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痞流氓出没山雨欲来 二二八事态扩大(图)
我静静旁听，感觉此事有些异乎寻常。缉私是执行政府法令，何至与民众发生冲突？（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那几天的动荡不安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在高雄海关俱乐部参加一个联欢性的宴会。在座的人有地方党政各机关的首长，大家正在谈笑风生情绪轻松的时候。座中有一位谈起台北昨日傍晚，因为专卖局查缉私烟人员与民众发生冲突，缉私人员开枪示威，不幸误毙人命，于是引起了严重的风潮，事态还在继续恶化。
我静静旁听，感觉此事有些异乎寻常。缉私是执行政府法令，何至与民众发生冲突？至于缉私人员开枪示威，那除非冲突已到局势不能控制的时候；误毙人命，更无疑是慌乱中造成的结果。我又体察到这几个月来，政治上的一种阴郁气氛，似乎愈来愈趋于低沉，听到这种消息，内心突有严重的预感。
因为依我最近从多方面的接触和观察，深深觉得今日台湾的政治环境，非常微妙复杂，奸匪和不法之徒，凭空尚且要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所以小事件随时有扩大为严重事态的可能，不能不防范于万一。于是立即召致参谋长，秘密告诉他台北发生的事态并说明我对此事的见解。我们一致认为此次风潮内幕绝不简单，应当提高警觉。他并建议我即刻密令各部队长，停止差假禁止官兵外出，秘密调整部署，着手严密戒备，准备应付不意的事变，我完全表示同意。
第二天是三月一日，高雄与台北的电话已经不通，从广播中听到的消息不很正常，显然是北部的阴霾，已然更趋恶化，而有渐渐蔓延扩大的趋势。市上商店关门，学生回家，一时箠百纷起，风声鹤唳。一般地痞流氓出没街头，蠢蠢思动，大有山雨欲来的情势。
我们一方面严密戒备，但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保持沉着的态度。就这样外弛内张的度过了一天。
二日上午，除司令部原有的数百人外，我又集中一个步兵大队的兵力于寿山司令部，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当日下午，由市政府召集一个会议，意思大概是想汇集各界人士的意见，商讨如何应付南来的阴霾，维护治安，我为明了一般情况也前往列席。不料在会议席上，青年团书记长王清佐，副议长林建论等竟发言荒谬，公然支持台北处理委员会，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并毫无顾忌的向我大肆咆哮：“你们的要塞炮；能不能放响？我们还很怀疑。你们中国军队能不能作战？我们也还很怀疑。你们还是躲在营房里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问，否则困死你们！饿死你们！解决你们！”口口声声“你们”“我们”，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居于对立的地位。
这许多讥诮谑詈，污辱军队的话，简直把我看作敌人。当场我极力容忍。也故作镇静轻松的神态表示：“凡是对于地方民众有所裨益的事，我都会与党政各方面通力合作去做，地方安全的事，我乐意协助，也有能力去做，各位可以信赖我。各位知道，军队是保卫国家人民安全的，军队有义务去做他应做的事，但是我不会受任何威胁和任何恐吓，我有责任维持高雄市的秩序。”我随即怀万分沉重的心情，先行退席回到要塞司令部。
回部以后，曾经接到第二总台部的报告，该部所属上午派至桥仔头的采买被暴徒掷石受伤数人，并谓军人代表国家，无故受辱，拟派队前往弹压，我为遵守上级命令，力勉彭总台长启超镇定忍耐。听候命令。
我想台北事件才只发生两天，高雄的情况就变得如此恶劣。如果没有预谋，没有幕后的指使操纵，何至演变得这样迅速？经过研判后，肯定的认为这次事件，尽管事端的发生是出于偶然，然而演变的结果，已经完全变质，现在正由阴谋份子在幕后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政治背景的阴谋活动，所谓缉私事件只是借题发挥而已。警觉到我必须守住我的岗位，作积极应变的准备，抱定“应变而不多事”的宗旨，从事各种必要的部署。
这天最得力的一项措施，是对于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输送营武器弹药的紧急补充。这个营的驻地是在凤山。
上午我派参谋长亲赴凤山会晤独立团戴副团长，戴说：“输送营原系由一个步兵营改编而成，这个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但是改编为输送营以后，就没有充足的武器了。”
