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16日，我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关押到铜川市监狱（看守所）14监号。监号的门刚在身后关上，立即迎上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热情地说：“心里不要难受。咱们都是牛鬼蛇神！”虽然在四五千人的“公捕”大会上，我已横下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坚硬决心，他的话仍然使我感到亲切，油然生久别归家之慨。这个年轻人叫张如意，陕北延川县人。1966年红卫兵串连时，一位陕北女红卫兵在铜川市一矿附近的山坡上被强奸杀死。张如意从四川探父回家，路过铜川，随着络绎的群众“参观”了案发现场。只因逢人便说，有心者检举，遂成“强奸杀人嫌疑犯”，拘押已三年多了。
另一个皮肤白皙，精干、健谈的年轻人叫王振军，也是二十四五年纪，河南人，铜川一矿工人，案情是“现行反革命”，关押已超过一年。两个月后，在4份的公判大会上，被判处20年徒刑。第三位叫徐春生，一张和善温厚的面孔，某军工企业的技术工人，案情记不清楚了。个头比我还高的一个当地人叫张凌怀，小学教育主任。当晚开饭时，我把稀饭洒到地板上，正准备用脚去抹，忽被张凌怀大声制止：“那还能用脚抹？赶紧爬下去喝了。”知道我不会去喝，他就说：“你真的不喝？那我就喝了。”说罢爬到地上，把洒下的稀饭吸了个干净，使我感到惊愕。但他每次吃饭时，都要省下一小块馍，积少成多，已经攒下了两个整馍，放在监号高处小小的窗台上。
原籍上海的同光，四十多岁，消瘦，脸色铁青，关押的时间最长，因此睡在紧靠门边空气最好的地方。他的“案情”是1949年前，曾任上海滩青红帮的一个小头目。他对自己的前途态度坦然，因为这些“历史问题”，早在“解放”初就交待清楚、做出结论了。他每天早晨都要“锻炼身体”，方法是面壁而立，向着前上方左右挥拳。从每天100下降到每天 50下，再降到30下，半年后干脆停了下来，原因是饿得越来越没有力气了。
睡的都是地铺，没有床板，铺着约一寸多厚的麦草。从各人“床铺”的位置，可以准确知道入狱的先后。刚来的新“犯人”睡在最里面，左手墙角就是便桶，是空气最糟糕的位置。当我进来时，睡在最里面的是吴建华，他已经进来三个月了。就是说，三个月来，这个监号没有再进“犯人”，说明社会秩序正趋于稳定。但是突然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于是寂寞了好久的监号突然热闹起来。原来只有6个人的14监号，短短一个多星期，就增加到13人，每个人的铺位不到50厘米。
我是坐着公安局的北京吉普，从70里外的东坡煤矿直趋铜川市看守所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车，事后知道，这几乎也成为我的最后一次坐小车。公捕大会上听到高喊“枪毙党治国”口号，我未免感到好笑：“至于吗？”实际上我的死刑判决，逮捕当天就上报到省上去了。押我上吉普车时，捆绑我的两条绳子只解开了一条，以致行到半路，我终因晕车而大口呕吐起来。对一个预定要判处死刑的人，有什么“人道”好讲？因此连铺盖也没有让带。铜川地近陕北高原，二月的天气还很冷。我没带铺盖，吴建华就让我合盖他的被。
不管冬夏，监所都开两顿饭：早饭8点半开，下午饭4点开。这天下午饭刚开完，吴建华就被喊出去，称为“提审”。约一个小时后，我也被“提审”。我回到号子，已经是次日凌晨4点左右，而吴建华却是天亮才回来，估计已经7点多。算起来，他总共“提审”了十三四个小时。
但吴建华并不显疲倦，甚至还有几分兴奋。他告诉我说：他只在被捕的第一天，“提审”了一次，此后再没有问过他。他估计这次“提审”后，就快要处理了。他说，这次“提审”他的，是位30多岁的年轻人，不只态度和蔼，而且还和他谈心，问他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哪一年入的党？从他抗日战争在哪里打过仗，到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问得都非常仔细，耐心倾听，对他的革命历史流露出敬佩之情。这一夜，他简直就是在回味自己一生的光荣历史，占了审问时间的90%以上。吴建华说，审问者又是给他递烟，又是给他倒水，简直就是朋友一般。直到天快亮时，才“顺便”地和他谈到案情。他好像拉家常一样地问吴建华：“现在咱俩说心里话，你给九龙写的那两封信，动机究竟是什么？”对于“反革命犯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反革命”的定义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行为。”如果“反革命”的“目的”没有书证，就必须有自己交待的“动机”。
