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杨先生最近碰到了麻烦事（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10月14日讯】陕西的杨先生最近有点麻烦，按照他的讲述，麻烦事这样产生的——
2018年9月2日上午8点多，杨先生骑电动车上班，途经西安市纺建路和纺渭路的丁字路口由西向北拐弯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刹车声。他回过头发现一位老太摔倒在地，离自己约20米远。他与两名路人一起将老太太扶到马路旁边。由于老太太一直喊疼，杨先生向单位请了假，将老太送到医院。
然后，老太太指认是杨先生把他撞了。杨先生否认，报警查监控。但是警察说，事发地没有监控。被撞者65岁的胡女士称，她确实没有看到是谁撞了她，“如果不是他撞的我，他为啥要停下，又为啥要送我去医院？”撞了人又不承认，“这样做人太没有良心，只要杨先生有认错的态度，她可以不要医药费都行，但他这样的态度就应该承担医药费”。
这样的故事，听上去很熟悉吧。很多人恐惧于被监控，但有时候又渴望被监控以证清白。由于胡女士被撞的地方没有监控，这个事儿，外人就无法知道真相了。或者说，就有了两个真相，一个真相是“杨先生是雷锋”，一个真相是“杨先生没良心”。
这两个真相差异实在太大。
在事发地1000公里之外读到这个新闻，我更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真相”，所以，我既不像有些人那样骂胡女士讹人，也不敢断言杨先生就是雷锋。但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读后感是，如果自己没有撞人，以后在大街上遇到这样的事儿，还是躲着点为好。
这就是所谓的罗生门现象：真相虽然永远只有一个，但是可以被描述为两种及两种以上。
广州律师48岁的孙世华女士的遭遇最近也让大家陷入了一个罗生门。
据她描述：9月20日下午3点，她陪同当事人去派出所给当事人的丈夫办理取保候审手续，遭到派出所警察的“碰瓷”。警察大喊她袭警，然后一群警察冲上来对她施暴——反剪双手，掐脖子，被迫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以查看是否身上藏有凶器。
这个描述在网上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和转发。说实话，我对孙律师的描述有些不敢相信。于是就问了一个当警察的朋友，怎么看孙律师的描述。他认为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又说“一切皆有可能”。
他确信警察的人身检查是符合办案程序的，而且肯定是女警察实施的。她觉得孙律师最后才说出女警，像一个“语言陷阱”。
为什么要脱光呢？他解释，一旦进入办案区，进行人身检查和尿检都是正当的，现在犯罪嫌疑人藏匿作案工具和涉案物品的方式很多样，曾发生过不进行仔细人身检查出现严重后果的情况，所以有规定办案时进行人身检查。
可是，一个律师去派出所能带什么作案工具呢？他私下认为，可能警察想检查律师身上有没有录音录像设备。
难道不允许律师录音么？他说在办案区不允许。
经过这位警察朋友的解释，我大致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警察认为孙律师袭警，于是孙律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然后就被传唤到办案区了，然后进行人身检查就成了符合规定的动作。这些动作，在孙律师看来，是施暴和羞辱，在警察看来是合法的。这大约是广州警方后来自查之后，通报称整个过程没有问题的原因。
我又认真看了警方的通报，称孙伸手拉扯民警挂在胸前的警察证，其陪同人员起哄吵闹、辱骂民警，并拍摄过程，最后，到当晚11点左右他们被允许离开结束的。孙律师说，她是当天下午3点到的派出所，也就是说，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8个小时。
这样分析下来，这起罗生门的源头在于是否袭警。如果真的袭警了，那么警察即便使用了暴力也不叫殴打而叫制服犯罪嫌疑人。那么，谁来判定是否发生了袭警呢？是警察。
你说你没有袭警，警察说你袭警了，而警察是暴力机关，天然地合法拥有这个权力——这就是我们必须“尊重警察”的原因。在某些时候，警察确实有很大的权力，据说，在有的国家，警察认为你袭警，可以直接开枪。
人都有七情六欲，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就可能任性，将权力用于私心——以合法的方式用掌握的权力伤害人。这叫合法伤害权。
比如，媒体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它可以批评一个公共人物或一家公众公司。它的批评就可能夹杂着私心。比如，纽约时报骂川普，也可能夹杂着私心——就是看不惯川普，然后让川普内心很受伤，甚至觉得受到了羞辱，但川普拿它没办法，即便起诉也赢不了，因为媒体拥有一定程度的合法伤害权。
为啥要给某些机构或个人以合法伤害权，因为通过现实的考量，这是“最不坏的选择”。对，世间常常没有最好的选择，于是退而求其次，采用最不坏的选择。
回到前面的故事，关于孙律师在派出所的遭遇，我上面讲的很多都是推测，推测不代表真相。所以，很多网民给广州公安的微博留言：既然你们通报里说调查了录像，那就公布录像嘛。
如果公布录像当然是好的，但公布录像又如何？警察就是认定孙律师等人涉嫌扰乱派出所的秩序，既然被扰乱秩序，警察也可以认为自己不被尊重，甚至“被羞辱”了——孙律师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最关键的是，警方有调查警方“自证清白”的权力。
广州公安的通报内容或许每一个字都是真相，可也透露了另一个真相：经警方调查，警方没问题。
世间最稀缺的就是真相。小时候，我们都认为每一道题都有标准答案，后来渐渐发现，“到处都是正确答案”，这些都是正确答案的答案，甚至大相迳庭到既可以是雷锋也可是没良心。
陕西的杨先生和胡女士，广州的孙律师和她遭遇的警察，对外界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疑问，都有各自的正确答案。这里面，一定有人受到了委屈甚至屈辱。这个委屈和屈辱，就是世道人心的“成本”。
这个成本体现在陕西杨先生的故事那儿就是，读到他的这个故事的人，以后遇到有人被撞倒，恐怕会绕着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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