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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故事:离开 是为了保留自由(图)

2021-02-17 07:24 作者:雨文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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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21年2月16日,香港民主派在西九龙法院外(图片来源: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2月17日讯】港版《国安法》自7月实施以来,港人过往所有的自由基石──司法独立、学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濒临土崩瓦解的危境,激发香港掀起一波移民大浪。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到2020年的年中,已逾2万港人移居海外,这数字与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时所触发的“恐共移民潮”人数相若。

《报导者》的香港特约记者与数位正准备移民的港人深度访谈,试着了解年轻一代的专业工作者决心放下工作与生活离乡的理由。他们之中,有为数不少的挣扎和抉择,除了安全理由,更多是为了自己和下一代保留自由的生活,而流浪异乡。

位于金钟力宝中心40楼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是港人移民台湾的第一站,自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每日均“坐无虚席”。现时因防疫关系,办事处虽只接受网络预约,但每天仍处于爆满状态,办事处对外公告,申请移民文件预约已排至12月中。梁先生,是等待中的一位。

35岁的他在台湾经营广告媒体公司已8年,太太和3岁的孩子都在香港,之前从未想过移民台湾,宁愿自己港台两边走做“太空人”。但这次梁先生下定决心移台,问他原因,他带着无奈勉强挤出笑容:“为什么要走?大家都知什么事,不用说都知道为了什么。”

“我在太子住了10年,一直都很安全。但有一天你发现这里突然变得很危险。小朋友上学途中会突然遇到施放催泪弹。晚上我在楼下和其他街坊聊天,会突然被防暴(警)用枪指喝。发现这个家不再安全,很难再住下去。”

“文革正在香港发生”,已2万人离港

2020年炎夏以来的香港街头,虽不再烽烟四起,却暗流急涌。

同样在等待的贾小姐(50岁)则说:“文革正在香港发生,高官、亲中派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对教育、司法、传媒不断攻击。这些人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利益却高于一切,根本不会理会自己的良心。”

贾小姐眼见香港局势迅速恶化,市民没有发声渠道充满无力感,“现在就算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意见也担心会被他们监视,有的可能并不是政府机构人员或警察,而是你认识的人都在监视你,这最恐怖。”

不安在社会上蔓延,有选择的人已计划移民。

贾小姐和丈夫选择了台湾。夫妇两人去年(2019)10月开始以投资移民方式申请来台,最近获批,下月移居。“台湾靠近香港,万一有什么事我可以很快回来。加上港台两地文化、语言、文字相近,容易适应。”对于贾小姐来讲,台湾政治生态对她最具吸引力,“台湾有民主,而且愈来愈好。现在有蔡英文,令大家放心很多。台湾人看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会更坚守自己价值,洁身自爱,是一个正在向国际舞台迈进的国家。这些元素香港已消失了,不再适合居住。”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年中至2020年年中,香港居民移出的人数有20,900人。(注)

《报导者》向台湾移民署和内政部所取的资料也显示,2020年的1月到8月之间,港人来台的居留与定居许可人数为5,653人。8个月的人数,已较2018年一整年的5,238人多出415人;即便在疫情最紧张和边境关制严格之际,人数仍持续增加。

两代人的移民,一个目的、不同终点

在离境关口的阿Sam,只肯举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拍照,不肯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他说:“特区护照是全世界最丑的护照。”(摄影/陈朗熹)

阿Sam今年45岁,任职律师,是土生土长香港人。他在一间全球数一数二的跨国保险公司任职法规部主管,太太也是律师,两人年薪高达400万港币(约新台币1,600万元)。阿Sam具备了过往香港商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冷感、赚钱至上的价值观,但这次他也迫切移民。

“坦白来讲,这一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能尽快离开香港,”阿Sam现在只要看到警察就会感到焦虑,“有一天,他们会怎样来搞我们?不知道。最坏的情况是把香港变成另一个新疆?不知道。现在已放风出来要搞健康码。他们一天比一天疯狂,几乎每天都在弄出一些东西来搞香港人。现在的香港,2天已成为旧闻(指政策变化太快)。如果继续留下来,对我精神困扰很大,已开始出现抑郁症状,睡不着觉,要看心理医生。”

阿Sam的忧虑,反映了港人普遍困境。过往免于恐惧的“两制”屏障,随着港版《国安法》实施已不复存在。港人欲保留自由似乎只有一项选择──移民他乡。

“你问10个港人移民,10个都会回答你是政治移民,我就是。我身边打算移民的、已申请到护照的个个都是。”

