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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毕竟是挡不住的(图)

我的安迪式救赎:激发和见证生命的异彩

2021-02-27 08:15 作者:江棋生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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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2021年2月26日,北京街头(图片来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2月27日讯】我刚出狱不久的2003年5月下旬,郝建、崔卫平就约我见个面。至今我依然记得,那天大家相聚于北京东城区的一处如茵草坪上,沐浴着初夏的阳光,朋友们席地而坐,畅怀而聊。除了老友郝、崔、邓双林外,我还初次见到了萧瀚、安替等年轻朋友。聊着聊着,安替的女友脱口而出道:你太像安迪了!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大家都笑了——明白我不仅没看过,也没听说过《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卫平说,她来买影碟送我。很快,大家又想到我并没有VCD。安替说,他赠送。几天之后,郝建和邓双林开车将VCD和影碟送到了我家。

震撼了无数人的《肖申克的救赎》,同样深深震撼了我。与安迪相比,我的牢狱之灾根本算不上什么。追求自由的强大意志力,使安迪创造了罕见的奇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安迪的救赎,使他的生命绽放了夺目的异彩,不仅抗衡和拒绝了这个世界对他的改变,还尽可能地改变了世界。

那么,我是否像安替女友所说的,有什么地方像安迪呢?有一条应该是像的,就是坐得起牢的心态和乐意帮助落难的狱友。不过我想,还有一条似乎更应该能算上,那就是:我在地处半步桥44号旁门的北京市看守所中,居然实现过一次安迪式救赎。20年后的今天,我愿意将其称为半步桥的救赎。

一个身陷无产阶级专政囹圄的人,不是写他们要你写的东西,而是写你自己想写的东西,并且还想最终让手稿如愿“越狱”——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正因为如此,大墙之内,很少有人会动笔去写;极少数写了的,或屡被查抄,或功亏一篑终究没能带出去。也正因为如此,从我心意已决的那一刻起,从我开始命笔的第一时间起,我就启动了自己的救赎之旅。

最为常态的救赎,是确保细水长流写稿无虞。动手写的时候,马虎不得,必须规避盯着我的摄像头。号里的摄像头是盯着每个人的,但更是盯着我的。动手写的时候,还要留意筒道和上方巡逻马道中的动静。不定时巡查的警察是盯着每个人的,但更是盯着我的。一旦被所方获悉我在写自己的东西,要再进行下去就难上加难了。

最为考验智商的救赎,是安然躲过清监的劫难。看守所时不时会搞突然清监的搜查行动,他们要搜走打火机、香烟、指甲刀等违禁品,更要翻查检视我的东西。从有人(主要是“劳动号”:因刑期很短而留在看守所服刑干杂活)通风报信到警察蜂拥而入,有时只差几分钟而已。在毫无隐私可言的方寸之地,我得把手稿及时藏匿,巧妙藏匿。在这件事上,我先是急中生智,后是熟能生巧,因而从没失过手。而且我至今认为,我在看守所号房里藏匿手稿的地方,当时他们想不到,现在他们依然想不到。

最为检验人缘和魅力的救赎,是能做到无人告我的密。看守所的号房里,有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犯罪嫌疑人进进出出,他们涉嫌经济犯罪、贩毒、贩卖人口、故意伤害、抢劫杀人等等。他们中一旦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告我的密,我还如何写得下去?他上午告密,我的救赎之旅下午就会被生生掐灭。无人告密,如果不算大幸、也不算奇迹的话,那就是缘自我的真诚待人,平等待人。

最为决定性的救赎,是必须找到对的人,把手稿带出高墙。这一步做不到,则前功尽弃。我手稿的每一页,都蕴含着希望的力量;手稿的每一行,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因此我的手稿,断断不能被关锁在高墙之内而不见天日。我不放弃,不躁进,大胆设想,多方试错,小心印证,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对的人,让我的救赎之旅圆满收官。

20年前,通过关于自己手稿的安迪式救赎,我把一件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20年前半步桥的救赎,是我生命异彩的激发,也是我生命异彩的见证。渡尽劫波成功“越狱”的手稿,构成了我的《看守所杂记》一书(2005年3月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的主要部分。

当下的我,则在北京西山脚下,尽可能心无旁骛地进行人生中的第二次安迪式救赎;这第二次救赎,或可称之为西山下的救赎。

经过多年艰辛的努力,我已经完成了多篇物理学论文,并且是质疑公认定论、挑战顶级权威的物理学论文。然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物理学个体工作者,无论你的论文写得有多规范,推理有多谦卑和严谨,要想让主流科学期刊发表你的论文,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面对物理学界无形的高墙,我唯有激发自己生命的异彩,再次以安迪式救赎来穿透高墙,变不可能为可能。

在这第二次救赎之旅中,《肖申克的救赎》依然具有难于替代、不可多得的励志作用。影片中的金句真是直击人心:“要让素昧平生的人在意你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原本就不容易”;“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无法触及,那就是希望。”既然怀抱希望,既然认准了自己在做一件至为重要、责无旁贷的事,那就要像安迪挖地道那样,多少年如一日,直到挖通为止。

在这第二次救赎之旅中,伽利略挑战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挑战托勒密,黎曼挑战欧几里德,爱因斯坦挑战牛顿,……也对我具有强大的示范和励志作用。纵观近代和现代科学史,质疑定论、挑战权威,从根本上说,最靠谱的首先还是谦卑、严谨的推理。还有,我很欣赏物理学大师费曼的见解:如果我们无法把一个理论简化至大学一年级的程度,我们就不算真正理解这个理论。

我会一直努力下去。因为,有些鸟儿毕竟是关不住的;有些事情毕竟是挡不住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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