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的表現是，城市經濟持續增長，農業產值卻停滯不前，甚或呈現下滑，國民經濟增長主要由城市經濟增長構成。據官方的資料，當城市工商業呈現兩位數增長的同時，農業增長僅僅勉為2%。生活層面的表現是，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民收入不增反減，大幅縮水，生活水平或不見改善，或今不如昔。許多專家指出，所謂農業產值增長或農民收入增長，其實早就已經不存在。
與此相應的現象是：農民大量背井離鄉，自尋出路，至少八千萬農民湧入城市，充當廉價勞動力，這些進城的農民，被稱為民工，干最粗重的活，住最簡陋的工棚，領最低的報酬，還被迫以暫住證和繳納各項不合理收費，惶惶不安地棲身於城市，承受著城裡人的種種剝削、驅趕、和歧視。國家計委的文件顯示，在最近四個月裡，國家計委連續兩次發布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取消對民工的各種不合理收費。但是，正如大部分其他情形一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狀況毫無改觀。
農民缺錢，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農村基礎建設嚴重滯後，當城市面容日新月異之際，大部分農村落後灰暗的面貌依舊；棄農從商蔚然成風，耕地被佔用，甚至被荒棄的現象日益嚴重，在佔人口20%、總數達2.46億的中國失業大軍中，農民又佔了絕大多數，高達2億人之眾；因繳不起學費，農村失學少年的數量與日俱增......
種種現象，與當局公開的農村歧視政策密不可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穩定城市，成了當局政策的首選。大搞建設，增發工資，建立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所有這些，都在城市裡進行，廣大農村，8億農民，完全被排除在種種好處的考慮之外。
中國資金外逃，早已聞名於世。比如，每年有四百多億美元外資引進，同時就有四百多億美元資金逃逸國外，形同抵消。
最近，國內媒體披露，農村資金外逃，也數量驚人。比如，受調查的河南、山東及浙江三省，農村資金呈現大量外逃。人民銀行濟南分行估算，山東省農業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貸資金缺口。該省日照市人行中心支行的調查表明，自1995年以來，日照市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的數額高達20億元以上，佔同期全市農村存款增長總量的三分之二。
據瞭解，農村資金外逃，主要有三大渠道：第一，由於郵政儲蓄只存不貸，純靠上繳中央銀行吃利息賺錢，吸納的存款百分之百流出農村，形成一個巨大的資金「漏斗」。第二，國有商業銀行縣以下營業網點在農村多存少貸，存貸比例為9:1；而絕大多數存款被大城市「抽」走。第三，「農轉非」現象嚴重，即農業信用社吸收的大部分資金用於非農領域。
作為「農村金融主力軍」的農信社不「支農」，關鍵原因據說在於支農貸款效益低。銀行普遍存在「農村貸款恐懼症」。由於農村點多、面廣、線長，農戶貸款額度小、分散，農業貸款受自然條件、農產品市場等諸多不可測因素影響，貸款成本相對於非農或城市對象要高得多。另外，基層政府往往沒有認真落實以貸款為投資的工程，削弱了銀行的貸款信心。以山東莘縣為例，該縣投資上千萬元的縣熱電廠，縣裡一分錢沒有，全靠來回融資，短期拆借，建廠後，只發了幾天電，就宣告倒閉，銀行的錢也因此泡湯。因為回收無望，上級銀行對莘縣的信任度喪?p盡。顯然，在農業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農村資金外逃，無異於釜底抽薪，成為中國農民面對的又一陷阱。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農村被稱為中國最落後的部分，中國農民被歸為素質最差的人群，如今，卻充當著中國民主的試驗田：村一級基層幹部的民主選舉，自1987年實施以來，方興未艾，且漸有成效。可見，在中南海一部分人的骨子裡，民主原來也是他們所歧視的東西，所以才首先讓農民去受用。
然而，好在有基層選舉，否則，在各級黨政幹部普遍腐化的大趨勢下，農村局面可能更糟。農村基層選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或緩衝了基層幹部對赤貧階層的恣意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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