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北京！为房疯狂(图)
为房疯狂（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4月8日讯】（编辑注：原文已被删除）房价飞涨，房子从基本生活需要，变成了重大资产。炒房成了最立竿见影的投资，也导致了新一轮的财富分配。因买房而疯狂、而失落的故事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两个。
故事一、房疯
1、
4月2日，是星期天。早晨十点多，突然接到老公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有点激动，又很坚定，“我想去雄安看看。”
“雄安？雄安在哪里？”
“在河北保定。”
那天早上，我在朋友圈也看到了安雄，哦，是雄安。只掠了一下标题，但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老公继续说，他觉得，那是中国的又一个浦东。如果我们能在那儿囤套房子，以后就发达了。听说很多外地人都已经去抢房了，警察在路口守着，房地产交易都被冻结了。
“那你还去干什么？”
“去看看，哪天解冻了，我们的行动就能快一点。以前，我们没买房的头脑，对投资不上心，反应总是太慢。”
隔着电话线，听到另一端的狂热，我有点懵了。
去年冬天，我带着年幼的儿女到南方娘家暂住。生活里的事情，我们夫妇俩只能在电话里沟通。由于不能见面，沟通总嫌不够透彻，由此产生各种细碎的担忧。
我叮嘱他不要一个人去，带上他几个哥们一起，如果有事，也有个商量。
老公说，他们也想买。有人去年就听到消息了，说有闲钱就去白洋淀买套房，但是觉得不靠谱，没买，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交易冻结了，“他们不想去，让我当代表，先去看看。等到解冻时，万一我不在北京，他们去买，就能帮我下定金了。”
我说，“那你就去吧。能不能答应我，万一现场交定金，一定要先打电话和我商量一下？我怕你去到那个场面，就疯掉了。”
“放心吧，我没那么傻。”
2
我一直记得，北京夜幕下那个高耸的烟囱，在荒凉的冬夜吐出一股股白烟。那是2006年，我人生第一次去看房，在北京郊区的西二旗。下班后，我坐上了地铁，再换上轻轨火车，窗外已是城乡结合部的夜色。当时，我老公还只是我的男朋友，他的单位分经济适应房，每平方米三千多元，首付要大概十万元。在车厢里摇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开始问自己，以后是否愿意每天花三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早上六点多出门，夜里八点多才回到家？
那个小区刚刚建好，没什么人入住，四周是黑暗的泥路和低矮的小平房。我被人领进一个还没装修的毛坯房。我毫无经验，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懂朝向。走到了窗前，就看到了那个烟囱。别人说，那是冬天供暖时烧煤。我在南方小镇长大，没见过生活区里有那样的大烟囱，就悄悄在心里嘀咕，白烟里有废气。
匆匆看了房，没有形成好的印象。而且，我们还缺5万元才能凑够首付。我当时才工作两年，只能解决温饱，没有一分钱的积蓄。男朋友很委婉地问，能否问我的家人先借着。我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已经工作了，怎么能再问父母要钱呢？”那个时候，我觉得问人借钱，哪怕是父母，也是很羞耻的事情。考上研究生后，我就尽量不花父母的钱了，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付学费，做翻译兼职帮补生活费。春节放假前，就去北京的金五星农贸批发市场买年货，回家摆地摊挣钱。我独立得有点倔强。买房的事情，我压根没和父母商量就放弃了。
几年后，北京的房价翻了十倍。只要说起这件事情，身边的朋友都说我傻。如果借钱买了房，捣腾一番，一百多万就挣回来了。后来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心里确实也暗暗后悔，可是，在我成长的80年代，房子还不是很多人的人生追求。我觉得租房挺好的，可以让人活得轻松一点。
