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中 高官夫人们的暗中纠葛(图)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和林彪夫人叶群之间发生了一起与秦城有关的“匿名信事件”。
一起与秦城有关的“匿名信事件”发生在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和林彪夫人叶群之间。
严慰冰入狱是由于检举叶群的“匿名信事件”。严与叶群早年并无利害冲突，同样出身于大家，严慰冰父亲早年加入中共，她考取中央大学后随母奔赴延安，在抗大毕业；叶群则为国军少将庶出之女，在一･二九运动中接近中共，以后到达延安。二人同为延安名媛，各自嫁给高干，严慰冰相比下更为根正苗红。1949年之后二人工作亦无交集，却由于出身和做派不同，令严对叶群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恶感。
严慰冰妹妹严昭称，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得知消息，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和林彪结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汤，曾要警卫员头顶鸡汤泅水过延河，更引起严慰冰反感。
叶群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做派，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中亦有提及，称她在整风期间情绪受到打击，生活上弄得乱七八糟，在洗脸盆里大小便，甚至尿在曾志的脸盆里。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了打草鞋，曾志对林彪找了这么个人感到奇怪。
1949年后进城，叶群作风未变，要权要官，一次次提级，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在军队颐指气使。严慰冰则一直任教员，早年对叶群的意见更形深化。
根据林彪部下邱会作回忆，严慰冰对叶群的恶感，还来自于延安时期陆定一曾追求过叶群。在严慰冰的揭发信里，还说叶群在延安时期男女关系混乱，曾是在“抢救运动”中被处决的王实味的情妇，引得林彪出面作证叶群是处女，也没有跟王实味等恋爱过。
严慰冰的匿名信中痛骂叶群，当然也涉及林彪。公安部门多方查对笔迹未获，以后却由于严慰冰与叶群在友谊商店购物时相撞，受到叶群叱骂而气愤难平，向总政写信反映，信到了林彪手里被看出笔迹，严慰冰因而被隔离审查。
关于笔迹被发现的经过，尚有另外的说法，称当时林彪在外地，不可能辨认严慰冰笔迹。秦城监狱管理员何殿奎称陆定一对他口述，一次严慰冰的匿名信放在陆定一办公桌上，被秘书看见，认出是严慰冰笔迹，因此事发。为查清陆定一与匿名信的关系，公安部以考查的名义，安排陆定一到南方旅游，在此期间匿名信照旧出现，因此说明陆定一与此事无干。但此后陆定一仍旧受到牵连，在康生和林彪力主下打入监狱。此前，严慰冰已经被投入秦城受审。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被关押在秦城同一监区。
陆定一在出狱后曾说过：“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她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
严慰冰发病的由来，据说始于“三反”。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中共“五老”之一，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两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要她们交代问题，又不让她们申辩。后来经过调查，她们都没有问题，但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
“匿名信事件”尚有一段插曲。由于严慰冰写信使用“王光”“黄玫”的化名，又声称“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王光美早年曾与叶群在北京女师大附中同班同学），从而牵扯了王光美，一度成为笔迹重点排查对象。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和儿子刘源曾接受访谈专门谈此事，称严有挑拨之嫌。此事亦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提及。
叶群、严慰冰、王光美同为抛弃显宦家庭出身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五四时期，鲁迅曾针对妇女解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认为她们或者堕落，或者回来。到了延安时期，娜拉问题以投入革命阵营、嫁给老干部“修成革命果”而得以解决。但她们随之也成为依附组织与丈夫的“革命人”，陷入党内斗争的漩涡。