吴建华属于“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抗美援朝负过伤”的共产党“老干部”。复员时是军医，安排在铜川市红土镇医院当医生。文革开始后，由于“男女关系问题”，被医院开除了公职。老婆是安徽人，家庭妇女，落户在铜川市一个农村当“公社社员”，5个孩子，都没有成年。开除公职对他一家人的生活是个致命打击。他多次申诉没有结果，遂生报复之心。趁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吴建华先给铜川市军管会写匿名信，说红土镇有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核心就在红土镇医院，头头就是医院的领导。写信者本人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却是胁迫参加的。因为害怕这个地下组织的报复，不敢暴露姓名，只求破案后能免除他的罪行。接着又向设在九龙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写了两封匿名信，自称是红土镇的一个反共组织，核心就在红土镇医院。这个反共组织的头头是医院的领导，希望与他们联络，提供武器资金等。吴建华说，他这两封信确实过分而且性质恶劣，但动机确实只是栽赃报复，没有“反革命”目的。他知道寄给九龙的信必定被公安局截获，根本不可能邮过去。目的只在“证明”这个地下反共组织确实存在，而且还在活动。这些信发出后，很快就有解放军一个排开到红土镇，对医院实行军管，调查地下反革命组织一案，弄得人心惶惶。
但这晚上，友好的审判者向吴建华“交底”说：“现在党实行的是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犯错误不要紧，关键是态度。态度好，多大的错误也会从轻处理；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即使很小的罪行也会从严处理，那差别可就大了。”这类“政策攻心”，我们这些蹲过“牛棚”（“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各单位集中关押一批清理对象，称为“牛鬼蛇神”，关押的处所，叫做“牛棚”）的人都耳熟能详。例如，东北一个人只写了一次“反动标语”，因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而被枪决；上海一位工程师，写了二十多次“反动标语”，由于主动交待，最终免于刑事处分。这位审判者对吴建华说：“你受党教育多年，应该相信党的政策。你历史上为党立过很大功劳，眼下不过一时走错了路。谁一生能不犯错误呢？改过来就是好同志。你第一封信的性质是栽赃陷害，那是明显的。第二、三封信的性质也很明显，就是投敌叛国嘛（他们认为台湾是“敌国”）。其实你的信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被公安局截获了，按说具体罪行确实没有。问题全在如何认识，前途决定于你的认罪态度。你不承认，组织也会给你认定，那处理可就从严了。你不是有五个孩子，都没有成年吗？判你三五年，五个孩子还不是社会的负担？领导也不愿看到这个结果。只要如实坦白交待，彻底认罪，那你可就主动了。过几个月麦子就熟了，争取早日回家，还可以赶上收麦子。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我可全是为了你好，甚至给你说了些本不应该说的话。” 吴建华很感动，想了一下，终于下决心说：“那我就承认了，我给九龙的两封信，动机就是投敌叛国。”审判者非常高兴，说：“这就好了。我向你保证，你一定可以得到从宽处理。下面还有两个技术性的小问题。你给九龙的两封信都编了两位数的号码。你能回忆起号码是多少吗？” 吴建华说，那都是随意写的，记不起来了。审判者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也可以帮助你回忆。先说第一封信的第一个数字，你回忆一下是多少？吴建华随便说： 2。审判者说，小了。再回忆。吴说：9。审判者说，大了。再好好回忆一下。就这样，每猜一个数字，在“大了”，“小了”，“接近了”的不断帮助提示下，用不了几次，第一个号码“交待”出来了。然后再一次落实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数字？” 吴建华说：“没问题，就是这个数。”“那好。”记录在案。接着是第二个数字，如法炮制，用不了几个回合，第二个数字也准确地“回忆”出来了。第二封信的编号也都在审判者的“帮助”下准确无误地“回忆”出来，一一记录在案。吴建华签了字，摁了手印。审判者态度非常友好地对他说：“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回去安心等待处理就是了。”
这里最能蛊惑人心的是，审判者不说你“犯罪”，而只说你“犯错误”。“犯罪”是敌我矛盾，隐含着杀机；而“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亲切的意味。那天晚上“提审”我的杨先生，对我念的“毛主席语录”竟然是：“凡犯了错误的必须认真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须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铜川市当天向陕西省上报了七名死刑名单，其中就有我。他们早就准备杀你了，但对你并不表现得仇恨满腔，甚至都不称你犯了罪，反而通过“语录”使你产生自己只不过“犯了错误”的错觉。你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却引导你考虑什么“威信损失”。已经决定要杀吴建华了，却给他说，你若抗拒不交待，就会“从严”判处你三五年徒刑，使吴建华产生错觉，思想麻痹，认为释放就在眼前，完全丧失了自我防卫的警惕性，做梦也不会想到杀头的可悲下场。
