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承受之重 一张大字报的帽子险些把我压垮(组图)


一张大字报,揭发我“公然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网络图片)

如梦令・春早

万紫千红春早,蝶舞鸟鸣鱼跳。摇曳遇骄风,一夜叶黄花老。青草,青草,折断楚腰多少?

反右”步伐踏进新疆,要迟三个月到半年;内地运动如火如荼,右派纷纷中弹落马,新疆依旧云淡风轻,大地一片安宁。

我所在的可可托海矿务局,位于北疆阿尔泰山脉,离苏蒙边境不远;我工作的大水电站勘探队,位于全国最寒冷的海子口,冬季气温可低达零下五十一度。北疆无春,夏日即春。每年五月,残雪消溶,气候回暖,原野披绿,但早晚依旧很冷,北疆一年四季离不开棉衣。山中六月,与内地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相似。

我上班下班,有说有笑,生活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但内心却很不平静。从报章杂志,从有线无线广播,从人们小心翼翼的交谈,从有形无形的高压气氛中,感到灾难正步步逼近。眼看一场狂风暴雨即将席卷而来,人们心中莫不惶惶然,谁也料不到自己能否逃脱这次劫难?好在身居边疆,远离旋风中心,有幸目睹那些不久前因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而身陷重围的前车之鉴,从而下定决心,咬紧牙关,闭紧嘴唇,但仍然没有逃脱戴帽的厄运。新疆揪出来的人都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份子。


七十修书百感沉,挤干血泪滴成文。如今泉眼已枯竭,不怕三更鬼上门。(图片:作者提供)

一九五七年对可可托海大水电站勘探队来说,可谓多事之秋。三年勘探接近尾声,正式施工即将来临,一批批水文资料和地质图表,不断送往北京中央电力设计院。中外专家频频光临,参观访问、视察汇报、以及专项研讨活动,比往年大为增多。一位苏联专家听了汇报,大皱眉头:“你们是在做黄金电站!”我们面面相觑,无可解释。把发电厂房建在远离坝址的地下,乃设计院的精心之作,我们的意见提上去只当耳边风。设计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管勘探;提供水文地质资料,绘制地形地貌图表,日常任务主要是在河床上钻眼,提取岩芯,收集资料。一些追加的钻探任务,来得急如星火,使人手忙脚乱。大队长刘履中发牢骚:“河床钻成麻子,还要钻!把钻机撤走干脆挖坑算了。”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之多,忙得人气都喘不过来。此时正逢“国际地球物理年”,老天也来凑热闹,几乎不下雨的北疆夏季水势异常汹涌,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沼泽草原,成了一片泽国,来往的汽车只得绕道高处,在临时修筑的公路上缓慢行驶。河床两岸的树木,主干全淹在水里,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低矮的灌木丛。栖息在林中的野鸭,时而凌空飞翔,时而水面游弋,这些冬去夏来的候鸟,年复一年在此栖息繁衍,几年之后再次飞来,这熟悉的家园将有巨大的变化;一座烟波浩淼的人工湖泊,像晶莹的蓝宝石嵌在雄伟的阿尔泰山脉上。钻机密布的峡谷口,隆隆的金属撞击声伴随奔腾咆哮的河水,正鸣奏一支向水电进军的序曲。一座巍峨的水泥大坝将在此处矗立,把额尔齐斯河拦腰斩断。从这里送出的电力将把矿区照得通明,那将是诗人《街灯》的地上重现,是“银河落九天”的灿烂辉煌。

三厂房那边传来消息,工地的一座木桥被洪水冲垮了,另一座也岌岌可危。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每星期四下午的半天读报学习,雷打不动,压倒一切。

十一月初,在勘探队野外办公室,轮到我读报。那天念的是: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团长毛泽东,副团长宋庆龄,以及其他中央首长。按照惯例,念完一篇接着轮流发言,畅谈各自的感想。数月来,我们读报的内容都是内地整风反右;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有罪者言者有罪”、到“右派份子倡狂进攻”、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面对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演变,我不断告诫自己,千万要管好这张嘴巴!

