文革」的生動寫照。只有像鄭文有、白立夫、吳忠義這些 「反革命分子」,才是「文革」的真正對立面。因為當時所謂的「革命」,別無內容,就是「文化大革命」。而共產黨的副主席林彪先生對它所做的精彩註解,就是 「革人民的命」。許多人之所以不敢面對這嚴酷的歷史事實,除了忌諱如今的當權者,再就是沒有決心和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1971年1月23日,我被判處20年徒刑。1979年6月,我被改判為10年徒刑出獄,但保留「反革命定性不變」。於是我又開始了銅川——西安——北京連續不斷的上訪申訴。1979年秋天在銅川,聽人說吳建華的妻子從安徽來,專程為丈夫伸冤。我打問她的住址,想為吳建華作證,證明他的「罪行」純粹是誘供的結果。但經再三努力,終於沒有找到她。不過後來聽說,銅川市第一批槍斃的吳建華等四名「政治犯」,全都平了反。但是,死者不能復生,國人苟且因循,拒絕徹底反思,「平反」又有什麼用呢?

出獄後,我常常對親朋中的年輕人,講述吳建華因誘供被奪取了生命的悲慘故事。嚴刑逼供,人們知道強迫你招供的絕非什麼好事,招了就有性命之憂或者牢獄之災,當事人還會盡量抗拒。但是誘供卻常使許多人失去警惕,誤入圈套,因為扮著「為了你好」的偽善面孔,善良的人們極易放棄警惕,信其美言而中其詭計。這一手歷用不衰,據說現在仍然時常奏效,用以繼續製造冤假錯案。我寫此文的目的,除了紀念獄中的難友,再就是為了使吳建華的血不致白流。捷克共產黨員伏契克在納粹的監獄中寫過一本書:《絞刑架下的報告》,告誡後人:「人們,我愛你們,但是你們要提高警惕!」現在,對於那些被關入共產黨的監獄或者准監獄的一切善良的人們,我卻要用吳建華先生的鮮血告誡:「人們,我愛你們,但是你們千萬不可相信美言輕諾,特別要警惕那些披著羊皮的狼!不論他們企圖戕害別人或者你本人,做人的底線,就是不作幫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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