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香港踏入所谓“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已经实施的《国安法》和即将立法《基本法》23条，双剑合璧之下势必将本地国安工作推上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台阶。在各项国安法例的保护下，按照官方讲法香港前途是一片光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康。但为何在太平盛世之下，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忽然访港7日，而且是历次访港时间最长。难道习近平对自己钦点的特首不放心，还是别有目的？
夏宝龙上次来港调研是去年4月。而去年12月，特首李家超上京述时亦有会见夏宝龙。时隔3个月，夏宝龙再次访港，于本月22日至28日来港考察长达7日，目的令人费解。
值得关注的是，夏此次访港的时间点是在湖南省政府大搞“解放思想”之后，及港府公布《财政预算案》之前。二字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日前，湖南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发表关于“解放思想”的长篇社论，呼吁拿起解放思想的法宝，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才有可能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但是无论怎样“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有观点认为这反映习近平无力挽救经济，因此在湖南大搞“解放思想”的实验。目前中国改革已死，这一现实已经被全世界投资者所接受。随着外资撤离，中国大陆地方财政恶化，处处爆雷，习近平也意识到这一危机：他面临一个死局，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向右转进行体制改革，这意味着共产党终将失去权力，因此他不会选择向右转。对于习近平来说，保党、保住自己的权力自始自终都是首要任务。所以他选择向左转，有鉴于此，他试图在如何在又保党、保国安，同时又可以发展经济之间找到出路。
既然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确获得了经济成就，因此就在湖南大搞“思想解放”，希望地方官员脑洞大开，认真思考如何结合过去的成功经验，在习思想的指导下走出经济困境。
可见习近平真是黔驴技穷了，虽然他事必亲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事实证明他从一个误判走向另一个误判，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可谓“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
如果习近平要振兴经济，必然要靠香港给予一臂之力。可惜在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国安法》下，在港外资大逃亡，昔日国际金融中心成为“遗址”、“废墟”。今日的香港已经被新加坡取代，就连中国“大好友”、华尔街大佬罗奇都感叹“香港玩完”……这让习近平情何以堪？
尽管香港政府的“反驳队”日日开足马力“反驳”，但千言万语在事实面前也都变得苍白无力。疫情过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复苏，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还是“独差”，相信开口就是谎言的习近平心里是有数的。只是习近平的过于“理想化”，思维和做事方法上永远无法摆脱共产党“既要……又要……”的模式，熊掌鱼翅皆想囊为己有，最后肯定是一场空。
回顾过去，作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不愿信守承诺予港人真普选；没有真普选，香港人必然会示威；示威的结果肯定换来当局的暴力镇压，以及对自由、法治的剥夺。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恰恰就是建立在自由和法治之上，没有了这两样基本要素，香港就失去了金漆招牌，成为一个普通的、由习近平“全面管治”的中国城市。
两个月前李家超上京述职时，习近平表示，希望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地位；希望特区政府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不过打脸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发生，22日“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22日发表报告指，跨国企业选择新加坡作为亚洲总部，而非香港。新加坡拥有4,200间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远超香港的1,336间。就连中国企业为了避险，也选择进驻新加坡，而非“中国香港”。
或许习近平最初在港实施《国安法》的目的只想铲除公民社会、民主派和抗争人士，未有针对外资的意图。但外资会认为，法律是一视同仁的，今天当局以国安法名义逮捕上市公司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及其他公司高层，冻结公司银行账户……明天国安警员就会来我公司“拉人封艇”，私人财产不再受到保障，与其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恐惧中，不如趁早搬移。没有人想将辛苦经营的公司、辛苦赚取的资本存放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当局称《国安法》可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真是世纪笑话！
言归正传，想必今次夏宝龙来港的目的也是和“钱”有关，帮习近平解决经济这个燃眉之急，既要让特区政府在大搞国安工作，又要“解放思想”，为中央吸纳更多外资，以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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