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在参谋总长彭孟缉的陪同下，到忠烈祠向先烈致敬。（网络图片）
在惊险的形势中开始行动
三月五日午后二时，暴徒凃光明、范沧榕、曾丰明等，以凃光明为首领，胁迫高雄市长黄仲图、议长彭清靠、副议长林建论、电力公司经理李佛续等，同来寿山司令部找我商谈“和平办法”。他们要求我“无条件”撤去守兵。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所谓“学生军”来负责维持，一派胡言，态度狂妄。
我明知和他们商谈，不会获致任何结果，但因为我正在暗中加紧准备，决定在七日拂晓开始全面行动，为了保守机密，乃故意虚与敷衍迁延，表示可以考虑他们所提出的要求，要他们回去再征求大家意见，进一步商讨具体可行的妥善办法，相约于次日再来司令部共同商谈。
在听过他们那种目无国家，荒谬无理的非法要求之后，益使我坚定非用武力不足平定叛乱的信念。于是，在所谓“和平代表”离去以后，更加连夜细心策划行动计划，次日并由参谋长率领各部队长侦察地形。
三月六日上午九时，以凃光明为首的所谓“和平代表团”，分乘两部轿车，插大白旗，驶入我司令部。我当在会客室接待，表示十分的礼貌。这间会客室有十六席大，中间放一张小圆桌，四周围以单人沙发。我即独自同他们绕桌而坐，只有副官刘安德少校一人站在我的身旁。
凃等首先提出他们业已拟好的“和平条款”九条要我接受。条文的内容如下：
一、寿山—即要塞司令部驻地、左营、陆桥以及市内各处军队，即须全部停战撤退。
二、病院—即第一○五后方医院，今日由本会—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高雄分会—接收，但院中病人由本会负责治疗，除军队—二十一师独立团三营七连—随身武器外，由本会负责保管。
三、五块厝仓库—台湾南部最大军械仓库—一切物品、药品交本会接收，但军火由本会负责保管。
四、市民一切死伤，应照台北市办法，负责赔偿。但连络员应予特优抚恤。（这一句不解，判系暴徒组织的某连络员被军队误杀。）对开枪兵士，尤须处以极刑。
五、治安未恢复前，所有外省人不得下山，但所需蔬菜、油、盐由本会供给。
六、高雄市以外军队，一概不准侵入市内。
七、被捕民众，即刻交本会带回。
八、双方如有不法行为，军民共同严办。
九、此次事件关系人员，事后不得追究。
这种仿佛出自战胜者口吻的条件，我看完了以后，就怒不可遏的光起火来：“岂有此理，这简直是造反！”
冲口而出，就在这俄顷之间，凃光明已探手胁下，拔出手枪企图向我射击：副官刘少校眼明手快，自后扑向凃匪死力抱住。室外官兵听到了声音，登时一涌而入，将暴徒一一逮捕。凃是日据时期放逐厦门有名的浪人头子，据说手枪射击技术是指雀打雀、指鸡打鸡的。此番我几乎遭其毒手。这一支他企图行刺未遂的手枪，至今还被我保存着，视为平生一个最值得纪念的纪念品。
俄顷之间，凃光明已探手胁下，拔出手枪企图向我射击。（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我既将暴徒首要凃光明等予逮捕，这就说明政府与叛乱组织之间，已经摊牌，消极戒备局面被打破，军事行动势非立即开始不可。于是预定于七日拂晓实施行动计划，提前十四小时来执行。
行动与命令相左
当时是，整个的高雄市，均为叛徒所控制，扬言要火攻寿山。我决定下午二时开始攻击，命令陆军第二十一师何军章团的第三营向高雄火车站及叛徒盘踞的第一中学进击；又命令我的守备大队陈国儒部，向高雄市政府及宪兵部攻击前进；并派追击炮一连于水厂附近占领阵地，准备支援。另对第一中学北面至左营火车站中间地区，由桃子园守备部队用火力控制，阻止增援。