那天我的发言大意是:“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经历极其不凡,富有传奇色彩。她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次在代表团中任副团长,排名仅次毛主席,名列第二,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我的发言,以及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无话找话。我们这些人,都是政治学习所锻练出来的发言好手,出语精彩热烈,实际空洞无物。以我的发言为例:

宋庆龄为国父夫人,年青时跟随孙先生为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奋斗。孙先生逝世后几十年,继承遗志,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坚持进步,矢志不渝。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然“经历不平凡”、“富有传奇色彩”、“威信很高”。她在代表团中任副团长,名列第二,报纸铅字印得清清楚楚,谁也不会看成名列第三或第四。能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盛典,当然“了不起”。

总之,我说的都是废话,其他人说的又何尝不是废话。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宝贵时间,不得不花在精心研究如何在开会中以废话应付差事。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生命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说废话、听废话、找废话、为找不到废话而伤脑筋中度过的。恰恰就是这几句废话,将我推上反右的审判台。

反右开始,贴在会议大厅正门右墙的两张大字报,映入眼帘,如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两腿软得要瘫下来。我强作镇定,抬头望墙。这两张大字报都可致人于死地。

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着打四个惊叹号。这张贴在进门处,特别醒目。内容是揭发我在办公室念报纸,“公然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

另一张是漫画,标题“何日君再来”。在画中,一个贼一样的人把耳朵贴近收音机,喇叭放出的音波上,写的“美国之音”“敌台广播”。“贼一样的人”不用问,写的鄙人大名。此画构思不错,不过字和画,不敢恭维,小学水准。

揭发“性关系”的小青年,圆圆的脸,老实巴巴,二十不到,新疆汉族,是不久前从工人中抽调上来的临时办事员,协助计划员赵善斋搞抄抄写写的事务工作。在我印象中,他工作很勤奋,整天埋头苦干,从不和人扯闲谈,待人客客气气,话语也不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陷害我?即使他受到某种压力,也不能昧了良心置我于死地。

反右的第一次会在书记办公室举行,美其名为“团支部会”。到会的除团员外还有党员和一些领导。我看到一矿老领导、党委监委书记孙振东大驾光临,感到今天的会不平常。在会上,他们的发言,词语委婉,态度温和,对我依然同志、同志地称呼。不过从他们异样的脸色和做作的表情,我看到隐伏的杀机。支部书记孙宝珠说:“群众揭发的问题,只要能承认,能认识,还是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还是好干部,好同志。”

经过肃反,我对欺瞒哄诈深有领教,这一手我看得太清楚了。这种钓鱼上钩的把戏只能哄三岁小孩,我宁可不当“好同志”,这“性关系”之类的无耻谎言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于是小会没开三天,转入批斗大会。

“你是否真的听到我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这句话?”在批斗大会上,我抑制心中的怒火,质问这个小青年:“如果不是我说的,而是你编的,你得要负污蔑伟大领袖的全部责任!”

“从你的发言,我看你就是有这个意思。你说到宋庆龄的名字跟在毛主席的后面,露出一付邪恶的笑脸。”在我的目光注视下,他避开我的视线,低头嗫嚅。

“我说话的意思原来是你用眼睛看到的,而不是耳朵听到的!这只能说明是你自己有这个邪恶念头!你有个龌龊的大脑,才有这个龌龊的思想!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你!而不是我!”我大声反驳。

他无言以对。

“我听到你就是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的关系’!”

这个有很重湖南口音的发言人叫周国荃,也是那个揭发我偷听敌台广播的漫画作者。他和我年龄相近,同在一个团支部。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把他连同他的女朋友牛建秀一道请来家里作客,并以酒饭招待。我真的把他当成了“同志加朋友”。

“我、我、我也听到说了这句话!”

这个发言的人是计划员赵善斋,也是湖南人,但说话的语气没有他的老乡那么理直气壮。在批斗会上,每当我们的目光不期相遇,他立即垂下眼皮。他是个有家室儿女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为人胆小怕事,言谈十分谨慎,但对我倒不存芥蒂。平时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只要丢出一两句,他准保当右派,那么他一家老小即刻陷于灭顶之灾。我可以宽慰地说,我没有“投桃报李”。我认为政治运动本身就是荒谬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是狗与狗的互咬。如果命中注定要入地狱,我一人单独走去,不需要拉人陪伴。

“还有谁听到我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这句话?”我平心静气问道。

没有人回答。

“请问你们三位,我既然说了这么反动的话,你们当时为什么不驳斥?毛主席受到如此恶毒攻击,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捍卫?反革命分子如此疯狂造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举报?你们不驳斥、不捍卫、不举报,说明什么?说明我根本没有说这句话,说明这根本是捏造,说明你们的捏造水准低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天读报,在坐的有你支部书记孙宝珠,有你保卫干事李玉洪,有你工会主席刘根宝,有你值班员余能和,有你库房主任宋金玉,还有你副大队长牛进才,你们都是党员,当时都在场,都在听我读报,我若真的说了这么反动的话,你们当时不驳斥,事后不反映,难道说你们的党性都没有了?”

会场沉默一阵。

“这句话,我木听到。木听到就是木听到,不能瞎赖人。”牛队长到底还有老牛的憨厚,终于打破沉默说出了一句公道话。

全场鸦雀无声。

反右第一回合我没有被揪住,没被揪住不是我有什么本领,而是他们编造的这顶帽子太大。若真的扣下来,大批人要和我一起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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