这天“提审”后，吴建华的情绪似乎稳定下来，耐心地等待甚至盼望着早日“处理”。他的腿部在战争中受过伤，走路虽有点痛，但并不显跛。他锻炼身体的方法是在靠墙的走道上向前走九步，再倒走着回来，也是九步。他的身材高挑而清瘦，对同监号的狱友善良而和气。他的胃开过刀，不能一次吃完早餐时的一大碗稀饭和半个馒头，总要剩半个馒头。不是他吃不下去，而是中午如果不吃点什么，胃就十分疼痛。我问他，如果放开吃，你现在一顿能吃几个馒头？他回答说：“最少五个。”
在对命运的担忧中，在焦急的等待中，在没话找话说的百无聊赖中，又过去了五天。2月22日下午，吴建华被叫了出去。过了几分钟，看守所黑煞着脸的惠所长来到14监号，张如意这些“老犯人”都“呼拉”一下站了起来。惠所长让大家坐下，问：“你们都愿不愿意立功赎罪，靠拢政府？”除我以外，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惠所长看着我说：“党治国，你呢？”我吃惊于他竟然能叫上我的名字，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说：“愿意。”却不知道这回答的含意是什么。然后他说：“吴建华回来后，你们要注意他的表现。晚上分两班睡觉，不要出什么事情。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听清楚了没有？”大家齐声回答：“听清楚了！”惠所长一出去，张如意就向我伸出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说：“要枪毙老吴了。”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个结果和原先的期望反差太大了。
很快，吴建华回来了，戴着手铐，脸色灰青。大家围上来关切地问：“老吴，怎么样？” 吴建华说：“宣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大家都做出吃惊的不相信的样子说：“怎么能这样？”徐春生皱着眉头小声问：“你是不是听错了？” 吴建华现出哭笑不得的神情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听错了？”沉默了一会，吴建华说了给他宣判的经过：他被带到监狱外面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七八位身着戎装的军官，神情都很严肃。桌子上放着一张八开大的打好了字的纸，半边用报纸遮着。一个人向吴建华宣读露出的半边，是关于吴建华犯罪的“事实”。念完后，问他有没有意见。他回答说：“没有。这都是我承认过的。”于是让他签字、按指印。然后让他退下，拿开报纸，露出盖着的另一面，宣读说：“现在给你宣布判决：根据你上述罪行，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你有没有意见？” 吴建华说：“我受党教育多年，心里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家中有五个孩子，都没有成年。我认为自己还可以改造，要求上诉，请求给我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宣判的人说：“你的意见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给你向上反映。你现在回去，等待结果，不要胡思乱想。”
大家脸上都显出惊骇的、悲伤的、难以相信的、痛苦的表情，对吴建华说：“你既然提出了上诉，事情还有希望。上诉答复下来，至少也得几天时间。”实际上， 1950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反革命死刑犯是没有上诉权利的。这个规定不仅“文革”中依然有效，而且将“不许上诉”的范围扩大于所有的判决。
正说着，监号门上的观察孔打开了，露出一张满脸横肉的面孔，发红的眼睛凶光毕露，向房间滴溜溜乱转。观察孔关上后，吴建华突然露出极端恐怖的表情，说： “就是他，就是他！”我们问：“他是谁？” 吴建华失神地说：“吴忠义！”我问：“吴忠义是干什么的？”张如意解释说：“吴忠义去年就是从这个号子拉出去枪毙的。他是银行职员，因为写匿名信反对文革被枪毙，年龄才26岁。” 吴建华稍微回过一些神来，说：“枪毙吴忠义游街时，我在街上看见了。就是刚才那个人站在车上，手里拿个小旗旗，他是行刑队的指挥。他刚才是来认我的。可能明天就要枪毙我了！”
大家都觉得骇然，一方面无力地安慰着吴建华，一方面空自发着愁，尽量想为老吴寻找一个绝处逢生的办法。于是有人问老吴可有什么治疗绝症的“秘方”，据说献秘方可以免去死刑。老吴先说没有，大家就鼓励他好生想一想，说不定能想出什么秘方来。老吴在大家鼓励下，终于想起了用尿盆上的尿碱可以治疗高血压的“秘方”。于是大家都表示高兴，鼓励他明天放风时献出去。