直到2011年，我才亲身体会到，这个社会的制度逼着人买房。那年的夏天，我怀孕了。我挺着大肚子，在北京城东奔西跑了好多天，都找不到一家公立医院愿意接收我这个未来的产妇，因为没有准生证。当时，我的户口存放在广州南方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如果已婚，就必须迁出。没有私人房产，就无法迁出，所以我只好撒谎，户口上一直保留着未婚。未婚的人，就无法办理准生证要求的一堆证明。走到绝境，我才开始认真对待买房的事情。可是，那时候，已经是全民买房的狂潮了。
我一直折腾不出准生证，幸好有一家不出名的公立医院愿意接收我。预产期的前几天，我躺在医院待产，中介打电话说，我看中的那个小区有房子出售了，单价是3万元。那时，我还没实地见过可供出售的那套房。
我一直憧憬着未来在北京的住处可以有个浴缸，那是我对房子最大的要求。在电影《布达佩斯之恋》里，那个美丽的欧洲女人和她的男人坐在浴缸里，赤裸相对，喝红酒，聊天聊了很久。我很羡慕，所以不想等到乳房干瘪，满脸皱纹才实现这个梦想。那样的画面，多么不具有美感。我问中介，“洗手间是否足够大，能放下浴缸？”
“可以摆个折叠的浴缸，我在家就是这么弄。”
“折叠的浴缸？！”我惊奇了，这可是闻所未闻，“你躺在里面，翻倒过吗？”
“没有，你究竟买不买？很多人排队的，你最好马上过来交20万元定金。”
我当然想买。看了很多房，唯独那个小区有绿树和草坪，有一个可以让身体舒展的地方。在北京，很多小区只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水泥楼，没有社区环境，抬头看到的窗户，总是在防盗网上堆满旧物和大白菜。当时，我以为，买房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否则负债干什么呢？我害怕再次错过。可是，当时我老公还在课堂上，他是大学教师，医生不允许我离开医院。我求助于一个好朋友，请他帮我去付20万定金，把房源稳住。他答应了，可是我犹豫了：“太麻烦你了，我等等吧，还有一个小时就下课了，我让他去吧。”一个小时后，中介说，不用来了，房子卖了。
女儿出生后，不能落户于她爸爸单位的集体户口。在哺乳的短暂间隙，我又坐上了中介的电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那一次，看的是老城区的学区房，单价要5万元，房子很小，又老又旧，完全不符合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不过，我只看了十分钟就同意了，再也不敢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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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年都有经济学家说中国房市有泡沫，可是，这个泡沫至今没被戳破，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想挤上买房的这趟车。相对于飙升的房价，家庭的积蓄仿佛每天都在贬值；而房市投资的升值神话，在过去十年一直流传。
2015年夏天，我们从国外回来，住进了自己买的小两居。那时候，小区的房价已经升到每平米8万元。2016年初，我怀了二胎，在小区电梯里频繁看到西装革履的中介。北京老城区的二手房很稀缺，只要有房源，各路中介就会蜂拥而至。事后，我打听了交易价，单价是10万元。2016年秋天，我生完孩子，小区房子的交易价已是每平方米12万元。
不过，这样的涨幅并没让我们成为既得利益者，毕竟只有交易，差价才有意义。拖家带口居住，孩子处于学龄，我们只有一套房，不可能卖掉。当房价普遍上涨，如果卖掉了尚在按揭的第一套，也未必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第二套的首付。所以，我们只是老老实实地供房，身兼多职，想方设法攒点余钱。几年前，我父亲中风，做了手术，反复看病，陆续用了几十万元。经历了那次，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没有抗风险的能力，需要更多的财富来保障自己活得有安全感，至少要买得起一份好的保险产品，解决医疗和退休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理解这几年通货膨胀的数据，根据生活经验来判断，物价越来越高，手里的钱好像在“缩水”。
