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面临习近平当局要求选边站的两难局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中共人大常委会将在8月17日至20日召开会议，讨论将在香港实施《反外国制裁法》。这将对金融机构们产生巨大压力，很可能面临习近平当局要求选边站的两难局面。并且为了避险，金融机构们也会大举撤出香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将业务从香港撤到新加坡，就是一个先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周已表明，支持把《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并已向中央提交意见，支持以香港本地立法的方式在港实施。
中共在6月公布了《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为报复外国提供法律依据，此举将无可避免会加深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无助于沟通和解决问题，各方博弈将更加激烈。所以该法律主要对外作用有两个：一、反击报复；二、展现中南海的政治意愿。
欧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遭受迫害、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民主等行为，对中港官员以及实体进行了制裁。现在，中共《反外国制裁法》的具体制裁措施几乎都是复制美国的制裁措施，无非改换了主体。
事实上，中共此前已经对欧美等国的制裁采取了反制。尤其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时期，中共也对美国每次采取的关税措施对等反制，但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惩罚性关税数额越来越大时，习近平当局后来已无法继续对等反制。
《反外国制裁法》的制裁手段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它各类财产等等。国际金融机构可因此被中共控制的法院起诉，该法律也会株连家庭成员。这条法律令在香港的国际金融机构十分头痛，最担心被夹在中美金融战之间，被迫二选一站队。
《反外国制裁法》不会阻止美国政府祭出新的制裁措施，其真正的目标是外国公司。这是向外国公司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若遵守美国的制裁措施，中共就会对其采取行动或起诉。
相信这些金融机构们已经开始在中美两边游说，综合来看，一旦到了必须二选一的时刻，大多数国际金融机构会选择靠向美国而不是中共，因为美元太重要了。国际金融机构可能会退出香港，因为他们不是非要在这里开设分行开展业务，也可以选择去东京或新加坡。
随着中美两国在2019年互相加征关税和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以来，2020年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更加复杂，而且COVID-19疫情的爆发也带来更多的挑战，这让大多数的国际企业把中美关系列为未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香港有超过200家银行，超过80%是外资银行，一旦中美金融战扩大化，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只能选择离开香港，可能过半数会撤走。
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光环已经褪色，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不断衰退。中共在法律制度上再增加限制，以及推出脱离国际规则的措施，将进一步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无论是港版国安法还是《反外国制裁法》，同样涉及到中共内斗。习近平会全力控制住香港，尤其是金融系统。因为香港一直是中国内地外逃资金的首选中转站，大量资金的涌入也推升了香港固定资产价格。
2020年，习近平调整了香港中联办和国务院港澳办的负责人，理顺了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架空了韩正；并制定实施港版国安法，推翻港人治港，强化“亲共者治港”，导致香港政治秩序和国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多数的中共老领导和权贵都在香港拥有自己的资产和巨大利益，而中国大陆经济连年下滑，又遭遇疫情和洪灾，国企的利润也受到影响，因此不能再增加税收，而依靠其它方式充实“钱袋子”，造成民怨极大。
因此，对于习近平政敌来说，不仅完全丧失了香港事务的话语权，还将面临着财产被没收的现实。
私募股权公司博裕资本(Boyu Capital)的业务已从香港总部迁至新加坡。博裕资本向新加坡转移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现年94岁的江泽民影响力下降，以至于其死后，他的家人和亲信可能会遭到习近平当局清算。
博裕资本被外界称作太子党基金，曾收购北京和上海机场免税店的股权而备受瞩目。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让博裕资本避开习近平当局的审查或不利行动，或许成为他们躲避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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