那晚我仍然和吴建华合盖一条被。吴建华翻来覆去，一夜没有睡觉，不时深长叹息着。我也没有睡意，昏昏迷迷地捱到天明。吴建华第一个起床，认真叠好被子，把被褥和简单的衣物，甚至薄薄一小块肥皂，都仔细收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陆续起床，心中压抑着不祥的预感，沉默着。监号没有钟表，张如意用刻在墙壁上的日影记时。大约8点钟，就提前放风、开饭了。放风从11监号开始，我们是第四个。于是大家怂恿吴建华做好“献秘方”的准备。监号的门一开，解大便的，刷便桶的，取早饭的值日，都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黑煞着脸的惠所长手拿一长串钥匙站在水龙头边，看着放风的“犯人”接水。戴着手铐的吴建华向他走过去，惠所长立刻警觉起来，大声问：“你要干什么？” 吴建华说：“报告所长，我要献秘方。”“走！走！走！”惠所长神情紧张地大声喝斥，一面抡起了手中的钥匙。于是吴建华失望地低着头回到监号。
大家心情沉重地默默吃了饭，吴建华仍然像往常一样，剩下半块馍放在碗里。这时离监所不远的铜川市体育场，响起了高音喇叭唱歌的声音。张如意劝吴建华说： “老吴，你把那半块馍吃掉吧。” 吴建华说：“如果吃掉了，中午我的胃就会饿得难受。”徐春生说：“你吃了吧。我这里还有半块馍，给你中午吃。”大家都劝。于是吴建华用两只手捧着那半个馍吃了下去。刚一吃完，监号的门就打开了。门口站着刚来的政法学院毕业的新所长，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高高的个头，白净的面容，神情紧张地用有些发抖的声音喊道：“吴建华，出来！” 吴建华站了起来，向号子的难友瞥视了最后一眼。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经历过阵仗。他知道生命的终点已到，眼睛里忽然出现了镇定的目光，最后一次走过从他的 “床铺”到门口的九步，出了监号，心绪万千地跨向死亡之旅。
毛泽东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杀人、公判，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于是体育场播放歌曲的高音喇叭，都开到了最大音量。吴建华几个人的鲜血，又可以使嗜血的中国人体味到一次短暂的狂欢。我们这些“存栏货”，都沉默地坐在那里，为吴建华送行。
这次铜川市共枪毙了四个人。一个叫郑文有，是我所在的“煤炭部89工程处”的老工人，东北人，四十七八岁了，被捕前担任安全科长。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向中央写了13封匿名信。据说他被打了13枪，以示泄恨。一个是李家塔煤矿的青年工人白立夫。最后一个也是政治犯，但不知其姓名行状。
吴建华被枪毙的当晚，我第二次被“提审”。这次“提审”中，我断然翻供，否定了在严刑逼供下迫使我自诬的“书写反标”的“罪行”。这是1968年8月，半夜过后，在焦坪的一间小学教室里，由五个“红纠队员”手持五根棍子，把我背绑着吊在梁上，打断了两根棍子，先强迫我承认自己根本不知其为何的“反标”，然后再派人向我“指供”，迫使我自诬的“罪行”。“群众专政”的环境生不如死，我情愿因“反标”冤案坐几年监，也不愿再受“群众专政”的折磨侮辱，因此不惜自诬。何况，公安局、法院岂能像“群众专政”那样冤枉人！吴建华的血使我猛醒，使我不再相信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幌子的任何机构。“提审”完毕，给我戴上手铐，一戴就是144天。
过了两天，14监号进来了几个“新犯人”。其中一个20来岁的青年叫柳树民。当他知道我的姓名后，不无吃惊地说：“你就是党治国？外面到处是‘枪毙党治国 ’的大标语。交给群众讨论七个人，第五个就是你。所有参加讨论的群众都说：‘全都枪毙了算了。留下有什么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柳树民亲眼看到枪毙吴建华等四人的现场。他说：“验尸官刚一走，就拥上来许多人，四个人的脑浆全被挖走了，有一个人当场就用手掬起脑浆吃下去。据说可以治什么病。”近年来海内外有人鼓吹所谓的“人民文革”，柳树民说的这些，就是“人民文革”的生动写照。只有像郑文有、白立夫、吴忠义这些 “反革命分子”，才是“文革”的真正对立面。因为当时所谓的“革命”，别无内容，就是“文化大革命”。而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先生对它所做的精彩注解，就是 “革人民的命”。许多人之所以不敢面对这严酷的历史事实，除了忌讳如今的当权者，再就是没有决心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1971年1月23日，我被判处20年徒刑。1979年6月，我被改判为10年徒刑出狱，但保留“反革命定性不变”。于是我又开始了铜川——西安——北京连续不断的上访申诉。1979年秋天在铜川，听人说吴建华的妻子从安徽来，专程为丈夫伸冤。我打问她的住址，想为吴建华作证，证明他的“罪行”纯粹是诱供的结果。但经再三努力，终于没有找到她。不过后来听说，铜川市第一批枪毙的吴建华等四名“政治犯”，全都平了反。但是，死者不能复生，国人苟且因循，拒绝彻底反思，“平反”又有什么用呢？
出狱后，我常常对亲朋中的年轻人，讲述吴建华因诱供被夺取了生命的悲惨故事。严刑逼供，人们知道强迫你招供的绝非什么好事，招了就有性命之忧或者牢狱之灾，当事人还会尽量抗拒。但是诱供却常使许多人失去警惕，误入圈套，因为扮着“为了你好”的伪善面孔，善良的人们极易放弃警惕，信其美言而中其诡计。这一手历用不衰，据说现在仍然时常奏效，用以继续制造冤假错案。我写此文的目的，除了纪念狱中的难友，再就是为了使吴建华的血不致白流。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纳粹的监狱中写过一本书：《绞刑架下的报告》，告诫后人：“人们，我爱你们，但是你们要提高警惕！”现在，对于那些被关入共产党的监狱或者准监狱的一切善良的人们，我却要用吴建华先生的鲜血告诫：“人们，我爱你们，但是你们千万不可相信美言轻诺，特别要警惕那些披着羊皮的狼！不论他们企图戕害别人或者你本人，做人的底线，就是不作帮凶！”