于是王参谋长立即率同戴副团长，急往五块厝会见军械总库赵总库长，商请紧急补充该营武器弹药。赵说：“补给属于联勤系统，非有供应局长的命令，我无权发给武器弹药。”王参谋长当即严肃的对他说：“台湾目前的变乱情形，你当然知道，现在南北交通已被隔绝，要供应局长李进德的命令，是不可能了。你愿意这些械弹让暴徒们抢去打我们呢？还是愿意发给我们应变？”赵说：“当然愿意发给部队。只是我负不起这个责任！”王参谋长便毅然答复说：“这个责任由高雄要塞司令担负，我会立刻有公文送达到库。”随即拿我的名义，命令军械总库发给输送营步枪五百枝，重机枪十六挺，轻机枪三十六挺，迫击炮八车，配附必要的弹药，限当日正午十二时前补充到营。
三日上午，据报：新竹、台中、嘉义、台南等地，也已相继发生暴动。外省人无分男女老幼，惨遭暴徒们的殴辱奸杀。死于非命者已不计其数。当时的新竹县长朱文伯也被暴徒打伤。
高雄市上，但见一般无赖莠民，三五成群，呼啸过市，行动极为鬼祟。良善民众，绝迹户外。社会上一切正常的活动，已经完全停顿，地方治安与社会秩序呈现极度的紊乱。
我于是紧急命令要塞各总台长，将不需用的火炮炮闩一律埋藏地下，并以总台为单位，集合官兵，各编成步兵部队准备受领任务。这样拿炮兵权作步兵使用的措施，因为专长和作战习惯的不同，战力究竟不及步兵。同时我决定以原有的守备大队，同二十一师的独立团第三营（不完整），及昨天新装备的那个输送营，作为机动部队，而以炮兵临时编成的兵力担任守备。
同时，邀请左营海军司令黄绪虞将军，到我的司令部来会商对策，决定以寿山和左营作为基地，确实保持两地的水陆交通，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准备，控制外地援军的登陆港口。黄将军是我国老练的海军宿将，年龄已经六十开外，他完全同意我的计划，表示全力支持，立即付诸实施。
当日下午，我方部署业已完成，而高雄的变乱，就于日暮时分开始爆发。
严重的考虑
三月三日晚七时四十分，驻防高雄市区的宪兵队李队长，紧急电话报告说：“有暴徒四、五百人，蜂拥集于市政府旁的盐埕町，似有包围侵袭我宪兵队部的意图。请示如何处置？”
我说：“要多作劝告，使他们退去。如果劝告无效，暴徒有越轨的行为，可以采取自卫的措施。”
这时候，警察局长童葆昭被暴徒殴打，他的座车也被焚毁，只身逃到要塞司令部来请求保护，所有警察（均本地人），全部携械逃散。其中一部分混入了暴徒群里；另一部分则逃回家去了。公卖局长宓汝卓，台湾银行曾经理，都被暴徒打得死去活来，宓局长是我的便衣部下把他从街旁水沟里救起来抬回司令部的，曾经理也伤重挣扎着逃到要塞司令部来避乱。本部参谋谢汉忠、陈松也在电影院附近被暴徒打伤。
这一个充满罪恶的叛乱行为，情形愈益扩大，而事态的演变愈益复杂恶劣了。
所有在高雄市区不及逃避的外省人全部被视为俘虏，被拘捕集中禁闭于第一中学内；幸而没有被捕的，都相率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到要塞司令部来的达一千数百人，现在尚在台的知名之士，如当时高雄法院孙德耕先生，海关张申福先生，港务局林则彬先生，铁路局华泽钧先生，都全家避难在要塞里面。事实上此时成为高雄地区外省人在死亡挣扎线上唯一求救的对象。他们有家人逃散生死不明的，有被殴打奄奄一息的，记得宓局长当时我曾经替他准备了棺木。外省人的财物，给抢得一干二净，凄惨的情形，真是不忍闻问。总之，参与暴乱的这一部分本省人，在奸匪的煽动欺骗、播弄之下，已经是近乎疯狂，其对于政府已经是公然叛乱了！而奸匪则在幕后巧妙的操纵。
今日事后回忆，真是遗憾无已，不论是外省人，或是台湾人，不明明白白的都是中国人么？而且台湾回归祖国才有多久呢！于此，我们更深刻认识到万恶奸匪残忍的真面目。他们知道，在这个刚刚从殖民地枷锁下解脱出来的地区，找不出所谓“民族仇恨”、“阶级仇恨”来供其利用，只有抓住这狭窄的地域观念，划分出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来加以挑拨制造矛盾，进而加以煽动指使，遂行其叛乱颠覆的阴谋。
我的家住在西子湾，因为在寿山司令部的防区范围以内，自然地获得了掩护，可是本部部分同仁的眷属，却住在前金；初期便以前金为中心，派兵实行保护，三日那天暴徒已是多次迫近扰害未逞，次日拂晓，我便将全部眷属用机动部队掩护撤退，全部集中到寿山。撤退时，眷属虽然全部安全撤出，掩护部队则有士兵数人被暴徒的冷枪打死，这是暴徒公然对军队袭击的开端。
四日，台北电话仍然不通，传闻陈长官已经被暴徒劫持，台北所有的电信、电力、自来水、广播电台机构，都被暴徒霸占。只有上海路由特务营驻守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和中华路宪兵团团部，尚在我控制中。收听到的各地广播，一片为暴徒的“胜利进军”，“顺利接收政府机关”的狂妄呼声，其中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布的新闻最多。
更有荒唐的广播说：全台湾陆海军仓库的武器弹药，足可装备五个师团五个独立旅团，正在装备“南进同志会”的部队，海外回台的退伍军人，赶快到××，××地点报到等等。其间只有一次收听到陈长官的广播，大意说：“这次变乱事件，完全是政治问题。应该循政治途径来进行解决。全台各地驻军应将部队一律撤回营房，严加约束。”
