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的表现是，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农业产值却停滞不前，甚或呈现下滑，国民经济增长主要由城市经济增长构成。据官方的资料，当城市工商业呈现两位数增长的同时，农业增长仅仅勉为2%。生活层面的表现是，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增反减，大幅缩水，生活水平或不见改善，或今不如昔。许多专家指出，所谓农业产值增长或农民收入增长，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
与此相应的现象是：农民大量背井离乡，自寻出路，至少八千万农民涌入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这些进城的农民，被称为民工，干最粗重的活，住最简陋的工棚，领最低的报酬，还被迫以暂住证和缴纳各项不合理收费，惶惶不安地栖身于城市，承受着城里人的种种剥削、驱赶、和歧视。国家计委的文件显示，在最近四个月里，国家计委连续两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取消对民工的各种不合理收费。但是，正如大部分其他情形一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状况毫无改观。
农民缺钱，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农村基础建设严重滞后，当城市面容日新月异之际，大部分农村落后灰暗的面貌依旧；弃农从商蔚然成风，耕地被占用，甚至被荒弃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占人口20%、总数达2.46亿的中国失业大军中，农民又占了绝大多数，高达2亿人之众；因缴不起学费，农村失学少年的数量与日俱增......
种种现象，与当局公开的农村歧视政策密不可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稳定城市，成了当局政策的首选。大搞建设，增发工资，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在城市里进行，广大农村，8亿农民，完全被排除在种种好处的考虑之外。
中国资金外逃，早已闻名于世。比如，每年有四百多亿美元外资引进，同时就有四百多亿美元资金逃逸国外，形同抵消。
最近，国内媒体披露，农村资金外逃，也数量惊人。比如，受调查的河南、山东及浙江三省，农村资金呈现大量外逃。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估算，山东省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该省日照市人行中心支行的调查表明，自1995年以来，日照市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数额高达20亿元以上，占同期全市农村存款增长总量的三分之二。
据了解，农村资金外逃，主要有三大渠道：第一，由于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纯靠上缴中央银行吃利息赚钱，吸纳的存款百分之百流出农村，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漏斗”。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县以下营业网点在农村多存少贷，存贷比例为9:1；而绝大多数存款被大城市“抽”走。第三，“农转非”现象严重，即农业信用社吸收的大部分资金用于非农领域。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信社不“支农”，关键原因据说在于支农贷款效益低。银行普遍存在“农村贷款恐惧症”。由于农村点多、面广、线长，农户贷款额度小、分散，农业贷款受自然条件、农产品市场等诸多不可测因素影响，贷款成本相对于非农或城市对象要高得多。另外，基层政府往往没有认真落实以贷款为投资的工程，削弱了银行的贷款信心。以山东莘县为例，该县投资上千万元的县热电厂，县里一分钱没有，全靠来回融资，短期拆借，建厂后，只发了几天电，就宣告倒闭，银行的钱也因此泡汤。因为回收无望，上级银行对莘县的信任度丧?p尽。显然，在农业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农村资金外逃，无异于釜底抽薪，成为中国农民面对的又一陷井。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农村被称为中国最落后的部分，中国农民被归为素质最差的人群，如今，却充当着中国民主的试验田：村一级基层干部的民主选举，自1987年实施以来，方兴未艾，且渐有成效。可见，在中南海一部分人的骨子里，民主原来也是他们所歧视的东西，所以才首先让农民去受用。
然而，好在有基层选举，否则，在各级党政干部普遍腐化的大趋势下，农村局面可能更糟。农村基层选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缓冲了基层干部对赤贫阶层的恣意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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