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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初恋 才女的幻灭人生(图)

2022-06-28 14:00 作者:周苓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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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茗
五四运动时期的张若名(网络图片)

人生若只如初见。青春年少,才华洋溢,志向高远的青年,如果走正人生道路,会展开多么美好的人生。可惜,无法超脱的自身思想的局限和错误的选择,使有些人初出茅庐就被卷入无情的骗局,在岁月的波澜曲折中,在理想破灭的命运中留下无尽悲凉。

激进思想中的人生初恋

1919年9月16日,由周恩来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里20名激进青年创办了觉悟社,并邀请当时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演讲。20人中,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和张若名等人较为后世所知。觉悟社成为一个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笼络青年知识份子的团体,是中共成立前夕的重要组织之一。

这些年轻学子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跃,去北京请愿游行,对共产主义吹嘘的大同世界抱有天真的的热忱与愿望,打出救国救民的口号,急于走捷径,号称打破一切旧的,砸烂一切,故而被暴力革命理论吸引到一起。

打破一切,当然也包括打破男女禁忌,打破觉悟社不许谈恋爱的规定。20岁的周恩来和18岁的张若名在接触中发展成为恋人。

闹革命和家庭决裂

张若名1902年出生在河北清苑,祖父是一方首富,父亲曾做县令。家境富裕,早期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本是当地名门闺秀的她,被父亲的二房太太嫉恨欺负,心灵受创。童年时心底埋下的恨意难消,影响人的一生。

14岁时,张若名考取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邓颖超成为同班同学,她成绩斐然,容貌出众,经常在校刊发表作品。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她和邓颖超积极发动同学参加到运动中,她们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走上街头,宣传鼓励各界妇女参加运动。后来,周恩来组织觉悟社时,这些“解放女性”自然也投身其中。

家乡的父母十分反感张若名热衷运动的行为。他们曾多次劝说,希望她在学校好好学习。张若名不仅没有接受,反而闹革命闹得更凶,还和周恩来一起被关进监狱。父亲一气之下,登报和她脱离关系。

不同的学说、理论迎合了不同的人生遭遇,“解放天下,暴力革命”的马列思想和张若名童年时压抑在内的心理创伤一拍即合。她完全沈浸在一个天下大同,不再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幻想中,不顾一切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1920年12月13日,觉悟社的成员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渡法勤工俭学。1922年周恩来介绍人,张若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主讲“共产主义研究会”。天资聪颖的张若名法语进步惊人,2年之余已可以阅读马恩著作。1923年她把马列文论加工整理成三篇文章:《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流入国内后多次印刷成小册子发放,所以张若名在中共官方口中,是所谓的“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觉悟社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女性”。

当时的周恩来24岁,张若名22岁。二人风华正茂,热恋、同居在法国,又貌似志同道合,人生如果不出意外应该前程远大了?谁知造化弄人,二人随即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多事之秋命运的分歧点

据说,在法国蔡和森棒喝周恩来:革命者不该沈溺美色。于是周恩来暂时离开法国前往德国活动于共产国际情报界。

1924年,张若名参加列宁追悼大会,作为中共代表发言,暴露共产主义分子身份后,受到法国警察的秘密追查。同时因为她的富裕家庭背景,中共党组织对她也进行严格审查。这双重审查摧毁了她的内心。单纯地自认为爱国和坚持崇高信仰的张若名,第一次尝到了美丽的理论之外现实倾轧的残酷。特别是家庭出身遭受诽议,这复杂的政治上的纠葛使张若名有几分困惑,又似几分悔悟,继而失望。

张若名决定专注于学术,远离政治。她退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多年后周恩来对侄女说:“她宣布退出党组织后,也就帮我下定了决心,宣布中断我们的交往。”

张若名的这次人生选择是做一个单纯的学者。然而她想远离政治,政治真的放过她吗?事实证明,她早年热衷的马列思想像个幽灵不散,缠绕她一生。

学业达成后和周恩来的一次密会

1927年,张若名成绩优异考取里昂大学,获取全额奖学金待遇。之后,张若名继续在里昂中法大学深造,主攻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30年秋季,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作家—安德烈.纪德。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得到纪德中肯:“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纪德的态度》被评为里昂中法大学最优秀的论文之一,张若名因此获得500法郎奖金。1930年12月,张若名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名留法女博士。一个在国内从未学过法文的女学生,取得这样的成绩,这在一千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绝无仅有。

同时,周恩来已经回国,一直处于国内共产运动风口浪尖上。1930年春,去莫斯科开会途中取道法国里昂,周恩来化妆成西装笔挺的青年商人,在小咖啡馆二人秘密会面。昏黄的烛光下,周恩来告诉张若名,工作路过这里专程来看她,并告诉她,已经于1925年和邓颖超结婚。周恩来说:“这次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人生恍然如梦,张若名看着这位当年一同叱咤风云的恋人,不由泪眼朦胧,一时不能自已。

末了周恩来嘱咐:“虽然退党,但要‘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张若名则保证‘严守革命机密终生。’”

浪漫的法国咖啡小坐氛围中,二人的恋情早已结束,这是一个无关风月的政治上的保证。然而,“保证”意味着什么?冥冥中是否又一次和一个纠缠不清的幽灵般的存在签上了生死约?今天看来,张若名的惊世才华在学术上大显身手,在政治上不见得有多少锐利的洞察力。

周恩来,除了那个咖啡店里依依惜别的英俊形象之外,他的另一面张若名恐怕做梦也想像不到。几乎是同一个时期,1931年,周恩来亲自策划并参与了顾顺章家的灭门血案;1934年冬,为了不暴露中共红军西蹿行踪,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其冷酷而毫无人性的秉性可见一斑。