我疑心这是在暴徒要挟下，不得已而发出的呼吁，或者是在被困中，全然不明白外间的实际情况，而犹图采取政治解决的天真想法。事实上，政府机关似乎已经完全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劫持，并且正由所谓“南进同志会”妄图建立军事力量，此时尚能执行政府法令，保持国家尊严的地方，除台北上海路警备总司令部和中华路宪兵团部，以外就只有基隆、高雄、马公三个要塞司令部所在地区及松山机场、左营海军基地等数处而已。
高雄县治所在地的凤山，因有陆军二十一师独立团团部在该处驻守，所以声威比较壮盛。县长黄达平原是一位青年军人，勇敢有为，县警察局长陈友钦也深明大义，能够顾全大体，处置较为适切，所以仍然保持着平静，并没有发生骚乱，不过权力行使也已受到限制。
那天下午，奉到警备总部陈兼总司令电令，正式命我为南部防卫司令，划定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县市为南部防卫区。
照陈长官广播的指示，依然强调这次事件，应该等待政治解决，不准采取军事行动，而致加重纠纷，但是从事态的演变看－暴徒残杀人民、强占机关，劫夺武器仓库，甚至已经在着手编组叛军。监理银行，控制交通通信，对外发出荒谬广播等等，我认为事态本身正在不断变质，奸匪已经渗透叛乱集团，企图利用台胞的一时冲动，导至全省性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动，作为其整个颠覆政府阴谋的一部分，恐怕不是仅凭空口说白话所能安抚解决的。
我既有防卫南部的任务，当然义无反顾，应该负起一切安定南部的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这一地区的秩序与安全。事实上，我与上级之间已经失去连系，何况陈长官似乎并不了解当时当地的现实情况，目前这一地方的叛乱行动正在不断的演变扩大，恐怕等不及政治解决，就将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我认为舍军事制止而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途径可循。然而另一方面，这样重大的一个步骤，我并未奉到任何指示或命令，相反的，陈长官正在制止采取军事行动，要我们回到营房，约束部属。同时我所掌握的兵力有限得很，若照暴徒广播所谓由“南进同志会”编成的军队，已有十多万人而言，我的微弱兵力，真是众寡不成比例，万一行动无效，在责任上又将如何交代？在此，我不得不有所抉择，审慎考虑至当的行动。
最后，我权衡当前的情势，觉察到已经不允许我再踌躇迟疑，而必须当机立断，果决敢行，趁乱源尚在滋蔓氾滥之初，迅速作有效的应变措施，尚有制止挽救的可能。在我根据获得的情报及现况冷静的分析，认为目前暴徒的气焰虽然嚣张，然而到底只是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数量”并不就是“力量”，判断其不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反之，如果迁延时日，坐视其逐渐发展，容忍奸匪份子乘机渗入，给他们一个成长壮大的机会，而演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向来以革命军人自许，身受领袖作育培植，付与重寄，在此紧要关头，所谓“义当生自生，义当死自死，眼前只见一义，不见有生死在。”我卫国保民，守土有责，宁为尽职而战死，岂可偷生以受辱。朱执信先生有言：“人类更高级之感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光荣之生，心安理得之死。”我为克尽革命军人天职，而不顾一切，毅然决心平乱，即令来日因而获咎，亦属心之所安，可告无愧无怍！决心既定，情绪也就随之安静了下来，我一方面命令部下草拟计划准备行动，一方面密切注视情势的发展，把握适当时机。
我妻郑碧云女士，结婚十多年以来，在战乱中和我共渡军事生涯，不但是生活的伴侣，而且是事业上的良友，每当在重大事件的紧急关头，她常常会慰勉鼓励，给予我无限的勇气，有时更会启发我正确的决心，自从事变发生以来，她眼看我奔忙焦虑，寝食难安，总是以革命的大义相责，绝对不及于儿女之私。尤其要塞内集中了大批眷属及避难的民众之后她更自动的负起招护之责，计划粮食，分配住宿，真使我减少了无限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致志于应付事变。当我把最后的决心告诉她时，她欣然赞许我的抉择，认为这正是报效党国克尽军人天职的最好机会，至于个人及家庭的利害，完全应该置诸度外，只求无愧我心，是非得失，自有公正的定评，更使我增加了贯彻决心的意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