我们寄望于投资能跑赢通货膨胀，可是找不到健康的投资渠道。2015年，股市哀鸿遍野，而房市节节高升，炒房成了最立竿见影的投资。所谓炒房者，必须拥有两套以上的房子。身边聪明的朋友，都纷纷在国内国外多处购房，贷银行的钱，让家庭财产发生杠杆效应。我们也想亡羊补牢，在这个时代顺势而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随众投机。
最近几年的冬天，北京常常出现极端严重的雾霾天。河北张家口市在塞外，是唯一能躲霾的北方城市。有朋友抓住先机，在低价位时置房。2016年冬天，雾霾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等我们也反应过来时，那里的房价已经翻了好几轮。请教了房市高手，人家说，买房不是买菜，只挑便宜的买，而要买有涨价前景的，价钱处于爬升阶段的。我们的积蓄不多，估计只能在三四线城市买个小房子。有朋友去了广东的中山市买房，因为那里有“深中通道”。该通道连接了深圳、珠海和中山三个城市。这样的政策造势，让中山的房价前景看好。可是，在我们动身去中山之前，所谓史上最严酷的限购令就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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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公说：“如果有机会，就不要再错过了，这个时代不再奖励勤恳工作的人，而是鼓励胆大心黑。”
4月1日雄安新区规划公布。次日，从北京到河北保定的高速公路就开始拥堵，发生交通事故。4月3日，我放心不下，发短信询问，他说在高速堵了几个小时，已经坐大巴到达雄县了。”满街都是各地来的看房人。”马路边的树上拉着红色标语：“XX广告恭贺雄安新区正式成立，让我们呐喊：我们都是首都人！”他让我赶紧帮他订次日回北京的高铁票，可是，高铁票也差不多被抢光了，我只能帮他买到4号夜里九点多的火车。
到达雄县后，他约了滴滴打车，请司机带他走了一遍县城，顺路看了雄县被查封的楼盘。“十年后，这里将是另外一副模样，就像深圳一样，现在完全找不到以前的影子了。我想看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前夕，”他在电话里说，“以后，你没法想象，现在的雄县是这么一个没有历史、人文的县城，到处都是垃圾。”
逛了一圈后，觉得没意思，反正也买不了房，他就想离开了。走在街道上，看到很多外地人拥挤在一个全县最像样的饭馆门口。那个饭馆只有一个服务员，无法应对突然那么多的食客。饭馆买1元一个的烧饼，夹了菜就是2元钱，没有炒菜，只有凉菜和面条，他说，“热乎乎的，5元就能吃饱了。”消费水平如此之低的地方，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副省级的新区。当地的人乐疯了，街边的大叔笑着议论：“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好处，起码我家小伙子娶媳妇容易了。”
他感概幸好去走了一趟，“去和不去是两回事。不去现场，就看不到真实的疯狂状态。”司机告诉他，4月1日晚，就有外地人开车拉着现金，挨家挨户地敲门，出高价买房。如果有人愿意，他们就要房主签署赠送房屋的合同，然后去公证。4月3日，雄安新区的公证服务也被叫停了。
在宽大的十字路口，官方利用商家的滚动屏幕反复放着雄县政府致全县人民的一封信，警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理念。可是，去雄安新区的外地人，目的赤裸裸，就是想去炒房的。一拨又一拨的外来者趴在楼盘紧锁的大门，往里观望，四处拍照，聚众议论。
