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中国有必要启动超常规财政政策

【看中国2016年09月26日讯】民生证券副总裁管清友日前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主要原因一是自2016年初开始基建投资持续反弹，在6月达到20.31%，创14个月新高。二是房地产多环节松绑，房地产销售量价齐升。然而，这两个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下半年都面临放缓压力。

基建投资方面，最主要风险在于财政收支压力加大，财政自有资金难以满足基建投资大规模资金需求，而PPP项目尽管在加速落地，但绝对规模不大，难以替代财政资金对基建投资的影响。房地产方面，房价快速上涨积累风险，地产调控政策趋严，从9月高频数据看销售出现回落，“金九银十”可能难出现。由于滞后效应叠加去年低基数，今年地产投资有望维持5%左右的增速，但与上半年相比，也将出现明显回落。

预计三季度GDP增速为6.6%。8月经济数据出现一定回暖，一是因7月洪涝消退后地产、基建等投资活动加快，二是汽车消费增速大幅提升，三是因需求侧管理加强，8月单月财政赤字达4293亿元。季节性因素消退后，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预计9月经济数据将较8月出现回落，三季度GDP增速小幅放缓至6.6%。

8月CPI同比为年内低点，预计9月为1.6%。上半年对CPI影响最大的是猪肉和蔬菜两个分项，而去年8月是猪肉和蔬菜年内的最高点，基数效应下8月CPI同比大幅回落至1.3%。9月CPI同比回升，并非源于供需结构的变化，而同样主要由基数原因所致。

据《中国证券报》9月24日报导，管清友强调，在货币向实体传导受阻、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策托底空间有限，未来稳增长需以类财政政策为主，有必要启动超常规财政政策。

究其原因管清友表示，从2014年11月至2016年2月央行6次降息、5次降准，但货币宽松所释放的流动性与融资成本降低，并未带动实体经济回升，最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传导机制受阻，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因此，接下来有必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造良好条件。

第一，遏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趋势。正确看待民间投资下滑的产业原因，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增加融资渠道，如加快核准使更多民营企业有机会获得低成本的股权融资，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信贷投放，财政设立专项引导基金等。加强预期管理，减少政策层面上对企业预期误导，使企业能形成稳定预期，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在制度上必须进行改革，包括产权保护、降低国企垄断、财税制度改革、降低宏观税负率、加快形成统一市场减少物流成本等。

第二，从需求端引导长期过剩资金进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一方面，中国面临区域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城乡发展差距大，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发展参差不齐，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缺更为严重。未来要摆脱过度依赖货币信贷政策的传统做法，在超常规财政政策上发力，发行特别国债、建设国债，吸纳资金用于长期建设。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国债收益率仍有下降空间，对于追求稳健的长期投资者而言，不失为合意的投资品种。

首先，支持一批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成为新的一线城市。对于经济发展快、资源相对集中、处于航空与高铁等节点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如杭州、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可以按照一线城市去发展，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可通过适度放权、调整央地关系、改变城市管理方式等途径，释放这些城市的活力。

其次，加强中心城镇建设，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财税政策支持的方式，加快这些中心小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和人口聚集。

再次，加快区域间、城市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可以与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高铁站点、通航机场、高速路网等普及率。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大，短期有助于扩大总需求，长期有助于通过辐射效应加快区域发展。

最后，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公共服务供给，一是财政资金向供给短缺的地方倾斜；二是推广PPP模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三是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教育、医疗、养老符合人口结构变化下的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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