匿名信事件可称是奔赴延安的“娜拉”们的一段“夫人公案”。在秦城中，王光美与严慰冰同在201监区二层中段女监，王光美曾从零星听到的声音，猜测邻居可能是严慰冰。
秦城中的夫人一族尚有彭真夫人张洁清、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李立三夫人李莎（丽莎）、潘汉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及饶漱石前妻陆璀等人。与严慰冰的牵连丈夫、王光美的遭忌下狱不同，这几位都是受到丈夫牵连，出于审查和“保密”需求。
李莎（俄文名丽莎）是旧俄一位农场主之女，父亲在苏俄革命后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车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毒药。李莎早年在远东边区出版社做校对看到政治小册子《反对李立三主义的斗争》，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后来在莫斯科上工农速成班期间与李明（李立三）相识。此时李立三已经历四次婚姻，生有两男三女。1935年二人结婚，此后李立三因为与王明的矛盾未能及时回国，1938年被关进内务部监狱，这里也是索尔仁尼琴牢狱生涯的头一站。在“老大哥”的监狱里，李立三曾遭受橡皮棍打头和关“小号”的惩罚。李莎前往各所监狱排队探寻，后来终于在塔岗卡监狱得知李立三下落，定期前往送钱物。当时李莎自己被开除团籍，哥哥也被判刑劳改修运河。1939年叶若夫被处死，肃反落潮，贝利亚着手纠偏，李立三在年底被释放。二人艰辛熬过了卫国战争，生下女儿英男。1945年延安“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将已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的李立三选进中央委员会，随后回国，李莎也辗转前往中国。在东北，李莎和孙维世有交往，并曾当叶群的俄文老师。此后，李莎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任教。中苏关系破裂后，李莎受到内部审查，查无实据，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国籍。
李立三在1949年后任劳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却在1951年因为主张工会独立于行政、保护工人利益的“工团主义”被批判为“社会民主党”，1954年被免去劳动部长，变为李雪峰手下的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的“八大”上，李立三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再次做了检讨。此后不久，毛开始将李立三与饶漱石、王明、张国焘等人相提并论。中苏交恶后，李莎问题也成了李立三的嫌疑。面对周恩来和康生的谈话压力，这位“左倾”代表人物显出了自己人性的一面，写信给周恩来为李莎申辩，以早年在苏联坐监狱时李莎的忠贞为由，坚持“我们是患难夫妻，不能离婚”。
文革来临后，李立三被打成彭真死党，又在1967年开始的“揪叛徒、特务”风潮中受到揪斗，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1967年4月20日，李立三和李莎在批斗会后被分别带走，李立三握着李莎的手说了一句“保重”，二人就此永别。两天之后，拘押中的李立三在午饭时间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留下遗书给毛泽东称：“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李的遗体以“自杀者李明”名义火化，骨灰以“无人招领”为名和一些所谓盲流的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一位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的人生如此谢幕。
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对笔者称，父亲虽然留下了遗书，但死亡并非没有疑点。李立三处于警察和红卫兵的严密监控之下，致死的上百片安眠药不可能自己觅得。从家中被带走时，李莎给他的安眠药只剩下几片。遗书字迹颤抖，显示出是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写成。服药后过了大半天，李立三才被送到医院。这一切都像是要刻意导向李立三表面上的自杀。在以后打击“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周恩来曾在华北局提出要调查李立三死因，此后不了了之。平反过程中，李英男和母亲一起向中组部反映了对李立三自杀的怀疑。李英男分析，父亲的不得不死，可能和康生有关。在生前不久，李立三在一封写给毛泽东回顾自己在苏联经历的信中，提到1935年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有人想推选王明为中共领袖，李立三不赞成此事并向康生汇报过。李立三在给毛的信中说，此事康生知情。康生最忌讳别人提起他在苏联紧跟王明的历史，这封信发出后不久，李立三就服药身亡。李英男得知中央文革有人说“李立三是活的档案袋”。