当时整个高雄市均为叛徒所控制，我命令陆军第二十一师何军章团的第三营向高雄火车站及叛徒盘踞的第一中学进击。（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行动前，有一个值得记述的英勇事迹，就是驻守凤山的陆军第二十一师输送营，以前因为系统不属，平时很少连络，事变发生后，因为处境非常，才彼此互取连系，及至我奉派为南部防卫司令后，该营归我指挥，为时才只两日，他既没有无线电台，也无法架设电话线，如今要对他下达命令，唯一的办法只有靠派人专送。但是从要塞司令部到凤山，其间要通过无数暴徒盘据的地区，谁有这份勇气和能力去走一趟呢？当我问有谁能担负这项任务时？副官黄宪章中尉立即挺身而出，欣然自告奋勇，受命前往。他利用叛徒代表乘坐的汽车，经过暴徒几度的盘问检查，终以他的机智和勇敢，顺利的达成任务。这种临危受命，冒险犯难的精神，是足堪奖誉矜式的。
六日午后二时，各任务部队都能按照预定计划行动，进行顺利。经过四小时战斗后，火车站、市政府及宪兵队部等都先后收复，惟受阻于暴徒大本营的第一中学。
同时，我获悉左营炼油厂内少数员工态度暧昧，言论偏激，且有煽动该厂警卫队（该队人枪百余）参与暴动之迹象，为防暴徒破坏油厂及维护外籍工程师（美籍）的安全，特令第二总台长彭启超上校“即日率所集中之部队推进至左营镇压平乱，并严防携枪暴徒越厂劫夺海军仓库械弹”。该部行动迅速，于下午七时，已完成一切部署，另饬加强对高雄市方面的警戒，遮断暴徒连络。及于本（六）日晚拆除半屏山以北铁路一段，以迟滞中北部暴徒的增援。但当时交通通信都受阻，这些命令与报告均是由桃子园大台长赵子健少校（相当于炮兵营长）派武装送达的。
战斗结束之后。部队共伤亡副连长两员，士兵三十四员。其中多数系被盘据市政府的暴徒在屋顶上架设的四挺重机枪所射杀。
这天，很遗憾的发生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守备大队一名士兵于搜索潜伏暴徒时，见财起意，在市区某金店抢劫金戒二枚，被我第二日查出，即正法于某金店之门前。
事变发生前，警备总司令部科长陈训明上校正好来高雄视察本部火炮，因为事变发生而被阻不能北返。他是军校炮科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军官，学养深厚，使我得力不少。
入夜，各攻击部队，就地对第一中学方面严密警戒，准备次日拂晓，再发起行动。
我军收复市政府火车站等处以后，我立即发出一份电报，向台北警备总司令部报告。电报全文是：
“数电报告高雄乱象，迄未奉覆，深为焦虑。此间自三日晚公开暴动以来，残杀内地人民，抢劫内地人民财物，霸占市政府及各交通机关，组织青年学生军，设大本营于第一中学，并劫夺各仓库、厂站武器弹药。警察全部逃散。截至鱼日上午止仅寿山要塞，左营海军基地，凤山营房及考潭，五块厝两仓库，尚由我军固守外，余悉被暴徒所侵据。鱼以凃光明为首之伪和平代表团来部，阳谈和平，实际迫我海陆军投降缴械，甚至怀枪行刺，险遭毒手。职分属革命军人，个人生死事小，军人荣辱事大；毅然于鱼未开始武装平乱，仰仗德威，已先后攻下市政府、宪兵队、及火车站，预定于明日攻下第一中学后，即分向屏东、台南行动，大局或可挽回于万一。台北情况如何？全省情况如何？钧座平安否？盼即电示。”
同时，并将本电内容，经海军电台分报南京国防部。半夜得台北陈长官回电说：
“此次不幸事件，应循政治方法解决。据闻高雄连日多事，殊为隐忧。限电到即撤兵回营，恢复治安，恪守纪律。谢代表东闵到达后，希恳商善后办法；否则该员应负本事件肇事之责。”
我看过这份电报之后，思潮起伏整夜不曾合眼。就当时情况而言，我是南部防卫司令，暴徒公然叛乱，滥杀外省同胞，又迫我缴械投降，我能不采取行动吗？但是我究竟未奉有上级长官的行动命令，现在又接到这一份“应循政治方式解决，否则要负肇事之责”的电令指示，使我感到无限困惑，但事已至此，我仍认为台北方面，并没有看清楚事态本质，始终以为这只是部分台胞的一时行动，是一个初光复地区的偶发事件，完全不知道奸匪正在乘机渗透，叛乱本身正在迅速变质的事实。如果遵照命令“撤兵回营”，等于是“屈服投降”，而且最后未必就能苟全自存，以我目前的处境，为了坚持立场与国家利益，惟有继续贯彻既定计划，有进无退，至于是非功罪，也只有留待历史来定评了。