另一个皮肤白皙，精干、健谈的年轻人叫王振军，也是二十四五年纪，河南人，铜川一矿工人，案情是“现行反革命”，关押已超过一年。两个月后，在4份的公判大会上，被判处20年徒刑。第三位叫徐春生，一张和善温厚的面孔，某军工企业的技术工人，案情记不清楚了。个头比我还高的一个当地人叫张凌怀，小学教育主任。当晚开饭时，我把稀饭洒到地板上，正准备用脚去抹，忽被张凌怀大声制止：“那还能用脚抹？赶紧爬下去喝了。”知道我不会去喝，他就说：“你真的不喝？那我就喝了。”说罢爬到地上，把洒下的稀饭吸了个干净，使我感到惊愕。但他每次吃饭时，都要省下一小块馍，积少成多，已经攒下了两个整馍，放在监号高处小小的窗台上。
原籍上海的同光，四十多岁，消瘦，脸色铁青，关押的时间最长，因此睡在紧靠门边空气最好的地方。他的“案情”是1949年前，曾任上海滩青红帮的一个小头目。他对自己的前途态度坦然，因为这些“历史问题”，早在“解放”初就交待清楚、做出结论了。他每天早晨都要“锻炼身体”，方法是面壁而立，向着前上方左右挥拳。从每天100下降到每天 50下，再降到30下，半年后干脆停了下来，原因是饿得越来越没有力气了。
睡的都是地铺，没有床板，铺着约一寸多厚的麦草。从各人“床铺”的位置，可以准确知道入狱的先后。刚来的新“犯人”睡在最里面，左手墙角就是便桶，是空气最糟糕的位置。当我进来时，睡在最里面的是吴建华，他已经进来三个月了。就是说，三个月来，这个监号没有再进“犯人”，说明社会秩序正趋于稳定。但是突然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于是寂寞了好久的监号突然热闹起来。原来只有6个人的14监号，短短一个多星期，就增加到13人，每个人的铺位不到50厘米。
我是坐着公安局的北京吉普，从70里外的东坡煤矿直趋铜川市看守所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车，事后知道，这几乎也成为我的最后一次坐小车。公捕大会上听到高喊“枪毙党治国”口号，我未免感到好笑：“至于吗？”实际上我的死刑判决，逮捕当天就上报到省上去了。押我上吉普车时，捆绑我的两条绳子只解开了一条，以致行到半路，我终因晕车而大口呕吐起来。对一个预定要判处死刑的人，有什么“人道”好讲？因此连铺盖也没有让带。铜川地近陕北高原，二月的天气还很冷。我没带铺盖，吴建华就让我合盖他的被。
不管冬夏，监所都开两顿饭：早饭8点半开，下午饭4点开。这天下午饭刚开完，吴建华就被喊出去，称为“提审”。约一个小时后，我也被“提审”。我回到号子，已经是次日凌晨4点左右，而吴建华却是天亮才回来，估计已经7点多。算起来，他总共“提审”了十三四个小时。
但吴建华并不显疲倦，甚至还有几分兴奋。他告诉我说：他只在被捕的第一天，“提审”了一次，此后再没有问过他。他估计这次“提审”后，就快要处理了。他说，这次“提审”他的，是位30多岁的年轻人，不只态度和蔼，而且还和他谈心，问他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哪一年入的党？从他抗日战争在哪里打过仗，到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问得都非常仔细，耐心倾听，对他的革命历史流露出敬佩之情。这一夜，他简直就是在回味自己一生的光荣历史，占了审问时间的90%以上。吴建华说，审问者又是给他递烟，又是给他倒水，简直就是朋友一般。直到天快亮时，才“顺便”地和他谈到案情。他好像拉家常一样地问吴建华：“现在咱俩说心里话，你给九龙写的那两封信，动机究竟是什么？”对于“反革命犯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反革命”的定义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行为。”如果“反革命”的“目的”没有书证，就必须有自己交待的“动机”。
吴建华属于“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抗美援朝负过伤”的共产党“老干部”。复员时是军医，安排在铜川市红土镇医院当医生。文革开始后，由于“男女关系问题”，被医院开除了公职。老婆是安徽人，家庭妇女，落户在铜川市一个农村当“公社社员”，5个孩子，都没有成年。开除公职对他一家人的生活是个致命打击。他多次申诉没有结果，遂生报复之心。趁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吴建华先给铜川市军管会写匿名信，说红土镇有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核心就在红土镇医院，头头就是医院的领导。写信者本人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却是胁迫参加的。因为害怕这个地下组织的报复，不敢暴露姓名，只求破案后能免除他的罪行。接着又向设在九龙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写了两封匿名信，自称是红土镇的一个反共组织，核心就在红土镇医院。这个反共组织的头头是医院的领导，希望与他们联络，提供武器资金等。吴建华说，他这两封信确实过分而且性质恶劣，但动机确实只是栽赃报复，没有“反革命”目的。他知道寄给九龙的信必定被公安局截获，根本不可能邮过去。目的只在“证明”这个地下反共组织确实存在，而且还在活动。这些信发出后，很快就有解放军一个排开到红土镇，对医院实行军管，调查地下反革命组织一案，弄得人心惶惶。
