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男童遇刺看文革2.0和“义和团”复活(图)
深圳日本男童被刺身亡（視頻截圖）
【看中国2024年9月22日讯】（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近日，深圳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事件：一名10岁的日本男孩在上学途中被中国男子刺伤，最终不治身亡。与此同时，文革时期著名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去世的消息也引发了对中国历史和现今社会的反思。几位时评人和民运领袖分析，以上两个看似孤立的事件揭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仇恨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危害。他们认为，在经济困境和仇恨情绪的交织下，社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要想避免中国陷入更深的危机，必须从根本上结束仇恨教育，并对文革思维进行彻底反思，中国才能真正迈向稳定与文明的未来。
宋彬彬去世：文革遗产的延续
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这位文革时期最具象征性的红卫兵头目，在美国去世。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是中共的开国上将，她本人则因1966年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而广为人知。文革期间，红卫兵发动暴力运动，打死了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而宋彬彬作为红卫兵领导人，被认为负有重要责任。
旅美人权律师陈闯创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宋彬彬虽在晚年为文革暴力事件表达了忏悔，但她的道歉并不彻底。“作为当时的领导层，宋彬彬知道是谁打的人，也知道具体的情况，但她并没有完全揭露出来。”陈闯创指出，宋彬彬在文革中的地位使她负有道义责任，但她没有通过自己的行动真正反思文革的罪恶。
旅美時事评论员陈破空也批评了宋彬彬的道歉，认为这只是掩饰。2014年，陈破空曾撰文指出：“如果宋彬彬的道歉不能上升到批判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的罪恶，不能反思现行制度的罪恶，那么这种道歉将永远是浅薄和廉价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认为，宋彬彬虽然可能没有亲自参与暴力，但她作为红卫兵领导者之一，完全有能力阻止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胡平指出：“她是那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如果她当时有意阻止，完全可以避免那场悲剧。”
宋彬彬的去世不仅标志着个体生命的终结，也象征着文革一代红卫兵的谢幕。然而，文革的阴影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陈破空指出：“毛泽东死亡，文革并未落幕；宋彬彬死亡，文革也不会结束。因为文革的土壤和根子还在，那就是一党专政的制度。”文革遗留的仇恨教育和暴力倾向，仍然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并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复现。
深圳男童遇刺：仇恨教育的现实后果
9月18日，深圳一名10岁的日本男童在上学途中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次日不治身亡。这起事件发生在中国官方宣传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揭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仇外情绪。
民運領袖王丹在其油管節目中指出，中共不仅没有对这起凶杀案表示谴责，反而使用“遗憾”一词来淡化事件的严重性。他评论道：“对一个凶杀犯不用谴责，反而用‘遗憾’来表达，显然是对生命的漠视。”王丹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是个别行为，而是中共长期仇恨教育的结果，是政府对狭隘民族主义煽动的后果。
陈破空也认为，这起刺杀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中共数十年来通过教材、影视作品和官方宣传所塑造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中共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激化，仇外行为也越来越普遍。”陈破空指出，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多起针对外国人的恶性事件，而深圳男童遇刺事件只是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例。
胡平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仇恨教育，助长了中国社会的暴力倾向。他认为，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中，也通过中共的宣传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导致民众对外来文化和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敌对心理。
仇恨教育的长期影响
陈破空、王丹等人一致认为，这些恶性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仇恨教育。陈破空评论道：“今天的中国，文革思维依然根深蒂固，仇恨教育仍在毒害一代又一代人。深圳男童遇刺事件正是这一系统性问题的体现。”
王丹指出，深圳事件中的凶手要么是被中共宣传中的“抗日神剧”洗脑，认为自己是在“抗日”，要么是经过精密计算，知道在中国杀日本人可能不会受到严重惩罚。“这样的思维正是仇恨教育的直接结果，”王丹强调，“仇恨教育不仅让人失去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还让人错误地认为，为了某种国家或民族的目标，暴力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种仇恨教育的后果不仅仅是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陈闯创进一步指出，仇恨教育长期以来扭曲了中国民众的价值观，使得很多人在面对暴力时，无法区分正义与邪恶。“当人们认为为国家、为民族利益可以杀人时，社会的道德底线就已经崩塌。”
王丹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担忧，他认为仇恨教育在经济恶化的环境中更具危险性。“当经济下滑，社会不满情绪加剧，仇恨教育和极端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暴力的催化剂，像深圳这样的恶性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王丹还指出，仇恨教育不仅会伤害外国人，最终也会伤害中国人自己，“外国人离开中国后，这些仇恨情绪不会消失，它们会转向中国社会内部，导致更多的暴力和内斗。”
红卫兵与义和团的复兴
王丹将今日的中国社会比作一个复活的“义和团”，他指出：“正是因为上面有红卫兵，下面才有义和团。”他认为，习近平一代的领导人正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他们在仇恨教育中成长起来，如今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正是因为这一代红卫兵掌权，才导致了今天的义和团复兴。”
陈破空也认为习近平等人通过强化民族主义和仇恨教育，实际上是在复活文革精神。“毛泽东的红卫兵思想在习近平时代得到了复兴，文革的思维模式依然统治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胡平则指出，今天的中国比起过去的文革，有着更多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这使得仇恨教育和极端民族主义更具危害性。“中共通过网络和媒体，广泛传播极端思想，许多年轻人深受其影响。”他认为，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不仅会加剧国内的社会矛盾，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