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10月20日讯】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撰文指出,我敢打赌,中国市民中明白GDP是什么的,一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大截。中国主流媒体中出现GDP的次数,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大截。中国大小官员口中提到GDP的频率,也比他们的海外同行们高出一大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中,统计数据中没有GDP这么一个概念,改革开放之后,GDP和西装、邓丽君的歌一起时髦了起来。九十年代官员的升迁考核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地方经济增长,GDP就彻底火了。资本市场崛起后,投资者对GDP的关注更上一层楼,毕竟那是基本面,乃是经济形势的折射,盈利增长的疑似水晶球,想股市上赚钱一定要看明白GDP。
其实,外国央行、海外基金经理、经济分析员,对GDP增长不是太关注,因为它是一个滞后指标,要到一个季度结束再加统计数据搜集整理时间,才能有GDP数据出炉,而且此数据通常还要做几次修正。比起PMI、非农就业甚至一些产业数据,GDP增长公布,一般不影响市场走势,也就激不起资金的兴趣。海外官员们就更关心选票,关心选民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纵观全世界的政府、市场和人民,数中国对GDP最执着。
GDP统计有明显的缺陷。近来网上所传的月饼故事,很能反映GDP统计的盲点。月饼厂家用80元折让,将值100元的月饼券出售。消费者A买了月饼券,节日前送给B。B并不想吃月饼,将月饼券以30元价格卖给黄牛,黄牛以40元价钱卖给月饼券收购商,收购商再以50元卖给厂家。厂家销毁掉月饼券,无需生产即赚30元,黄牛和批发商在中介过程中各赚10元。整个过程中GDP上升了200元,送礼那位赚到人情,其他每人都赚钱,月饼券转了一圈,GDP变大了,但是生产却没有出现,对就业也没有实质性帮助。
GDP只是对经济总量的描述,但是对经济结构却语焉不详。GDP无法描述产值来自过剩的钢铁水泥行业,还是新型的消费,抑或创新科技投资。换种说法,光看体重,无法判断病人有没有高血糖、高血脂或高胆固醇。GDP增长也无法表现,增长动力来自生产力提高,还是政府的刺激措施,所以也就无法反映增长的可持续性,更难反映隐含的风险。
这些年中国政府对GDP增长的执着,某种程度上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曾面临重大的下行压力,朱镕基内阁展开了经济增长“保八”的战役。其实为什么增长的底线设在百分之八上,当时并没有做过慎重的研究和论证;近几年跌破7.5%、7%也未见触发大规模的社会震荡。事实上,靠基础设施建设和靠出口拉动带来的增长,对就业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对社会稳定的帮助自然不同。必须达到一个既定的增长目标来保持社会稳定,在笔者看来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当然如果经济彻底崩溃,社会稳定一定有问题,不过从逻辑上量化地讲,增长与就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近年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就业市场依然相对稳定,就是最好的例证。
关心GDP增长,不是一件坏事。中国经济在三十余载的时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其高速增长堪称是一个奇迹,应该说举国上下关注GDP增长就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是一旦关注变成执着,便未必是好事了。尤其如果这种情结挟持了政策制定的程序,就一定不是好事。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自生增长动力不足,其背后有周期性下滑的因素,还有经济转型的背景,更有体制改革的需要。GDP增长下滑是表征,政策应对不能治标不治本,更不能饮鸠止渴。为保经济增长,让地方政府大肆举债、房地产价格暴涨,或许能维持一时的增长,却对金融安定构成重大隐患,对长期稳定增长构成威胁。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制造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为消费主导经济的国家中,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能够维持4%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这个转型期,投资下滑、出口转轨是必然的,工业生产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滑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应之策应该是发掘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刺激制造业转型,打破垄断还富于民。这些即是在供给侧寻求突破,提高增长的效率。一个效率较高的4%的GDP增长,在就业、税收、消费者福祉上甚至可能超出人为撑起来的6%的增长。
是时候中国改变GDP本位的经济政策架构了,与其执着GDP增长,不如关心就业和国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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