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共和终于催生“民国热”(图)

中共的假共和半个多世纪，终于催生民国热，乃至民国颂。（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0月27日讯】要来的终归要来，要去的终归要去。

题目一出，即联想到自己所作的两则长短句。一则作于前不久，题目叫《抗议，我抗议！》，要结尾处是这么几个短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也没有永远的权力/这是铁律/即使你有一万个‘自信’/也休想抗拒”。

另一则是苏共垮台二十周年时所作《苏联解体二十年祭》，在结尾处说的是：“世间万物/从无中来/回到无中去/就连地球太阳/都逃脱不了/更别说有什么党派/还会例外”。

假共和半个多世纪，终于催生民国热，乃至民国颂。

最初引起本人关注的是知名画家陈丹青，其六年多前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谈的就是“纠纠民国”，其中说道：“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1949年后，大陆直到拍《上甘岭》时，其中脍炙人口传唱至今的“一条大河”，里面“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到了今年，“民国热”在大陆民间特别是在网民中悄然兴起，许多手机网民不再“庆十一”，而是在手机上过起了“双十节”。从海外媒体看到报道，今年10月10日，在大陆武汉，数十位访民聚集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宣示理想。一位参加活动的访民当晚告诉媒体，当天有近五十位访民参加了聚餐和纪念活动。10月11日，有访民继续到首义广场举行纪念活动，当地公安未曾干预。一位武汉居民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三民主义到大陆。”另一位聚会者对记者表示，他对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未能延续民主体制的历史感到遗憾。

而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双十节这天下午：纽约侨界更是在华埠隆重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5周年大游行。屈打成招报道，本次活动吸引了约两千人参加，人员既有1949年以前就到美国的“老侨”，也有1949年后台湾来的“老中”，也还有1979年以降赴美的大陆“新侨”。这些青年都是旅居纽约的大陆“民国派”人士，他们以此表达对中华民国的热忱支持，以及对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重光的无限向往和美好期待。游行队伍中甚至还有数名大陆青年组成的队列。只见他们高举中华民国国旗，手持“中华民国，光复大陆；自由民主，统一中国”与“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代表”的标语，昂首阔步，抬头挺胸，引得许多围观游行的民众和游客拍照合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相比异国他乡，在曾经存在过民国的这块土地上，却反而别说搞什么大游行上街庆祝了，就是在网站上公开发几句感慨，都会犯忌。双十节这天，本人仅仅将五年前在一家网站上就已发表过的一篇诗作《辛亥革命百年有感》（也叫《辛亥革命颂》）重发一遍，结果挂出不久，即被屏蔽，也不知是网站编辑所为还是监管网站的什么人越俎代庖。后来想想，给那篇文字惹来“杀身之祸”的很可能就是诗句前面放的那首《中华民国颂》，而最让有些人心里不能过的大概就是歌词中这么几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其实这首歌儿在台湾一直在传唱，从歌唱家邓丽君一直唱到著名主持人、歌唱家费玉清。我们有些人总在报纸电视上或者讲话中强调这个政权如何如何自信，可连一首歌儿，连几句歌词都忌讳得要命，害怕得要死，你那“自信”又从何体现呢？

说起来，本人在近两年前的一篇短文中就说过这么几句：一个人认为民国时代比他生活的时代要好，这个人能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后会怎么样。别人当然有批评讽刺嘲笑的自由，但我想绝没有不允许别人说出来的权力。而人们对已经过去的某个时代是否会留恋，往往取决于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过去的那个时代确实好得不得了，非常值得人们留恋；另一种是对比的结果，即过去的那个时代并不怎样好，人们之所以留恋，是因为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不好，也还是值得留恋。

可是有人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害怕早已是“新中国”的国民“喜旧厌新”，怀念民国——说是怀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真正在民国生活过的人已经不多了，仍存世者，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些人怀不怀念，这个政权已经不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是一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受到影响，也都向往起民国来。那样，岂不等于要了有些人的命！

可人们会对比。比如大半个世纪前，人们是自由的，认为国民党好，就去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好，就去投奔共产党，而很多投奔中共者其实正是为了追求自由。然而，投奔不久，特别是到了1949年后，他们明白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更重要的是，正如陈丹青所说：“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就像李慎之先生，“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

类似情形甚多。近日读蔡楚先生《一位抗战时期儿童保育者的悲惨遭遇——纪念贺婆婆》，文中贺婆婆有个细节同样很能说明这一点：由于贺婆婆当年一直在自贡市从事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她多次为保护有共产党党籍的员工向当局陈情，或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的员工，一般都会得到尊重，而那些员工也会被教育释放，贺婆婆本人也因此受到自贡市教育界的普遍赞赏。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贺婆婆还是“旧思想”，没能“与时俱进”，当真认为共产党会更民主更自由，因此，仍习惯性地为被新政权逮捕的、并被称为“国民党特务”的人向当局陈情。但这回没有了效果。贺婆婆不死心，还以为可以像民国一样，继而又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然而，这次无情的事实告诉他：“新中国”已不同民国，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贺婆婆不仅被逮捕入狱，而且还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二十五年后悲惨离世”。也不知道经此一劫，贺婆婆是否彻底觉悟了。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政权是不许说民国好的，更不可能还允许搞什么民国热民国颂。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只要某人家中被搜出民国的东西，不死也要褪层皮。有很多就因为是“民国人物”，遭至羞辱，乃至殴打。

而直接导致傅雷夫妇选择自杀的原因，在傅雷留下的遗书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他们家中搜出了民国的东西即“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尽管这面小镜子和褪色的旧画报并不是傅雷家的，而是别人寄存在他们家中箱内的物品，傅雷夫妇并不知情。

对此，傅雷夫妇的小儿子傅敏在为遗书所作的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然而，就凭着这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画报，当时就诬蔑傅雷“反党”，并说他有“变天思想”，这让傅雷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并在遗书中说：“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遗书中还说自己尽管相信不会因此被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几年前，当《新周刊》采访陈丹青时问道：“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陈丹青是这么回答的：“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此言一出，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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