为了恐怕影响军心，沮丧士气，这份电报除我与参谋长和机要秘书尹莘三人知道外，保守了绝对的机密。
我并非独行其是
七日晨，我命令攻击部队的两个营冒着大雨继续进击第一中学，并用迫击炮四门架设在火车站屋顶上向第一中学的操场中心发射。目的在于希望减少伤亡，只想威胁暴徒发生恐吓作用，同时要塞炮也作待命射击的准备。
当部队推进至距离第一中学五百公尺时，发现校舍各窗口，都有人被困在上面；更有人用白手帕向外摇动，表示投降。攻击部队戒备着前进，当进入第一中学时，发现原来里面盘踞的暴徒们，已于昨晚偷偷逃掉了。剩下被拘禁的外省人，关在房子里。幸亏我处事麘慎，没有猛烈射击，否则一定会误伤很多人命。
暴徒们在逃跑之前，将部分外省人困在窗栏上当沙包。被集中禁闭在房子里的外省人，有两千多，高雄邮政局长也在内。为免他们再遭横暴，当即全部移送到西子湾保护。且由其中选出壮健青年，组织铁肩队三个中队，每队一百五十人，担任军队辅助勤务。请海辟税务司张申福、港务局长林则彬、铁路高雄段华泽钧分任中队长。
他们修路、架桥、运粮、运弹，都很努力，成为我临时编组的一个后勤部队。
这时，我认为恢复地方秩序，是当务之急。于是将昨夜逮捕的“和平代表”市长、议长、副议长及电力公司经理等释放回去，限他们立刻恢复秩序，办理善后。
在他们返回任所之前，我曾对他们讲话，大意是：
“你们这种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照理应该报请上峰依法处以极刑。姑念你们是被暴徒凃光明等胁迫而来，我决定保全你们，不加追究。你们应当觉悟以待罪之身回去行使原有的职务，使地方秩序迅速恢复。你们都是本地人，在此次变乱中对所有参加人员，谁为祸首？谁是胁从？谁在幕后推波助澜烬惑鼓动？对政府又谁是奸恶？谁是忠良？都须一一忠实的调查报告。至于电力公司，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得对要塞区及海军军区停止供电，否则要塞炮即向电力公司瞄准轰击，使其同遭毁灭。”高雄市长黄仲图曾在内地任陆军大学政治教官，电力公司经理李佛续曾毕业金陵大学，议长彭清靠曾与我攀拉宗亲关系。他们皆唯唯而去。
这天午后，部分商店已经复业。市内公共汽车恢复行驶。逃散的警察也大半归来，市面渐渐恢复生气。人们的心情，经过这样一番大动乱，自然余悸犹存：而我自己身在事中，耳闻目睹，更是伤恸深沉，感慨万千。
要塞区内，由于连日收容避乱人民，日用生活必需品，大感缺乏，尤其是蔬菜，最初由左营海军基地运来一些库存的罐头接济。可是人数一天比一天多，以后罐头也就不够供应，只好吃盐水泡饭。现在市区平复，食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妻碧云也松了一口气。
高雄境内的叛乱，至此大致平定；午后四时我又电报陈长官：
“虞电奉悉，自应遵命。惟认定事件已非政治途径可以解决，军事又不能迟缓一日。行动愈迟，则叛强我弱，欲平恐不可能。故毅然下令平乱，详情如鱼电。虞午收复第一中学并释回伪和平代表之市长议长等返任安民。暴徒首领凃光明、曾丰明、范沧榕等三人，请准从权就地正法。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预计明日当可敉平屏东、台南两地。职不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否此正其时也，为功为罪？敬候钧裁！”
这天午间接得南京国防部复电，电文是：
“鱼电悉。已另电陈长官矣。”
对我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明确指示。