县里所有的中介都被叫停关门了，可是中介仍然活跃在人群中，积极地扫微信二维码，吹嘘各自的房源。很多人拿着雄安新区的规划地图，现场讨论中介所说的房源是否属于未来新区的范围。
政府宣传，“任何以收取定金、意向金等变相销售五证不全商品房都属于违法行为”，甚至在售楼处外面就停着城管的车在维持秩序，监管现场，可是很多人仍然愿意铤而走险。他们支付几百万的全款，手里只能拿到房主签字的一份现金欠条。因为房市冻结，不能过户，急于买房的人把钱交给房主，房主写个欠条，万一以后不卖房，买房人的钱可以欠债的关系索回。
老公说：“我不干这种法律风险太高的事情。”我为此松了一口气。自从他说去雄安，我就发微信咨询几个研究房地产的朋友。有人回信说：“抢不到第一波的话，最好观望一下。太疯狂。别把自己卷进去。”
他没被卷进去，只是去看看那个县城，看看实实在在的事物。据说雄县是古县城，曾发掘出周朝的文物。他坐车去找古县城遗迹，发现省政府签发的一个历史古迹牌坊立在一堆塑料垃圾里。司机说，雄县有北方最大的避孕套生产企业，还生产塑料管和殡葬用的纸花。
这一切，很快就要改变了。
故事二、猪蹄蹄买房记
2016年5月，我决定换房子。
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刚经历过年后一波大涨，已经趋于稳定。我家两人两猫在左家庄40平米的老旧民宅已住到第三年，生活空间越发显得捉襟见肘。我手头攒了百多万现金，盘算了下，也还得起一万多的月供。
我只求速战速决，旧宅的出售报价比市场价低约15万。24小时后，这套当时我亲手装修的婚房以220万的价格成交。买家是个年轻军官，90年出生。签约的时候他感叹，薪水刚够还贷，后半辈子就要为一套40平米的房子打工了，我安慰他，三年前我也这么想，“你看，一转眼我就变成为100平米的房子打工了”。
他一边落笔一边苦笑，好像不太信我的话。
签约后的那个周末，我拉着老公开始看房。新家选址，我们锁定了望京。一周之内，我就选定了喜欢的房子。房子是二手的，114平米，十年左右的小区，电梯直通地库，宽敞的两室两厅，客厅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奥体。唯一不满意的是，小区的审美是2000年左右的“豪宅”标准——欧式罗马柱和半裸女神像，单元门上顶着个石膏丘比特。
房子报价580万，比当时的市场价低约30万。房东是个单身东北女性，三十六岁，小生意人，看上去人很爽朗。她说，做生意赔了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银行，还贷困难，索性就卖掉。听说我是换房，她有点为难，说急用钱，“若是比现款买房周期长，你给我加5万吧”。我说行，加吧。
按当时北京二手房的交易流程，再加上每一关预约排队的时间，走完一卖一买全部流程大约要半年时间。当天我们签了约，我付了58.8万定金，双方握手道别。
房东先随中介去办理房本核验，第一关就出了问题。由于建委系统升级，导致房本有两字与建委地址不符，欲核验，先还贷，欲还贷，等我首付，欲首付，等走完我的卖房流程……周期平白无故多了十几个工作日，但谁也怨不得，毕竟我们签约的时候，房本核验制度尚未启动，中介也预估不到其中所有可能的状况。
房东情绪不太稳定，扬言某中介的朋友告诉她，没网签的合同都不作数，房子大可以重新出售，不等我们了。我跟中介花了大力气稳住她情绪，我告诉她我父亲是法官，请她务必相信我，一旦她再次出售房屋，就真的是违约了。我请她冷静一些，时间上大家都会想办法。
到了七月，我的卖房流程按部就班，但仍比预想的多花了些时间，房价又有些看涨，她越发焦虑，开始在微信上说些诸如“你刚才都说不买了，我都看见了，你撤回也没有用，我要去法院告你违约”之类的话。我跟中介双方都心力交瘁，但仍保持礼貌耐心，实在招架不住的时候，也想认倒霉，说您要真不想卖了，定金退给我，合同就私下解除了，也不会追究违约责任。她答复：“什么定金，我从来没收到过”。七月底，她发出了“我绝不可能与你这种人交易，不要再骚扰我了”的最后通牒，从微信上拉黑了我。
8月底，这套房子的市价涨了几十万，我拿到了所售旧宅的90万首付，尚有120万余款要等银行批贷，我着急凑齐买房的首付款稳住房东加快交易流程，从朋友那边拆借出现金，找房东聊最后一次。她不肯见我，也不肯见中介，电话也不接。我只好继续短信她，说马上即可付款，我们再加一些钱也可以，或者退我定金也可以，希望她考虑。要不然，真的只能走法律流程了。
