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尖沙咀对望香港岛夜景。(图片来源:庞大卫/看中国)
【看中国2021年6月3日讯】1980年,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亦称佛利德曼)来香港拍摄经济节目《选择的自由》。节目中他称赞道,“想要了解自由市场真正运作,就要去香港”。 香港天然资源贫瘠,土地面积只有千余平方公里,可谓“弹丸之地”,唯一拥有的天然优势就是一个“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当年这个弹丸之地上生活了450万人,大部分资源要靠进口,但这并没有停止香港飞速发展的脚步。是什么令香港在70至90年代的30年间一跃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呢?
殖民地时期的小政府
上世纪50年代时,佛利民已经多次到访香港,并结识了英殖政府官员郭伯伟(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郭伯伟在1961年至1971年期间出任香港财政司,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维持低税率政策的同时,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继任财政司夏鼎基(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延续了郭伯伟的政策,并将其正式定名为“积极不干预政策”。
佛利民认为,自由社会的政府和人民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政府服务于人民。政府须维护社会公义,但不能过份干预社会运作,包括自由市场。他认为,“没有人用别人的钱时,会像用自己的钱一样这么谨慎。”他曾批评西方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认为政府在乱花百姓的钱。而港英政府推行零关税、低税收政策,香港个人薪俸税最高税率仅为15% 。
佛利民从经济角度分析,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香港人被赋予充分的自由,可以尽情发挥才智,去从事各类商业活动,令香港经济蓬勃发展。
麦理浩在1971年至1982年出任香港第25任总督,在任期间他推行小政府政策。香港时事评论人萧若元曾表示,当年的香港“你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萧若元称赞麦理浩说,“后来的香港更多是麦理浩的香港”,他引入各项改善民生的计划,还建立廉政公署,将香港的贪污一扫而光,同时持续放松对香港的管控,“其实当年港督不是向英国负责,他们整天为香港着想,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当然,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除了自由,还有法治以及廉洁的政府作为基石。萧若元赞叹道,当年香港的法治超越美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非虚言。
主权移交后的大政府
2019年,香港再度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这是香港连续25年蝉联桂冠。去年,香港首次败给新加坡,但仍位居第二。今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则榜上无名。基金会表示香港已经失去自治,完全由北京操控,以后将把香港纳入排107位的中国一起评分。
当年佛利民曾表示,政府干预愈大,其重要性亦相应增加,那么谁人控制政府则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佛利民于2006年11月离世,就在去世前的40天,他以“香港错了”为题,发表文章批评曾荫权政府,并对港府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感失望。
1997年后,香港政府在北京的操控下逐步沦为傀儡政府、极权政府。而极权政府的特征就是“大政府”主义,当局要管控社会的方方面面,由经济、文化、教育到传媒,甚至到每个人的思想,一切皆以政治挂帅。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由仆人和主人,倒转变成主人和仆人。
同时,为了将一个秩序井然的小政府社会变成大政府,当权者不惜引发事端,制造混乱,令社会严重撕裂,然后再推出一个凌驾于一切现行法例之上的国安法,监管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局告诉人民:是自由导致了今日乱局,因此要靠法例来规管你们,“法治”变成“法制”。至此,这个无形之铁腕就开始箝制整个社会。大政府下的人民丧失各种自由,社会亦随之失去以往的活力。
如今,这个大政府要建造大白象工程——造价6,200亿港元明日大屿,还动用80亿港元公帑作为国安开销……虽然这个大政府还未广泛触及香港的经济,但已经撼动了自由经济的根基,目前如同一幢摇摆的大厦,一旦“社会主义经济”杀到香港,大厦便顷刻坍塌。
小政府成就了东方之珠,又为之增添了耀眼的光芒;大政府泯灭了这道光芒,亦令“东方之珠”成为历史。这代港人重蹈70年前国人的命运,再度背井离乡逃离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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