但当我们与台北通报时，接获警备总司令部第四处熊克禧处长一份私人电报，其电文是：
“武装平乱，弟极赞同。今兄之放胆作为，竟不能见容于上司，苦痛自在意中。幸自高雄胜利平乱以来，大局已见曙光，台北意见亦逐渐于兄有利，尚乞继续戡乱，勿为愚昧所阻扰。敬佩贤劳，伫侯捷音。”
这虽是一份私人电报，却反映了上级司令部高级幕僚的公正看法，毕竟使我对于平乱行动，加深了一层信念，证明我并非独行其是，几天来不安的心情，也稍趋平静。
贵司令认识正确行动果敢
我的部下，在平乱行动顺利进行之中，眼见高雄市区业已复归平，附近地区的叛乱组织，也已闻风震骇，原来附和或被胁从的份子，都潜匿逃跑作鸟兽散，大家感到任务完成的安慰和愉快，他们那里知道在行动重要之际，我的决心与行动，曾经受到上级长官的责备？
我计划：第一步，平定台南迄恒春间地区的暴乱，以确保凤山大军械库的安全；第二步，平定嘉义地区，肃清我南部防卫区内的暴乱，待命北上，增援台北。
行动得很顺利。
八日，收复了屏东和旗山，告捷电报尚未发出，突然接受台北警备总部来电：
“①贵司令认识正确，行动果敢，挽回整个局势，殊堪嘉奖捷电传来，曷甚佩慰。
②嘉义形势最险恶，希海陆并向嘉义急进。
③台北即有空运部队援嘉义，贵属部队到达时，须切取连络。
④已另电马公要塞守备大队（欠一个中队），即开高雄，归贵官指挥。
⑤将贵属出力官兵报请奖励。
⑥先发台币拾万元，以抚恤伤亡。
⑦凃光明、范沧榕、曾丰明三暴徒准就地正法，示众。”
至此，我才如释重负，侥幸自己的看法和作法没有错，连日郁结，为之冰释，当即将此电传令各单位部队知照。平乱行动于是成为我名正言顺的任务，所以行动就益趋积极了。
十日拂晓，杨俊上校率领的两个营，及孙子衡中校率领的炮舰合攻台南，傍晚任务达成。其间除暴徒在当地的指挥部—台南工学院抵抗较烈外，进展都很顺利。
先是，六日以来，驻在台南的第三总台—（相当于一个炮兵团）—一直状况不明，此时总台长项克恭上校已与杨上校取得连络，知道第三总台始终集中兵力，固守“台南市国民道场”总台部，同时收容了台南市政府外省籍职员与台南团管区官兵。当时曾派参谋长与彭启超总台长同去视察部署，回来后报告结果，都很圆满。
几天几夜不曾入眠，也少有休息，声音嘶哑了，眼睛血红了。台南告捷之后，我才洗了一次澡，偷闲伏枕就卧，竟然一日一夜甜睡不醒。
十二日，平定新营。当晚先头部队进抵嘉义。翌日完全占领嘉义。
嘉义水上飞机场，于三月三日，曾被所谓“自治军”数度围攻，战斗激烈。幸机场守军沉着应战，虽然空军油弹库被劫，损失步枪二千九百余支，机枪三十余挺，手枪九百余支，步枪弹五十三万多发，情势极形严重；但机场始终在固守之中。使得二十一师的空运部队得以顺利着陆。
后来我们分析：平乱过程中，暴徒中多数曾在日军受过严格训练，战斗力何以不如想像之强的原因？发现当时暴徒所抢得的枪械除了少数原有使用中的武器及全省警察约万枝枪枝外，其余从库里抢出来的枪枝和弹药，竟无法配合使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原来政府受降时收藏武器弹药，是将同种类的械弹分开来储藏的。比如日本三八式步枪藏在凤山仓库，而三八式步枪弹却收藏在新竹的关西仓库里。此种分散的情形，只有高级主管官员才明了，就是看守仓库者，也不知道。这原是一种保安办法。幸好暴徒未能发觉，也幸好我们平乱行动并未迟误，否则等待他们武力编组就绪，枪弹配合起来，事态就不那么简单了。
马公要塞的守备大队，一直没有开来。我只在攻下台南后，收到马公要塞司令一份电报，说他的部队不能调离。其时在军事需要上，即使来也非其时，我就没有再追问了，事后台北警备总部要严加惩办，终因全局平定，也就免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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