但这晚上，友好的审判者向吴建华“交底”说：“现在党实行的是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犯错误不要紧，关键是态度。态度好，多大的错误也会从轻处理；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即使很小的罪行也会从严处理，那差别可就大了。”这类“政策攻心”，我们这些蹲过“牛棚”（“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各单位集中关押一批清理对象，称为“牛鬼蛇神”，关押的处所，叫做“牛棚”）的人都耳熟能详。例如，东北一个人只写了一次“反动标语”，因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而被枪决；上海一位工程师，写了二十多次“反动标语”，由于主动交待，最终免于刑事处分。这位审判者对吴建华说：“你受党教育多年，应该相信党的政策。你历史上为党立过很大功劳，眼下不过一时走错了路。谁一生能不犯错误呢？改过来就是好同志。你第一封信的性质是栽赃陷害，那是明显的。第二、三封信的性质也很明显，就是投敌叛国嘛（他们认为台湾是“敌国”）。其实你的信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被公安局截获了，按说具体罪行确实没有。问题全在如何认识，前途决定于你的认罪态度。你不承认，组织也会给你认定，那处理可就从严了。你不是有五个孩子，都没有成年吗？判你三五年，五个孩子还不是社会的负担？领导也不愿看到这个结果。只要如实坦白交待，彻底认罪，那你可就主动了。过几个月麦子就熟了，争取早日回家，还可以赶上收麦子。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我可全是为了你好，甚至给你说了些本不应该说的话。” 吴建华很感动，想了一下，终于下决心说：“那我就承认了，我给九龙的两封信，动机就是投敌叛国。”审判者非常高兴，说：“这就好了。我向你保证，你一定可以得到从宽处理。下面还有两个技术性的小问题。你给九龙的两封信都编了两位数的号码。你能回忆起号码是多少吗？” 吴建华说，那都是随意写的，记不起来了。审判者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也可以帮助你回忆。先说第一封信的第一个数字，你回忆一下是多少？吴建华随便说： 2。审判者说，小了。再回忆。吴说：9。审判者说，大了。再好好回忆一下。就这样，每猜一个数字，在“大了”，“小了”，“接近了”的不断帮助提示下，用不了几次，第一个号码“交待”出来了。然后再一次落实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数字？” 吴建华说：“没问题，就是这个数。”“那好。”记录在案。接着是第二个数字，如法炮制，用不了几个回合，第二个数字也准确地“回忆”出来了。第二封信的编号也都在审判者的“帮助”下准确无误地“回忆”出来，一一记录在案。吴建华签了字，摁了手印。审判者态度非常友好地对他说：“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回去安心等待处理就是了。”
这里最能蛊惑人心的是，审判者不说你“犯罪”，而只说你“犯错误”。“犯罪”是敌我矛盾，隐含着杀机；而“犯错误”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亲切的意味。那天晚上“提审”我的杨先生，对我念的“毛主席语录”竟然是：“凡犯了错误的必须认真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须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铜川市当天向陕西省上报了七名死刑名单，其中就有我。他们早就准备杀你了，但对你并不表现得仇恨满腔，甚至都不称你犯了罪，反而通过“语录”使你产生自己只不过“犯了错误”的错觉。你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却引导你考虑什么“威信损失”。已经决定要杀吴建华了，却给他说，你若抗拒不交待，就会“从严”判处你三五年徒刑，使吴建华产生错觉，思想麻痹，认为释放就在眼前，完全丧失了自我防卫的警惕性，做梦也不会想到杀头的可悲下场。
这天“提审”后，吴建华的情绪似乎稳定下来，耐心地等待甚至盼望着早日“处理”。他的腿部在战争中受过伤，走路虽有点痛，但并不显跛。他锻炼身体的方法是在靠墙的走道上向前走九步，再倒走着回来，也是九步。他的身材高挑而清瘦，对同监号的狱友善良而和气。他的胃开过刀，不能一次吃完早餐时的一大碗稀饭和半个馒头，总要剩半个馒头。不是他吃不下去，而是中午如果不吃点什么，胃就十分疼痛。我问他，如果放开吃，你现在一顿能吃几个馒头？他回答说：“最少五个。”
