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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就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未得到宋仁宗认可，却引起了当时的皇子赵顼，也就是后来的宋神宗的注意。
《宋史》记载，赵顼喜欢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且“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迫切想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当他注意到满腹经纶、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后，感觉找到了一位治世能臣，可以辅佐自己谋求变法。
熙宁七年（1074年），由于旱灾不断，有很多饥民流离失所，郑侠上呈流民图，慈圣、宣仁两位太后痛哭流涕地对神宗说：“王安石扰乱了天下。” 于是神宗免除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次年二月又复任宰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宋神宗的信任也不似从前。1076年王安石多次讬病请求离职。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退居江宁半山园。当他看到梅花绽放时，写下了这首《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
在文学作品中，梅花所具备的傲凌风雪，不畏霜寒之性，被赋予了特有的人文意蕴，作为品行高洁、傲雪凌霜的象征，反而忽视了梅花的姿韵之美。古人吟唱梅花的诗中，有一首相当著名，那就是在作者之前，隐居在西湖孤山的北宋隐逸诗人，人称“梅妻鹤子”的林逋（967年—1028年），他的那首《山园小梅》，诗中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被赞为咏梅的绝唱。
王安石的这首诗则不同，他巧妙地借用了林逋的诗句，写梅花，洁白如雪，长在墙角却不畏严寒，远远的散发着幽香。用雪隐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梅花的清幽独香，就是王安石内心之孤傲的最真实写照。以梅拟人，凌寒独开，喻典品格高贵；暗香沁人，象征其才气盈溢。虽然他推动的变法未能取得成功，但他的内心中无疑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无比的正确，自己的见识高于所处的时代，只是未被理解和接受而已。
大概也就是从王安石的这首诗开始，给梅花的人文意蕴中增加了这种清幽独香的孤傲成份，几乎遮掩住了梅花的清婉、绰约和娇媚之美，幽香孤芳的内涵超过了清香远布的意蕴。这首小诗意味深远，而语句十分朴素自然，表面上看，好似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实际上却匠心独到，雕琢出一种意境和审美格式。不能不说，王安石的炼句功夫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与当初写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时的“绿”字之炼相比，这首《梅花》可以说是炼审美的“意趣范式”，而且，后人不知不觉中会被带入他的这种赏梅的意蕴范式而不自知。难怪欧阳修这样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的另外一首诗《北陂杏花》，也同样表现了退居江宁之后的心境写照：“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诗中说北陂杏花胜过南陌杏花，“南陌”在诗中与“北陂”相对立，包含着一种空间的借喻。清幽静谧的“北陂”是远离浮世喧嚣的隐逸之所，而“南陌”正是熙来攘往的名利场。北陂杏花即使被春风吹落，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高洁；而南陌的杏花则会凋落于路面，被车轮碾作尘土。在王安石的诗句中，那个高洁、暗香的“我”若隐若现，虽然已在僻静的“墙角”或清幽的“北陂”，却时时还以“暗香来”的方式，牵挂着南陌的庙堂“风尘”。好似一种身在世外，心系世尘的状态。炼句打造出的这种高洁品格意象并非是那种“心安是归处”的自性洒脱的自然流露。
苏轼
让我们再来欣赏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的第三个春天写的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里所说的“乌台”，典故出自《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台为乌台。由于此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又是因诗得祸，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起因是苏轼被贬调湖州知州后写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惹怒了主政的“新党”，所以被搜章摘句、罗织四大罪名，想要杀了苏轼。后因曹太皇太后等人出面搭救，王安石也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始得解脱。
首句“莫听”二字，道出不管当时雨势有多大，不仅不在意被雨水打湿，甚至连雨声都听而不闻，这是显示出一种不为风雨侵扰的淡定和从容。这里的“风雨”象征苏轼人生中的沧桑与坎坷。“谁怕”二字单独成句，既是词牌的规定，又很自然的抒发出心中的那份豪情，纵然是充满“一蓑烟雨”的人生又能如何呢？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生也处之泰然。下阕中的意境又一次升华，展现出对未来的“斜照却相迎”的信心，而对于风雨萧瑟或晴空斜照，心中都是同样的不起涟漪，对阴晴圆缺都不迎不拒。真正体现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超脱和了悟人生的境界。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被朝廷由黄州调为汝州团练副使。这年秋天，赴任汝州的途中，他特地前往江宁拜访王安石。听说苏轼来访，王安石骑着毛驴去江边迎接。苏轼来不及换衣服慌忙出船见礼：“轼，怎敢以野服拜见丞相！”王安石拱手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那一年，王安石63岁，苏轼47岁。遥想两位文坛大家，畅游钟山，诗酒唱和，其乐融融，那是何等的“不亦乐乎”？！从苏轼的和诗可见一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关于这一段佳话，后人众说纷纭。至于王安石的个人品格，活脱脱一个偏执自负的“拗相公”。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对王安石这样评价：“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他为宰相时，虽然为了推行新法而将反对者外放，但并未挟私报复，在关键的时刻还出手搭救苏轼，亦可见其人品的高下。
在王安石故去后，苏轼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给出这样的评价：“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闲，靡然变天下之俗。”刻画的非常真切客观，而且其中大有深意，指明了天意如此，“非常之大事”需要“稀世之异人”出现。“异人”的意思就是不寻常的人，有异才的人，犹指怪人。
王安石的偏执缘于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急功近利而不走重德、重道之路，偏离了中正、中和的神传文化的传统价值，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客观上对社会道德的下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当他第二次为宰相时，面对朝中乱象，自己也感到无能为力了。王安石的最后时光，开始读悟佛理并注释佛经，舍半山园为寺，请宋神宗赐名并亲书“报宁禅院”匾额。
而苏轼既非“旧党”，亦非“新党”，旧党主政时因为有不同的声音，依然遭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 回过头来，再欣赏苏轼在去江宁拜访王安石之前，游庐山写的这首七言绝句《题西林壁》：
“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借助庐山的形像，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表达了寓意很深的人生哲理。身在庐山之中，视野必为庐山的峯峦和云雾所局限，所看到的庐山的峯岭丘壑，并不一定就是其原本的真面目。游山所见如此，世事变迁也如此。人生的雪泥鸿爪是如此，一个朝代的兴衰亦如此。古今能参透者有几人？ 尘世间本就是反理主导的、江河日下的下滑过程，能够坚持正理、不随波逐流的清正坦荡者，也必然是逆水行舟之“逆旅” 中的“行人”，往往处于沐风栉雨的前行砥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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