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当代西藏问题”正本清源(图)

中共以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的西藏社会改造，对西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网络图片）

《Tibet in Agony：Lhasa 1959》出版后，我遇到一些美国朋友问当代西藏问题及其起源。对于那段历史，不仅普通西方人不太了解，很多中国人由于长期只能接触中共信息，对此更是不甚了了。怎样用不很长的几句话，尽可能简洁而准确地讲清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是历史学者的责任，也是一个挑战。

中文的“问题”一词，在英文中至少对应三个词，question，issue，problem。上世纪前五十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西藏问题”是以一个问号出现的“question”：西藏的政治地位是什么？然而，当下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当代西藏问题”，除上述问题之外，还包括与藏民族自决权相关的issues：西藏的人权和藏人的权利，以及藏人语言文化保存、藏区的环境生态等等。

要理解“当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必须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流亡。

十七条协议和“民主改革”

一九五〇年，当中共解放军占领中国大陆的时候，西藏是喜马拉雅山北一个处于“事实独立”状态的封闭王国。达赖喇嘛是这个王国的最高精神和世俗领袖，那年他年仅十六岁。新成立的中共政府决心占领西藏，并按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占领”和“改造”是中共政府治藏政策的关键词。

然而，西藏和中国西部其他的非汉民族区域不同。西藏已有一个以达赖喇嘛为首、历史悠久的政府，有边界、军队、税收、货币、邮政、法律、司法、外交等等，即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所具有的所有元素。中共政府为了使得“占领”西藏具备正当性，在昌都一役击败藏军后，迫使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于一九五一年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根据这个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条约，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允许中共军队进驻西藏保卫国防，而中国政府则在协议中承诺，保持西藏的已有政治状态不变，未来也只有藏人一方自己愿意改变的时候才会改变。

中共军队入藏后，紧急修筑了通往拉萨的公路，以便运送人员和供给，维持中共和中国军队在拉萨的存在。毛泽东向他的部下们强调了西藏的特殊性，命令他们在西藏谨慎行事。入藏后的最初五年，中共在西藏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培养藏人干部，为未来的“改造”作准备，另一方面是向贵族和高层僧侣输送利益，维持良好关系，称之为“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五四年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出席第一届人大，十九岁的达赖喇嘛成为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称他和十六岁的班禅喇嘛为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这种状态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了变化。此时中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了所谓“土地改革”后，加速实行强迫农民将土地合并的“合作化运动”。这种拷贝自斯大林的农业合作化，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中共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像苏联一样，以杀戮和掠夺的方式，破坏了农业经济和传统农村社会。

此时，传统西藏三区中的康和安多已经被分割在青海、云南、四川和甘肃四省中。这些省的中共干部迫不及待地在本省藏区强制推行“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他们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使藏区“进步”，还可以为西藏提供一个先进的未来样板。然而，中共在藏区的“土改”和“合作化”是非常血腥的社会改造工程，虽然称之为“民主改革”，这种社会改造和民主丝毫没有相近之处，只是暴力瓦解藏人传统社会结构，代之以中共的权力形态。

达赖喇嘛的抗议和“六年不改”

中共政府在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立即激起了各地藏人的抵制和反抗。中共政府将藏人的抵制、逃亡和反抗一律视为“叛乱”，派军队镇压，动用了包括最新式轰炸机在内的强大军力，对佛教寺院和平民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

得知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和藏人遭受镇压的实况后，达赖喇嘛为生灵涂炭而焦虑，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停止这样的社会改造，但没有得到回应。他借一九五六年前往印度参加佛教活动的机会，向尼赫鲁表示要留在印度避难，以这样的方式向中共的“民主改革”政策发出抗议。

此时毛泽东需要将达赖喇嘛劝回西藏，以显示中共在西藏的合法性。他派出周恩来两次前往印度劝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同时，周恩来一方面和尼赫鲁密谈，要求尼赫鲁给达赖喇嘛施加压力迫使其返藏，答应以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两国边界作为报答；另一方面向达赖喇嘛转达毛泽东在西藏“六年不改”的承诺。

毛泽东终于等到“大打”的机会

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们来说，“六年不改”的承诺只是权宜之计，在宣布“六年不改”的同时是在金沙江以东藏区“坚决改”，同时展开毁灭佛教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大量僧侣和平民死于非命，迫使求生的藏人家庭和部落逃离家乡，前往拉萨。

一九五九年三月，在拉萨的中共西藏工委邀请达赖喇嘛到解放军驻地观看文艺演出，但是达赖喇嘛的卫队不能入内。这一消息引起了拉萨市民的恐慌，因为四省藏区的很多高层僧侣和部落头人就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失踪的。拉萨市民和来自西藏东部的难民自发集结，包围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解放军驻地。

毛泽东早就向他的部下发出指示要在“打的基础上”实行“改革”，要“边打边改”。得知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萨事件，毛泽东说“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毛当即下令启动作战计划，调集军队，在拉萨作出部署，等待藏人反抗力量在拉萨集合的时候，一举予以歼灭。

达赖喇嘛的出走和当代西藏问题

面对拉萨的紧张局势，达赖喇嘛担心一场血腥冲突将要发生，他做出了种种妥协和调解，但无法扭转局面。达赖喇嘛终于确信，只有出走才能促使藏人结束在罗布林卡的集结，从而避免流血。他还希望离开拉萨后有机会和中共政府谈判。

三月十七日夜，达赖喇嘛带领家人和西藏的主要官员及少数随从，分三批离开罗布林卡，在夜色掩护下渡过拉萨河。在达赖喇嘛出走两天后，解放军对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十七个地点展开轰炸和进攻，导致数千藏人死伤。达赖喇嘛一行被迫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开始流亡生涯。随后数万藏人追随达赖喇嘛流亡，至今源源不息，形成西藏流亡社区。中共政府借此镇压，废除了“十七条协议”，解散西藏政府，完成了对西藏的全面占领，并得以放手展开“民主改革”，在以后的大饥荒、文革时期，造成藏人人口大幅降低，是西藏历史上民众最悲惨的时期。

《Tibet in Agony：Lhasa 1959》大量利用中国政府解密或半解密的历史文献，追溯中共入藏后政策的演变，证明中共是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以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的西藏社会改造，以及这一名为“民主改革”的政策对西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