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德国工人正在移除柏林的一座马克思雕像。雕像是1986年前东德共产党头目昂内克竖立的。（图片来源：Getty Image）
【看中国2018年10月20日讯】近三、四十年来，西方秉持经济决定论理论的理念，大力支持中共的经济改革（包括允许北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认为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必然导致中国走向民主。但是，完全出乎西方的预料，中共的经济改革，以及在西方帮助下，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引导中国走向民主，相反，却导致中国形成一个坚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特权官僚权贵集团，完全阻断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中国成为中共特权权贵官僚及其家族垄断全国财富，控制中国经济、政治和一切方面的极权专制国家。中共国力大大增强，成为对全世界全人类和平及生存的严重威胁，成为挑战全人类的、空前的、超级巨大的危险。
西方的经济决定论的理念及其结论，再一次遭到失败和破产。
西方几百年间，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信奉的是经济决定论理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经济决定论，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却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经济决定论把经济当作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们认为是生产力及经济对人和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完全颠倒了是人和人类社会创造和决定经济及生产力这个明显的、恰恰与他们看法完全相反的客观事实。在这个基础上，西方社会科学，颠倒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真实关系和规律。
中共当然奉行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再加上中共特权阶层特权官僚的自身利益，更加不遗余力奉行经济决定论。在中共一党专制极权专制的条件下，搞所谓的经济改革，把经济改革变成特权官僚太子党的以权谋私，抢劫掠夺，把中国的绝大部分财产，抢劫掠夺到他们自己和家族手中，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夕致富的暴发群体，形成一个极端反动的特权官僚既得利益集团。
本人根据自己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理论，一直主张中国改革，必须先搞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经济、教育、文化和其他一切方面的改革。
从1980年代开始，本人一再强调，中国改革不能只搞经济改革；而且，除了包产到户等应急急救性质的经济改革以外，中国的改革，不能在极权专制条件下，先搞经济改革；否则，一党极权专制下的经济改革，必然变成特权官僚的以权谋私和掠夺。
89民运以前，1987，1988年，我除了多次指出一场特大规模的冲突即将来临，同时多次严厉批判把生产力标准捧上天，甚至说它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查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凡是对生产力有利的，都是允许的”(摘自赵紫阳13大报告)等等所谓的生产力标准，再次强调中国的问题是政治民主化问题，回避政治民主化问题而先去解决经济改革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尤其到今天，不解决取消特权官僚专制主义、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就无法再继续前进，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将是不可能的。企图回避这个问题而先去解决工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它一系列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即使物价改革这样并不很困难的问题，也因为特权官僚专制主义的干扰（例如官倒）等等，而大大增加了难度。由于这个难度，再加上更为重要的、治国者对物价改革问题的无知，使得过去在物价方面的一系列做法显得极其轻率可笑。”(摘自1988年9月本人文章《短论数则》，当时本人还没有完全摆脱马克思主义，所以仍然沿用“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提法，以减少民主理论在马列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及其理论界所遇到的阻力。)
1997年，中共准备开始特权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特大规模的所谓私有化改革。当时已经相当程度被蓝金黄了的美国某媒体，罕见地连发两篇社论以及其他一系列报道，赞扬、配合和支持中共的经济改革。一时间，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向政治改革，必然导向民主的谬论，甚嚣尘上。
当时，本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奋起反击，批评该媒体文章和其他的谬论。并指出：中国必须先搞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政治改革为先导，来带动其他一切改革。本人当时发表了《中国改革简纲》等文章，在海外电台、杂志等媒体发表。《简纲》主张“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后，也不能使之超前。”“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应由专门机构及广大人民进行专门研究。一定要纠正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而应该以百年树人，提高全民族素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摘自《中国改革简纲》）
本人并且严厉警告：“我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问题，是一党专制加特权官僚专制体制及其运转机制造成的。”“在现行官僚专制体制下，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严重变形，不以改变官僚专制体制为先导去搞经济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单纯地搞国营经济的体制改革，其结果：
1、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化公为私侵吞公产的又一合法途径；
2、必然损害工人利益（尤其在没有独立工会的条件下），例如，以股份制为名从工人口袋中捞钱去填企业亏损的无底洞，更加为所欲为地任意欺压、任意断绝工人的生路，等等；
3、最后，必然遭到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这种“改革”的失败。因此，十五大以后，对官方决定并大张旗鼓宣传的这种“改革”，工人们表现了普遍的冷淡和反感，这是毫不奇怪的，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工人必须保护自己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相反，企图使工人‘理解’相信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容忍腐败、非法行为及对自己的非法侵害，却是完全错误的。”（摘自《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并澄清某些错误观念）》)
然而，及到1998年我出国后，发现在海外，包括海外民运中，仍然是铺天盖地的“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向政治改革，必然导向民主”的谬论。此后，本人花了二十多年努力，来批判经济决定论，才初步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但经济决定论的余毒，在中国大陆和中国民主运动中，仍然有相当市场。而在西方学术界，迄今仍然是经济决定论占统治地位。
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本人根据新人本主义理论得出的结论，发出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向政治改革，必然导向民主的谬论，是完全错误的。
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使马列主义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遭到破产。西方对待中国问题上的失败，则使西方其他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遭到破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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