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在民主派初选胜出的一众社运/本土派人士召开记者会，表明反对《国安法》。他们本是香港希望，如今皆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图片来源：梁路思/看中国）
后《国安法》时代的香港，正式大踏步地进入极权社会，大部分香港市民或举家移民或干脆躺平，不问政事。西方对香港的关注也日渐减少。每天香港各大报章的新闻不外乎政府如何推行国安教育、国民教育；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如何领会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云云。少数独立媒体会跟进法院新闻：如抗争者被指控暴动罪、袭警罪或非法集结罪，遭重判入狱等……总之都是十分沉重的话题。
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香港只会越来越差，与其关注时事让自己心痛，不如少关注或不关注，自我调节可以减少些许痛苦。
新特首李家超经常强调的政治任务之一便是“说好香港故事”。就连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也将“说好警察故事”，进而“说好香港故事及中国故事”列入未来工作重点。可见，中共已启动粉饰太平的舆论机器。而真正代表香港民间的声音则被《国安法》铁拳打烂、碾碎，仅余下微弱的残喘。
的确，当舍身为香港前途而牺牲的一众社会精英们纷纷被捕，沦为阶下囚后，支离破碎的公民社会似乎陷入一片死寂，这些被囚人士也因“交付程序的报导限制”淡出公众视野。
此处须解释一下“交付程序的报导限制”，该名词来自香港《裁判官条例》第87A条，规定除非裁判官下令，否则任何人不得报导除被告、裁判官、双方律师姓名、被控罪行或摘要，及裁判官将被控人交付或没有交付审讯的任何决定以外的内容。
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因此，很多民主派人士案件审讯过程皆无法为外界所知。幸得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未言放弃，在裁判法院被拒后，最终入禀高等法院提司法覆核，成功解除相关报导限制。
邹幸彤去年9月被捕，因涉两次六四集会而被控“非法集结”，今年1月4日再被加监10个月，共被判囚22个月，她还另外身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不过她并未因此而消沉丧志，在狱中仍坚持寻求公义。
去年9月，邹幸彤在狱中手写长信回复保安局长邓炳强，驳斥国安处将八九民运诬蔑为“反革命暴乱”，她字字珠玑地反驳道，如果追求真相和公义就能危害国家安全，那岂非指中共的立国基础是谎言与不公？
今年4月25日，邹幸彤要求法庭解除报导限制，慷慨陈词道：现在受审的是我们几位被告，如果我们都不介意罪行被报导、名誉被抵毁，控方到底害怕什么？因为控方明白，当在法庭作出毫不合理的指控时，真正受审的是控方，所以千方百计禁止报导，令他们的丑态不为人知。
邹幸彤还引经据典指，“唯有公开报导才能对司法不公有所监察。没有公开就没有公义，公开是公义的灵魂。”
2020年民主派初选中，在反送中运动中冒起的社运人士及本土派大胜。（图片来源：宇星/看中国）
因为“交付程序的报导限制”被解除，过去被“社会性死亡”的、涉民主派初选案的47人也重回公众视野。透过报导，港人得悉他们在庭上的表现，以及答辩意向。文字背后，每个人风趣、纯真的个性都不减当年。王百羽说：“我没有心情打没有意义的官司。我认、我认、我争着认。”刘颕匡说：“这份案情一字一句所言甚是，是历史的印记，我同意所有案情。”胡志伟说，“认啊”，然后和大家相视而笑。冯达浚以普通话说，“我认罪，我知错了。”快必（谭得志）则高喊：“同意剧情！”一时令大家哄堂大笑。
被当局指控为初选案“主要组织者”的吴政亨选择不认罪。同样得益于“报导限制”被解除，他透过社交专页交代“不认罪”的心理路程。他说，考虑是否认罪的因素太多，尤其是如果认罪，可以扣减三分一刑期。不过纠结后，还是回到原点——自问有没有犯罪，他深思后认为自己没有犯罪，故决定不认罪。他坦言“恐惧”，但勉励自己不能后退。
上述仅举几例，虽然他们的名字对香港以外的人很陌生，但他们才是真正的、鲜活的、地道的“香港故事”，每个人在独裁政府打压下所体现出勇气——虽然身陷牢狱，风骨依在……不正是香港精神的写照吗？
与其让李家超废话连篇地“说好香港故事”，不如香港人由自己来“说好香港故事”，把这些真实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以自己的方式口耳相传，告诉世界。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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