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二)(组图)

藏经洞封闭假说

避难说

藏经洞在封闭近千年后才得以现世，法国人伯希和根据洞中所藏没有西夏文文书，而其他文书后者为宋初，即公元976-983至995-997年，提出在11世纪前半期，僧人为躲避西夏入侵敦煌，而将所藏经典搬入藏经洞并封闭之。

又有一种说法是11世纪初伊斯兰教的东侵致使藏经洞封闭。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并对于阗佛教以毁灭性的打击。于阗人东逃带来穆斯林东进的消息，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珍贵物品封存洞中（今藏经洞），并做了必要的掩饰。

废弃说

英国人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根据他在洞中发现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绢画残片和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等，认为藏经洞是存放这些神圣的废弃物的地方。一些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而在藏经洞封闭时，敦煌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典藏理应珍藏于石室中。

书库改造说

这种说法由日本学者藤枝晃提出，他在《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文中认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中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迄今，藏经洞封闭之谜仍无定论。

 

世界各地的藏经洞文献

如今，保留在中国的藏经洞文献仅有15000余件，且大多数是佛经，其余皆流失海外。第一个到敦煌获取藏经洞文献的是英国的斯坦因。

王道士揭开藏经洞的面纱之后，也曾邀请乡绅观看，上告敦煌县，但都没有获得清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加之王道士一心想筹款修复敦煌石窟，正如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他（指王道士）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而修复工程巨大，全靠王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在获得王道士的信任后，自1907年，斯坦因先后三次从王道士手中买下大量的文献，成为获取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这些文献在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后，入藏于东方写本与印本部。

紧接着，精通汉文及数种中亚语言的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以一口流利的汉语获取王道士的好感。时值王道士又需要资金修复洞窟，便同意以藏经洞文献和伯希和作交易。伯希和虽然比斯坦因晚到一年，但由于他拥有丰富的汉学知识，他所获取的文献在数量上不如斯坦因，但却是最精华的部分。现存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

随后，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获取敦煌文献约数百卷，最初收藏在其别墅二乐庄，后因财政原因，逐渐散落在旅顺、首尔、京都等地。1914年8月，俄国人鄂登堡率团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的文献已所剩无几，鄂登堡收购了王道士私藏的剩余部分和散落在敦煌私人手中的文献，虽然大部分为碎片，但总数有12000多片，现藏于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

结语

藏经洞中的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彩，不愧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由文献的语言多样化可见，历史上多个民族的信仰和文化都曾在敦煌交汇。而藏经洞的封闭之时也正是敦煌石窟经历隋唐的辉煌，以及吐蕃、归义军时期的保持，而即将走向衰落的时候，令人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的天意。在封闭近千年后，藏经洞又奇迹般地被一个道士发现，从而重见天日，而那时中国正处内外交困之中，在各种机缘之下，洞中的文献散落到世界各地，从而使敦煌中保存的中华灿烂文化艺术随即闻名世界，这难道又是另一种天意的安排？

文物流失自然令国人痛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正是通过藏经洞文献的流散而为中外学者关注，世界也逐渐认知了东方文化。再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还俗，敦煌的艺术研究者也被要求开荒劳动，常书鸿等人的艺术研究工作陷入停顿。文革中，常书鸿被打为“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监督劳动，包括进行喂猪等劳动。这些风云迭起的政治运动又阻挡了多少研究的进程，毁坏了多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停滞不前的不仅仅是一门敦煌学。

也许有一天，散落在各地的敦煌文献和文物又会在机缘巧合下，汇集在一起，从而将一个真实的敦煌展现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