“明明就是你违约，你去法院告我啊，我可怕死你了，你爸是法官是吧？在法院都给你找好人了是吧？我还不信这社会没有天理了，我央视有朋友，报社也有朋友，我告诉你，我去纪委检举你爸，你年纪轻轻几百万买房子的钱哪来的，我去电视台曝光你们！”这是她最后一次给我的短信。
“某某某我告诉你，你们现在想联手讹我的房子还骗我的钱，想让我倾家荡产！你休想，你有没有良心了，想想吧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你也不怕遭报应！”这是她最后一次给中介的短信。
我抱着老公哭过，觉得这些年的努力付诸东流。醒了酒，日子还得过，我放弃幻想，寻找律师。
经朋友推荐，我找到了一家房产官司经验丰富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亲自接待了我，说起诉的话，我有胜算，但因贷款手续尚未办理，若是请求履行合同，我必须全款购房，那么，我有325万的现金缺口。虽然缺口可以通过借钱解决，但如何偿还是个问题。拿到房子后重新办理贷款，具体的年限和利率尚有疑问，而若整个周期过长，光是偿还这期间的利息就够麻烦。期间一旦有任何意外，现金流出现问题，就真的鸡飞蛋打。
我很难接受这样的风险，只得将诉讼请求转为追讨违约金。按照合同上的最高额违约金20%房款计算，赔偿是117万。
起诉。当时是9月底，这套房子的市价约为650万。那天，离朝阳区法院开门尚有15分钟，门口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百十号人，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个中介公司提供的纸袋。我要求法院冻结房东的房产，条件是必须拿等价的现金或房本来质押，迫不得己，我用了公公婆婆的房本。看着二老一把年纪还为我们压上唯一的固定资产，我问心有愧，但又不得不为。
我知道这事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而旧宅已经过户完毕，只得出去租了房子。买好一点的房子，首付就要多几百万，租好一点的房子，不过每个月多花两三千。我搬了家，住得干净舒服，心也宽了许多。租的房子在颇为高级的中产阶级社区，进了地库放眼一看，就知道只有我家的房子是租的——别人家的车40万起。
三次开庭，房东均未到场，由律师代理，按部就班地提交证据以及辩论。2017年春节前，审理流程完结，等待宣判，这套房子的市价已经到了800万上下。此时，诉讼费和律师费已近十万元，而且就算违约金全部判给我，我也买不到这样的房子了。
法官也辛苦，律师跟我说，有一天法官打电话给她的时候，还在单位，已经晚上11点了。上个星期，法官在电话里说，最近判的案子是2016年5月立案的。
我也无话可说。等吧，认了。
2017年3月，律师打电话过来，说房东要求用诉讼请求的全额，约190万现金来解除房产冻结。权衡利弊，我同意了。我知道她手上没有现金，我若不同意，即便官司赢了，又要走房产法拍等环节，拿到钱谁知道是猴年马月。
房东赎回了她的房本。据我与中介私下里打听，她是借了高利贷。她马上将房产挂牌出售，报价870万，在这时候也算市场价。我看到了那房子的实拍图，显然她是入不敷出，将每个卧室甚至客厅餐厅都隔开分别出租了，厕所里贴着告示：“请洗澡后及时清理头发，如果下水道再堵，自己付费清理”。这是她唯一的住房。
我有了一种卑微的、失败者的告慰心理：我是亏了，你倒过得还不如我。
过去这一年，跟做梦差不多。最后，我还是买了房——在大坂，一套小公寓。加上手续费，全下来40万人民币。现在我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等着法院宣判，违约金最后能拿到多少，我不知道。327新政一出，房东的房子更难卖了。而我，因为上一套房子有贷款记录，再购房，首付一下子从三成提高至六成，就算拿到了违约金，我也只能买套60平米的一室一厅——还不能挑好的。
我想我最后还是会在北京买房，哪怕是不那么好的一室一厅。我不敢把那么多现金留在手上，而且，若干年内，我也无法离开这里。
猪蹄蹄：东北人，互联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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