在对命运的担忧中，在焦急的等待中，在没话找话说的百无聊赖中，又过去了五天。2月22日下午，吴建华被叫了出去。过了几分钟，看守所黑煞着脸的惠所长来到14监号，张如意这些“老犯人”都“呼拉”一下站了起来。惠所长让大家坐下，问：“你们都愿不愿意立功赎罪，靠拢政府？”除我以外，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惠所长看着我说：“党治国，你呢？”我吃惊于他竟然能叫上我的名字，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说：“愿意。”却不知道这回答的含意是什么。然后他说：“吴建华回来后，你们要注意他的表现。晚上分两班睡觉，不要出什么事情。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听清楚了没有？”大家齐声回答：“听清楚了！”惠所长一出去，张如意就向我伸出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说：“要枪毙老吴了。”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个结果和原先的期望反差太大了。
很快，吴建华回来了，戴着手铐，脸色灰青。大家围上来关切地问：“老吴，怎么样？” 吴建华说：“宣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大家都做出吃惊的不相信的样子说：“怎么能这样？”徐春生皱着眉头小声问：“你是不是听错了？” 吴建华现出哭笑不得的神情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听错了？”沉默了一会，吴建华说了给他宣判的经过：他被带到监狱外面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七八位身着戎装的军官，神情都很严肃。桌子上放着一张八开大的打好了字的纸，半边用报纸遮着。一个人向吴建华宣读露出的半边，是关于吴建华犯罪的“事实”。念完后，问他有没有意见。他回答说：“没有。这都是我承认过的。”于是让他签字、按指印。然后让他退下，拿开报纸，露出盖着的另一面，宣读说：“现在给你宣布判决：根据你上述罪行，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你有没有意见？” 吴建华说：“我受党教育多年，心里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家中有五个孩子，都没有成年。我认为自己还可以改造，要求上诉，请求给我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宣判的人说：“你的意见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给你向上反映。你现在回去，等待结果，不要胡思乱想。”
大家脸上都显出惊骇的、悲伤的、难以相信的、痛苦的表情，对吴建华说：“你既然提出了上诉，事情还有希望。上诉答复下来，至少也得几天时间。”实际上， 1950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反革命死刑犯是没有上诉权利的。这个规定不仅“文革”中依然有效，而且将“不许上诉”的范围扩大于所有的判决。
正说着，监号门上的观察孔打开了，露出一张满脸横肉的面孔，发红的眼睛凶光毕露，向房间滴溜溜乱转。观察孔关上后，吴建华突然露出极端恐怖的表情，说： “就是他，就是他！”我们问：“他是谁？” 吴建华失神地说：“吴忠义！”我问：“吴忠义是干什么的？”张如意解释说：“吴忠义去年就是从这个号子拉出去枪毙的。他是银行职员，因为写匿名信反对文革被枪毙，年龄才26岁。” 吴建华稍微回过一些神来，说：“枪毙吴忠义游街时，我在街上看见了。就是刚才那个人站在车上，手里拿个小旗旗，他是行刑队的指挥。他刚才是来认我的。可能明天就要枪毙我了！”
大家都觉得骇然，一方面无力地安慰着吴建华，一方面空自发着愁，尽量想为老吴寻找一个绝处逢生的办法。于是有人问老吴可有什么治疗绝症的“秘方”，据说献秘方可以免去死刑。老吴先说没有，大家就鼓励他好生想一想，说不定能想出什么秘方来。老吴在大家鼓励下，终于想起了用尿盆上的尿碱可以治疗高血压的“秘方”。于是大家都表示高兴，鼓励他明天放风时献出去。
那晚我仍然和吴建华合盖一条被。吴建华翻来覆去，一夜没有睡觉，不时深长叹息着。我也没有睡意，昏昏迷迷地捱到天明。吴建华第一个起床，认真叠好被子，把被褥和简单的衣物，甚至薄薄一小块肥皂，都仔细收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陆续起床，心中压抑着不祥的预感，沉默着。监号没有钟表，张如意用刻在墙壁上的日影记时。大约8点钟，就提前放风、开饭了。放风从11监号开始，我们是第四个。于是大家怂恿吴建华做好“献秘方”的准备。监号的门一开，解大便的，刷便桶的，取早饭的值日，都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黑煞着脸的惠所长手拿一长串钥匙站在水龙头边，看着放风的“犯人”接水。戴着手铐的吴建华向他走过去，惠所长立刻警觉起来，大声问：“你要干什么？” 吴建华说：“报告所长，我要献秘方。”“走！走！走！”惠所长神情紧张地大声喝斥，一面抡起了手中的钥匙。于是吴建华失望地低着头回到监号。