中共执政早期,曾向海外华人宣传“新中国”的美好愿景,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人到中国发展。阿Sam的父母即在其列,从印尼飞去中国读书、在当地结婚,不久却遇到文革。文革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阿Sam的祖父为了救儿子,由印尼寄钱到中国,贿赂当地官员放行他父母来港,才躲过一劫。“我爸当年听政府话,大鸣大放时贴大字报批评政府,结果文革被批斗得很惨。所以文革和共产党有多恐怖,我爸由小就对我讲到大,很清楚,也使我心里一直感到很不安。”

港版《国安法》推出以来,没人知道这条红色底线具体会画到哪里。阿Sam担心律师行业会成为主要针对目标之一,“中共历史上,共产党首当其冲斗争的对象就是律师、教师这类知识分子。”他表示,早前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前任特首梁振英公开表示要整顿黄丝教师的行径,更加证实他的忧虑,“第一步先把社会上一些意见领袖搞定,然后就轮到知识分子。”

眼看着香港一步步“被中国化”

另一个让他惧怕中共的原因,正是“香港人”这个身分。“我们不同于他们(大陆人)。大陆14亿人早已被同化,他们信党,但我们不是。我们受过教育、接受过英国管治,明白何谓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同时也具备这些价值观。北京对香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我们敢于出声。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北京非常要面子,我们200万人出来游行反送中,他们怎么会不报仇呢?果然弄一个更恶毒的《国安法》给香港人。”

阿Sam打算移民的念头萌生于梁振英在2012年上台之后。他发现港府政策开始一面倒地向北京倾斜,中国资金疯涌来港做各类型投资。同一时间,即使像阿Sam任职的这类跨国大企业,也要迎合中国所需,“公司各部门招聘新职位都是请大陆人,香港管理层培训的也都是大陆人,很明显感受到他们是要换走我们香港人,也就是‘腾笼换鸟’,用他们第二、三代人来换走我们下一代。”

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后,阿Sam看到明显危机,也开始与家人筹划移民。“2018年大陆疯狂走资,印象很深。对于我们做保险的来讲最贵的是管理费,一般人不会大额购买保险付管理费。但他们(中国富二代、官二代)却通宵达旦排队来买,一买就几千万。感觉很不妥,连富二代、官二代都要走。”

直至去年发生反送中运动,6月200万港人上街后,他与太太Joanne终于下定决心申请移民台湾。

不满中央政府独裁,首度跃升港人移民要因

阿Sam的心态代表了许多港人的想法。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发生后所做的相关调查显示,4成2的港人打算移民,创下2016年以来新高;这些想移民港人之中的9.6%已开始做移民准备,亦是近3年来人数最多一次。

在影响港人移民决定的头4个因素中,“政治争拗和社会撕裂”4年来一直排首位。“不满香港政治不民主”则较前3年排序上升一位,排第二。值得留意的是,“不满中央政府独裁”排在第三位,是过往3年里所没有的。显示港人与北京关系紧张。

负责民调的香港中大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郑宏泰表示,左右港人移民取态与政治气氛、政治争拗有直接关系,“选择离开的港人,是对中央的敏感度较高的人士。他们抗拒中国政府,抗拒香港没民主,而他们本身又政治意识强,对民主追求较高,所以会选择离开。”

事实上,香港前两波移民潮(注)均与北京因素有关。而今次第三波移民潮,则是港人民心与北京彻底决裂的表态。

“不是我们选择参与政治,是大环境逼我们去参与,因为实在太多不公义。尤其我们做律师,看到现在黑白颠倒得太过分,简直是在污辱你的智慧、挑战你的极限。普世价值里最基本人权是free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但现在我们是live under fear(生活在恐惧中),这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洗了脑的机器人,或做一个埋没良心的人,那不是我。”

阿Sam的太太Joanne也是一名律师,面对司法界不断遭受建制派攻击,她虽感气愤,却又意识到在目前环境下无能为力,“我现在已封闭自己,不想再看脸书和新闻,知道自己看后会非常不开心,如果这样生存下去的话我会很压抑。”

“只愿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地方”

阿Sam和Joanne于是在去年7月开始申请专业移民台湾,当时并未料到香港局势会快速逆转,“那时还在和同事说我们在申请,不过仍然会在香港继续工作5、6年,等局势再恶化的话才走。”孰料过了几天,即发生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住在当区的阿Sam深受打击,“第二天元朗像打完仗似的。香港开埠以来元朗都未曾这样,很心痛,整个香港变得好恐怖。”

