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灾过后(上)大水缸里的魔鬼细节(图)


郑州水灾,水污染问题也浮出水面(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8月6日讯】一波波猛烈的强降雨,中国从南到北传出水涝灾情,河南民众在滔滔洪水后抢水,沈疴的水污染问题跟着漫出台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二连三发布提示:“洪涝灾害期间,水源很容易受到细菌、病毒、寄生虫的污染和工厂化学物质污染。”洪水挟带饮用水水源污染问题在中国格外凸显,老百姓渴望从大水缸喝上干净水,不过,从水缸到污水处理厂却藏着魔鬼细节。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污水下水道,平常可能只是水沟有臭味而已,但是一旦遇到下暴雨,尤其是淹水的情况,水沟的污水跟雨水连成一块,那么整个城市、甚至于整个国家,不就成了一个超级大粪坑了吗?”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欧阳新宜说,“这就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不久前所说的,长滩岛海滩是一个Shithole,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污水厂管网的秘辛

2021年是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不过,辽宁铁岭市立刻踢到铁板,今年4月市府所在地的凡河新区爆出污水处理厂建成9年没能正常运行,大量生活污水长期直排,造成凡河水质严重恶化,同时渗漏进入地下水,夸张的是,地方当局为了应付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在短短9天火速建成1400米的临时管线,而铁岭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铁岭市污水厂建好了,但是污水下水道接管率有多少?如果污水下水道没有接管,不要说是9年,污水处理厂可能100年都还不能启用。”欧阳新宜点出问题关键,“根据我手边的资料,北京市目前的污水下水道建设都还没开始,铁岭市的情况可能就更差了。”

欧阳新宜表示,污水处理厂是可以看得到的工程,但是埋在土里的管子很难被看见,尤其是每个家庭的污水都要接过来,这是一个大工程。

“中国的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对搞建设很热衷,中国现在起码有4000多座污水处理厂,中国城镇污水的处理能力每天是2亿立方米,也就是说,一年可以处理至少730亿立方米。”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博士王维洛说,“不过,中国全年的污水量不到600亿立方米,而且其中一半是工业污水,应该由工业厂家来处理,而不是由城镇污水厂来处理,所以中国城镇污水处理厂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王维洛认为,城镇污水处理厂建成却不运行,这和中国的制度有关系,每一个污水处理厂几亿、几十亿的投资规模,地方当局都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不过,中国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费用很高,从污水处理厂管理部门的经济利益来说,最好不处理、直接排放,所以它是在一个国有的计划经济的制度里面引进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市场经济的这一部分正好不起作用,再说中国的罚款机制也起不了作用,政府部门罚政府部门,等于是自己的左口袋罚了右口袋。

污水下水道有如城市的“净脉”,这项“隐形建设”是在跟时间赛跑,污染管网的普及率愈高,水质改善愈明显。欧阳新宜表示,污水直排并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问题,以台湾为例,台北市的家庭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从2000年的40%,到现在约为80%,高雄市目前只有45%的接管率;全世界第一个污水下水道是1860年代在伦敦建立的,2016年起伦敦斥资42亿英镑,重新建造一个超级下水道,预计2023年完工,完工后污水处理能力也只有97%,所以解决污水处理的问题,不只是建造一个污水厂那么简单。

不巧的是屋漏逢雨,中国污水处理厂设置的位置,间接埋下水源污染风险。王维洛以南京为例,“南京在长江上,下游是镇江,南京市污水处理厂他认为应该摆在南京市的最下游的地方,南京市自来水厂的饮水管应该摆在最上游的地方,镇江市也是这么布置,从地图来看,镇江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正好是南京市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下面,影响了另一个城市的自来水、饮用水水质。”

中国水缸里的猫腻

今年5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达标率为94.5%,随着水源达标率逐年提高,官媒说,群众的“大水缸”越来越清澈了。不过,水缸里“藏污纳垢”的细节却被美化的数字掩盖掉了。

“中国大陆全国水质变好,每年有进步是件好事,我记得1991年第一次到上海,在5星级的锦江饭店喝到的水,不但浑浊而且有怪味,现在当然好多了。”欧阳新宜回想起自身经验,“不过,大水缸的水变好,并不表示每个人水瓶里的水也好。全国的总水量够,也不表示每个人的用水量够。这里存在一个马克思平均思想的概念,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说世界粮食不足,是因为人口太多,所以要节育,但是马克思却说,世界人口太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因为粮食分配不均。这个逻辑放在水资源上也是一样的。”