1930年5月31日,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民俗学者杨堃结婚。二人的定情和婚恋之约为“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1931年,张若名杨堃戴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

(16*9)杨堃与张若名在法国拍的结婚照
杨堃与张若名在法国拍的结婚照(网络图片)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在8年中日战争中,张若名一直参与《法文研究》的编务,可以说这是她一生中相对平静的日子。

大风暴之前的最后一面

1948年4月张若名来到云南昆明,受邀担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丈夫杨堃研究民俗文化。在这里,一代才女张若名跨入人生的最后一站。她负责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两门课程,并在外语系兼授法语,还创立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她写作的法语文章就有20万字之多。

时光无情,一晃到了中共建立政权后。史料记载,1955年4月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的途中,特意在云南昆明停留了一段时间。当时陪同的还有陈毅等人。在昆明省委,做为普通大学学者、教授,张若名杨堃夫妇在有些紧张的气氛中受到周恩来一行高官会见。

这次面会双方谈到云南民族学,民俗研究,张杨夫妇还做了法国归国以来政治思想上的汇报。说不上是老朋友寒暄,还是学术研讨还是政审会面,有点不伦不类。期间,张若名向周恩来汇报正在积极向党靠拢,向往再入中共党组织。30年的沧桑岁月,打开了张若名的话匣子,她有点激动地谈起当年的法国,那个时代,退党前后经历的遭遇。突然周恩来简单明确地打断她说:你当年入的是团,不是党。

张若名张口结舌,蒙住了。30年前自己信誓旦旦在介绍人周恩来面前入过党,难道记忆出了差错?按照记载,张若名当年确实加入了共产党。多年后,回顾这次经历,周恩来在对陈毅的交谈中解开了这个谜:“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次会面成为二人在世间的永别。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周恩来去了昆明接见张若名,又为什么强调她是退团非退党,当然没有官方正式文字解释,永远是谜。但是,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向我们展示了部分谜底—就在那个时刻,周恩来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时,本该乘坐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通知放置了定时炸弹。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却下令代表团工作人员按原计划登机,以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确保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决定致使部属与外国记者等11人在空中飞行中爆炸丧生。周恩来临时改变的行程就是昆明和张若名的貌似轻松的会见。

如果,张若名知道会面时上空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爆炸牺牲,还会心潮澎湃地向周汇报她向往那个党组织吗?那个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党,谎言粉饰历史的党、沾满鲜血的党,值得她“积极靠拢”吗?

魂断盘龙江

怪只怪中共建政后,铺天盖地的宣传,政治洗脑,使张若名从一个知识分子平静的书桌前又开始内心的躁动。从1950年起,她不断重新申请加入中共,写思想汇报。但是1924年退党经历是她历史污点,没有被批准入党。之后的思想改造、反胡风等政治运动中,张若名又拿出当年五四运动时的激进劲头,认真写心得,开会积极发言,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的某些人就是有那么一种入了魔一般的不管不顾的感觉,张若名对党的向往达到了一丝闪念都要毫无保留,赤忱地忠于组织的地步。1957年,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透露出某些政治见解,她竟然义无反顾地将家信交给了组织,以表忠心。结果是怪诞而残酷的,儿子被打为右派,关进劳教所长达22年。当年的张若名本人和丈夫也未能幸免,也被划为右派。

张若名的忠心并没有获得党委对她的信任,换来的是云南大学对她漫长的重点批斗。绝望中张若名想到周恩来。

事实上,和周在云南会面两个月后,张若名收到来自国务院的信件,被邀请去北京担任外交部外文秘书的工作,同时兼任全国妇联的法语翻译。但是张多年致力于学术,拒绝了外交工作。反右运动中,一家人被打成右派,张若名讬人给北京的周恩来去信,但是她还没有等到回信,就被三番五次的抄家,批斗折磨得身心疲惫。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再次召开批判会,要张若名交代1924年退党的“叛徒”经历。张若名难耐羞辱,趁批斗会午休时间,出云大东门,从盘龙江铁路桥上,纵身跃入湍湍江水。据说,被打捞上岸的她尚有一丝气息,但是重点大右派份子的身份,使人不敢对她实施救命措施。张若名奄奄一息中拖延了个把时辰,终于离开了人世,时年56岁。

张若名对党“毫无保留地献身”了,也献出了名誉,尊严,家庭,儿子,事业,生命。讽刺的是,丈夫杨堃对于张,同样大义灭亲。当年共同约定不问政治的丈夫得知她的死讯后说:“张若名是叛徒,死有余辜。”事后多年,杨堃于83岁高龄终于被获准入党,并被冠之“马列主义民俗家,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创建者”。

张若名拒绝去北京周恩来身边赴职,失去了机会,然而就算她收到周恩来的回信,就能得到保护吗?历史不能用“假设”验证,但是,反观周恩来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包括文革中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亲兄弟周恩寿的逮捕令,都是周恩来签的字,从这些迹象看来,张若名也未必能得到周恩来的保护,毕竟周恩来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受冲击,出卖过许多人,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结语

纵观张若名的一生,早年以激进的思想投入共产运动,这个起点的错误决定了她的悲剧。中途她有反思和悔悟,一度退党,远离政治,但是思想上的不清醒和盲目,使她再次在后半生倾心于中共,也就使得政治再次找上了她。最终的结局令人唏嘘。张若名纵有才华和治学能力,纵有和周恩来初恋的经历,也被共产幽灵纠缠一生,支配一生,成了中共政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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