类似的情节发生在冯仲云身上。冯仲云被打成苏修和朝修特务，在批斗中身死，冯忆罗认为死因之一是“六三指示信”的内情。1936年初，由于国际形势导致共产国际的政策变化，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两人名义向东北抗联下达了“六三”指示信，要求他们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反对地主，并在“满洲国”内寻求利用灰色工会等形式合法活动，避免决战“等待更大事变”。这封指示信当时引起了抗联领导人之一、也是冯仲云战友赵尚志的反对，双方互相以“左倾”“右倾”相指责，赵尚志以后被开除党籍，成为抗联历史上聚讼不已的公案。
一直到1985年，仍需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胡乔木、杨尚昆、薄一波批示同意，由中央党史办冯文彬、韩光主持召开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召集在世的东北抗联“老人”统一思想认识，会议重点是把王明、康生个人的“右倾”与“六三指示信”的统一战线策略分开。冯忆罗说，1949年后冯仲云曾经问过康生“六三指示信”的问题，康生当时说跟他没关系，是王明拿给他例行签字的。冯忆罗认为，父亲的这一次询问，触及了康生的忌讳，有可能最终导致了他的丧命。
如同江青上海时期历史的知情人难于幸免，康生在苏联时期紧跟王明历史的见证人亦难逃清洗，李立三、冯仲云、师哲等人即是例证。
李立三自杀后，李莎被当作李立三与苏联之间“里通外国”的“特务上级”押入秦城，被单独监禁八年，狱号77（注：李莎记忆如此，或许前面尚有两位年份编号）。她不知道李立三的死，也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女儿和多位好友也被在“李立三特务集团”的名义下送进秦城。和严慰冰一样，李莎受到了夜间车轮提审、连续训话，希望通过口供将早年在工运中有过交游的“李立三特务集团”与“刘少奇司令部”归并起来。因未得下文，李莎被专案组多年挂起来。1975年，李莎被放出秦城狱门，遣送到山西运城，1978年底才回到北京。1979年李立三获得平反，李莎回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直到退休。在一封晚年给胡耀邦的信中，她自称将“结草衔环”报答“立三同志的祖国”。
在秦城中，李莎与王光美囚室比邻，出狱平反后王光美曾看望李莎，感谢李立三没有乱供所谓刘少奇充当斯大林间谍的问题。
李莎的案件牵连了好友葛拉尼娅，她和李莎一样来自苏联，是中共早期高干、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夫人。
葛拉尼娅出生于苏联的白桦林村庄中，卫国战争期间来到莫斯科当纺织女工，正像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原型，但她此后的命运迥然不同。葛拉尼娅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公寓当临时女佣，遇到了来莫斯科养病的陈昌浩。陈昌浩自西路军失败之后严重受挫，被送往苏联治病。葛拉尼娅接受了比自己大20岁的陈昌浩的求婚，二人生有一子。1949年之后，葛拉尼娅随陈昌浩归国，结识了李莎，成为密友。陈昌浩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1957年反右中被贴了大字报，以后在青岛疗养院一住数年，不问家小。看不惯此事的李立三曾写信规劝陈昌浩。
中苏关系交恶后，发生了一件蹊跷事。崇文门附近有一家代客加工毛衣的个体编制户，款式花色多样，手艺不凡。李莎和葛拉尼娅慕名前往，在此偶遇亦来加工毛衣的苏联大使馆夫人。葛拉尼娅将此事告诉陈昌浩，不料陈昌浩将此写成材料，诬告李莎和苏联大使夫人在毛衣店秘密接头。并称李莎是“修正主义分子，常给苏联大使馆送情报”，并“带坏了葛拉尼娅”。葛拉尼娅因此和陈昌浩大吵一架。此后不久，陈昌浩提出离婚，理由是葛拉尼娅是修正主义分子，“竭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官司打到了法院，判决离婚并均分财产。
文革爆发后，陈昌浩成了本单位的“造反派”，但不久后被人挖出历史问题，打成“牛鬼蛇神”，1967年11月被迫害致死。葛拉尼娅在李莎入狱后不久被逮捕，送入秦城监狱。被捕之时，葛拉尼娅出于惊慌，蓬头垢面在大街上振臂高喊：“斯大林万岁！”在秦城度过八年后，葛拉尼娅被释放，精神已经失常，陷入幻听幻视，认不出前往探监的儿子。晚年葛拉尼娅思念家乡的黑土和白桦林，带着儿子回到莫斯科，没想受到戒备驱逐，不许其儿子儿媳居留，葛拉尼娅只得举家返回中国。这次经历对她打击很大。几年后，葛拉尼娅全家迁往澳大利亚，去了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第三国”，度过了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