欧阳新宜进一步分析,大陆去年有94.5%的饮用水的水质达标了,但是那剩下的5.5%的水,或者说全国5.5%人口的饮用水,是不是就不达标了呢?这样全国就大约有7700万人不能喝到干净的水,这还是用5.5%的城市人口来算的,如果考虑到农村的情况,那么全大陆喝不到干净水的人口,起码要用亿人起跳,一个国家几亿人口没有干净水喝,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中国的水质标准也被打上问号,王维洛指出,中国的水质标准和国外不同,镇和农村的标准也不同,生态环境部所说的是城市的饮用水达标率,而且是地级以上城市,包括省会城市、省级城市和中央直辖市等,标准里面有很多细节,中国的达标是达到了标准里面的60%,就是达标了,并不是每一个标准都达到了,像德国是哪一个标准不达标,它就把那个标准拿出来说,而中国是一般的达标。

“中国水缸愈来愈清了,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可信。”王维洛从水质标准中看到猫腻,“2021年1月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欧洲环境科学》发表报告,国内多个城市饮用水含高浓度的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包括自贡、连云港、杭州等城市都超标,这是一种致癌物质,主要来自纺织品的印染洗涤,这个指标却不在中国的水质检测标准里面。”

当把关变成松绑

王维洛表示,根据国际的发展趋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水质标准是愈来愈严格,而中国正好是相反,它是愈来愈宽松,中国地表水水质标准先后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983年、1988年,以及现行的2002年版本,以化学需氧量这一个指标来看,现在的标准比过去低,而且中国可以作为饮用水源的这个标准,正好和德国污水处理厂出来的水质标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标准定得很低,这样就无法保证自来水厂的水质是好的。

“中国北京有一个赵飞虹女士,一直从事自来水水质检测,她的丈夫是政府卫生部门专管水质和食品质量的,他们三十多年来不喝北京的自来水。”王维洛提起代表性的人物,“尽管北京的密云水库是中国饮用水水源里面最好的一个水库,因为是给北京供水的,按照现在的检测标准是二类水,但是却不如1988年时候的三类水或四类水,它只是把标准降低了,这样饮用水的水源就可以符合现行的标准。”

老百姓喝下肚的是“低标水”,官员避重就轻的说法让人啼笑皆非,王维洛引述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所长施小明前阵子的谈话,“他这么说,中国自来水水质不好的原因是原水不好,也就是大江大河或湖泊的水质不好,但是中国人有一个好习惯,水都是烧开来喝的,喝开水、不喝生水,还有现在中国家里大都买了净水器。”

2006年中国发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当时出台,中国媒体大力吹捧说,饮用水标准从过去的35项提高到106项,而且这个指标完全可以跟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国的饮用水标准相比。”王维洛说,“这个标准原订在2007年7月1日开始执行,这一天是中共的党庆,让人记住党给人民谋的福利,后来由于技术问题,推迟到了2012年7月1日执行,不过它又改了,106项指标里面,各地水厂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设备,选择公布部分指标的结果,后来有一位人大常委就说了,现在大多数水厂都没有这样的设备,你怎样证明106项是符合标准的。”

水质检测单位和检测期也是关键,王维洛指出,有一个自来水行业内人士在网上就说了,你要看自来水的水质好不好,那么首先要看是谁做的检测,中国现在自来水厂的检测都是水厂自己做的,以德国来说,自来水厂自己做的检测每天公布一次,但是非政府组织可以随时抽查水质,同时受到外面的监管。

“那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公布呢?以最好的城市北京来看,106项指标一年公布一次,而且是平均值,一个季度公布一次的指标就减了很多。”王维洛揭开数字背后的秘密,“到了自来水水网的末端,它是一个季度公布一次,只公布7项指标,而且这7项指标主要是物理性指标,还不涉及到污染物、致癌物这些指标。”

打破脏水缸之后,不意外中国的净水器行业百花齐放,在环境红利下蓬勃滋长。“施小明说,中国现在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使用净水器。”王维洛提出反思,“我可以这么理解,中国的家庭凡是能够买得起这套设备的人,他们都是不相信环保部说的,这个水是干净的、是安全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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