大家心情沉重地默默吃了饭，吴建华仍然像往常一样，剩下半块馍放在碗里。这时离监所不远的铜川市体育场，响起了高音喇叭唱歌的声音。张如意劝吴建华说： “老吴，你把那半块馍吃掉吧。” 吴建华说：“如果吃掉了，中午我的胃就会饿得难受。”徐春生说：“你吃了吧。我这里还有半块馍，给你中午吃。”大家都劝。于是吴建华用两只手捧着那半个馍吃了下去。刚一吃完，监号的门就打开了。门口站着刚来的政法学院毕业的新所长，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高高的个头，白净的面容，神情紧张地用有些发抖的声音喊道：“吴建华，出来！” 吴建华站了起来，向号子的难友瞥视了最后一眼。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经历过阵仗。他知道生命的终点已到，眼睛里忽然出现了镇定的目光，最后一次走过从他的 “床铺”到门口的九步，出了监号，心绪万千地跨向死亡之旅。
毛泽东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杀人、公判，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于是体育场播放歌曲的高音喇叭，都开到了最大音量。吴建华几个人的鲜血，又可以使嗜血的中国人体味到一次短暂的狂欢。我们这些“存栏货”，都沉默地坐在那里，为吴建华送行。
这次铜川市共枪毙了四个人。一个叫郑文有，是我所在的“煤炭部89工程处”的老工人，东北人，四十七八岁了，被捕前担任安全科长。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向中央写了13封匿名信。据说他被打了13枪，以示泄恨。一个是李家塔煤矿的青年工人白立夫。最后一个也是政治犯，但不知其姓名行状。
吴建华被枪毙的当晚，我第二次被“提审”。这次“提审”中，我断然翻供，否定了在严刑逼供下迫使我自诬的“书写反标”的“罪行”。这是1968年8月，半夜过后，在焦坪的一间小学教室里，由五个“红纠队员”手持五根棍子，把我背绑着吊在梁上，打断了两根棍子，先强迫我承认自己根本不知其为何的“反标”，然后再派人向我“指供”，迫使我自诬的“罪行”。“群众专政”的环境生不如死，我情愿因“反标”冤案坐几年监，也不愿再受“群众专政”的折磨侮辱，因此不惜自诬。何况，公安局、法院岂能像“群众专政”那样冤枉人！吴建华的血使我猛醒，使我不再相信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幌子的任何机构。“提审”完毕，给我戴上手铐，一戴就是144天。
过了两天，14监号进来了几个“新犯人”。其中一个20来岁的青年叫柳树民。当他知道我的姓名后，不无吃惊地说：“你就是党治国？外面到处是‘枪毙党治国 ’的大标语。交给群众讨论七个人，第五个就是你。所有参加讨论的群众都说：‘全都枪毙了算了。留下有什么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柳树民亲眼看到枪毙吴建华等四人的现场。他说：“验尸官刚一走，就拥上来许多人，四个人的脑浆全被挖走了，有一个人当场就用手掬起脑浆吃下去。据说可以治什么病。”近年来海内外有人鼓吹所谓的“人民文革”，柳树民说的这些，就是“人民文革”的生动写照。只有像郑文有、白立夫、吴忠义这些 “反革命分子”，才是“文革”的真正对立面。因为当时所谓的“革命”，别无内容，就是“文化大革命”。而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先生对它所做的精彩注解，就是 “革人民的命”。许多人之所以不敢面对这严酷的历史事实，除了忌讳如今的当权者，再就是没有决心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1971年1月23日，我被判处20年徒刑。1979年6月，我被改判为10年徒刑出狱，但保留“反革命定性不变”。于是我又开始了铜川——西安——北京连续不断的上访申诉。1979年秋天在铜川，听人说吴建华的妻子从安徽来，专程为丈夫伸冤。我打问她的住址，想为吴建华作证，证明他的“罪行”纯粹是诱供的结果。但经再三努力，终于没有找到她。不过后来听说，铜川市第一批枪毙的吴建华等四名“政治犯”，全都平了反。但是，死者不能复生，国人苟且因循，拒绝彻底反思，“平反”又有什么用呢？
出狱后，我常常对亲朋中的年轻人，讲述吴建华因诱供被夺取了生命的悲惨故事。严刑逼供，人们知道强迫你招供的绝非什么好事，招了就有性命之忧或者牢狱之灾，当事人还会尽量抗拒。但是诱供却常使许多人失去警惕，误入圈套，因为扮着“为了你好”的伪善面孔，善良的人们极易放弃警惕，信其美言而中其诡计。这一手历用不衰，据说现在仍然时常奏效，用以继续制造冤假错案。我写此文的目的，除了纪念狱中的难友，再就是为了使吴建华的血不致白流。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纳粹的监狱中写过一本书：《绞刑架下的报告》，告诫后人：“人们，我爱你们，但是你们要提高警惕！”现在，对于那些被关入共产党的监狱或者准监狱的一切善良的人们，我却要用吴建华先生的鲜血告诫：“人们，我爱你们，但是你们千万不可相信美言轻诺，特别要警惕那些披着羊皮的狼！不论他们企图戕害别人或者你本人，做人的底线，就是不作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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