阿Sam情绪大受影响,此后一周要靠吃镇静剂才能入睡。这次事件促使他加快移民步伐。去年9月,台湾的内政部发出他们的专业移民居留证,阿Sam夫妇放下心头大石,两人把香港物业出售,并到台湾置业、买车。疫情爆发后,他们赴台计划暂缓,直至今年9月疫情稳定后,终于可重启赴台定居计划。阿Sam坦承自己只想尽快离港,“你不知明天又会发生什么。”

像阿Sam这类有专业资格和经济能力的人士,一般会选择欧美等地,但他们却首选台湾。曾在英国读书和工作过的Joanne指,中共对英国的渗透较台湾严重,她不愿意移去英国身边却充斥着“小粉红”,“台湾社会普遍同情香港,大家一脉同气。虽然有蓝、绿营,但你可以用选票来表达自己意见,不用担心属于哪个阵营而被捕。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想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地方,也就是九七前的香港。”

阿Sam也指,两人去年在台湾置业期间,所接触的当地人都很关心香港。当时正值台湾总统大选前夕,他也帮忙拉票,不停向台湾人解释香港状况。“有的士司机问我,香港年轻人是不是收了钱才这么做?我就跟他说:我赚的钱是你们10年薪金,连我都去游行,有人能收买我?有些比我薪金高10倍的都上街游行,能收买到这些人吗?他们都很理解。当时台湾气氛开始转变,大家都说国民党出卖台湾,一国两制骗人,他们要用选票向国民党说不。所以有种一脉同气的感觉。”

出走,为了保留自己相信的普世价值

另一名港人工程师阿Ken,今年40岁,有两个小孩的他,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中港两地,与中国人有着更深入的接触,这也令他下定决心移民台湾。“政府经常跟你说不要政治化。问题不是你不理它就代表没事,现实是它会主动来找你。譬如在内地,一个小区发生了什么事,内地人未必敢出声,因为有城管在,而城管又与政府有关联。他们会先考虑是否触碰到哪一方的底线、哪一些人的利益,要在不影响当局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下,才敢提出自己的问题。香港人无法接受,我们可以直接和区议员反映、并在区议会层面解决就好,很普通的一件事。”

不过,反送中以来,香港的“中国化”已悄然改变香港的民生政治生态。“像我住的这个区,有很多由内地公司开的水果铺、蔬菜铺。他们占了行人路,把整条街弄得很脏,你去投诉,食环署不愿意理会,你找警察,他们也不愿意管。但如果一间黄店只是在铺头里贴黄色海报,肯定会被那帮警察玩死。香港现在就是这样,倒退到大陆化。只要你撑政府、撑大陆,做什么都可以,没问题。相反,就被针对、被整。在一国一制下,肯定会影响我的民生政治,”阿Ken指,“中国化”的政治生态完全违背他相信的普世价值,“与其在这么压迫情况下生活,如果我能避的话肯定想避开这些。”

台湾是阿Ken不二之选,“如果有一个地方仍具有普世价值空间,我很想去,台湾就是这样。在台湾你两党都可批评,民进党做得不好我也可以批评,不会说你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有可以发言的地方,这对我非常重要。”阿Ken去年底申请台湾投资移民,但因申请人数众多,至今仍处等候中。

爱与痛的边缘,没有回流余地

对于阿Ken来讲,台湾保有过往香港的价值。对阿Sam来讲,台湾则让他与中共保持一定距离,免于活在惊恐之中。

即使做好一切心理准备,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件让人容易做出的决定,尤其是这一波移民潮,是连根拔起、没有回流的余地。

阿Sam说,“我的薪金在全世界都赚不到,就算在英国、伦敦都赚不到。而且要和所有亲朋戚友割断、和自己所有记忆割断、和香港割断,这个决定很困难、很困难。我们不可能轻易回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政府)会不会报复你。”

Joanne则有另一番挣扎,“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逃兵。由去年开始,大家一起上街,许多年轻人他们付出很多很多却无法离开,感到很挣扎,非常不舍得他们。但没办法,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走,要么坐牢。这一刻我看不到曙光。”

香港局势波谲云诡,决心离开却仍待移民审批的港人,心理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外人不都能理解,而特别像阿Ken这类身为父母的港人,心情更是忐忑不安。为了下一代能在自由、免于恐惧、威吓的环境下成长,他们宁愿冒着牺牲自己在港享有的专业资格、优渥薪资以及安稳生活环境,到新环境一切从零开始打拼。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将书写这一代港人浪迹海外故事。

(文章授权转载自《报道者》。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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