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问在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两种巨大的转变,一是因西方学术和方法的输入而使中国古代学问走向学科化和专门化,并造就出了现代性的学术形态,如考古、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等等;二是因地下新文献的出土和发现而产生了新的古代学问,如20世纪初开始并很快兴起的甲骨学、敦煌学和70年代以后走向规化的简帛学。
汉熹平石经残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陆续发现和公布,学术界对新出土文献给古代中国学术史、文字学、文献学、思想史和哲学史带来的具体影响都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尽管在评估这些影响方面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出现了过低或过高的倾向,但不管如何大家都确实承认新出土简帛文献给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等许多方面带来的新的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这里仅就新出土简帛文献为我们带来的关于古代思想世界的一个新知——儒学经典文明早成做一梳理。
儒家五经 加失传的“乐经”是为六经
古代不同地域的伟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建立经典并通过经典来引导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明的不断创造,在这一方面儒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是非常突出的。按照《史记》的记载,儒家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基本上都是通过孔子之手而删消、整理、编纂而定型的。
实际上,儒家信奉的“六经”特别是《书》、《易》、《诗》、《礼》等,此前已经有很长的时间的变迁、积累、学习和传播过程。按照《国语•楚语上》的记载,楚庄王曾就教育太子箴之事咨询过申叔时(申公),申叔时提出的教育内容,其中有“教之《诗》”、“教之《礼》”和“教之《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庄王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太子箴共王公元前590年即位,孔子在40年之后的551年诞生,这说明在孔子之前,《春秋》、《诗》、《礼》和《乐》,都是教育的基本典籍,经过孔子的“传述”工作,“六经”开始成为儒家的经典和象征。
孔子作为通常所说的中国第一个创办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以《诗》、《书》、《礼》、《乐》教”而拥有的大量弟子,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儒家早期的子书中充满着“《诗》云”、“《书》曰”之固定引用模式,孔子易年也喜好《易》,与“易传”具有密切的关系。《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了《诗》《书》之教,而且开始概括每部经典所代表的意义:“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根据《礼记•经解》,儒家“六经”的具体所指已经明确,而且每部经典的意义都得到了归结,与“经”相对的经典的解释方式(“解”)也出现了:“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庄子•天道》记载,孔子往见老子求“西藏于周室”,其中说的到“十二经”,其具体所指不明,但应该包括有“六经”。“六经”之名在战国时已经确立,《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下》也记载了这“六部”经典,并很独到地概括了每一“经”的意旨：“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概括的是六部经的各自意义,据此可以推测第一句列举的“经”,在《乐》后面还当有《易》和《春秋》。
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的中国学研究,怀疑、不承认儒家“六经”及解释学在先秦已经产生,将儒家“六经”的定型及其经典解释学推移到汉代,抽空了早期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经典基础和“传述”传统。
郭店楚墓竹简
新出土文献证明,这种“晚出说”是不能成立的。郭店楚简儒家文献《性自命出》,列举了四部经典,并对其特征作了归纳:“《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有为为之”和“有为言之”的说法,已见之于《礼记•檀公上》(“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和《礼记•曾子问》(“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正如裘锡圭氏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性自命出》的“有为”,同《礼记》两篇用的“有为”意思一致,“为”读去声,“有为”是说“有特定目的”或有特别的用意。《性自命出》说四种经典都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创作,《诗》是“有为为之”,《书》是“有为言之”,《礼》《乐》是“有为举之”。
在郭店竹简《语丛》(一)中,我们也看到了它对“六经”意旨的概括:“《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书》,口口口口者也”;郭店竹简《六德》中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的说法;郭店简《缁衣》中已经以“《诗》云”的句式大量引用《诗》,以之作为其言论和思想的根据。这说明儒家的六部经典,当时已经编定并被广泛学习、阅读和传诵,并对其各部经典的义旨、特质进行解释和阐述。
上博简《易》的发现,证明了《易》在当时已经定型并作为经典流传。马王堆帛书也证明了孔子晚年喜爱并研究《易》的真实性。孔子对《易》的浓厚兴趣,不在筮占本身,而是通过筮占和卦爻辞推阐德义。《易》本是占筮之书,它以占卦的方式预测人类行为的吉凶,但春秋时期强调吉凶由人说,也就是说吉凶不是来自外在的客观命运,最终是由人的德性和德行来决定。孔子不重“占筮”预测吉凶而重视其德义,扩展了这一传统,这正是《荀子•大略篇》所说的“善为易者不占”的意义。这促使我们重新看待作为解释《易》的“易传”(“十翼”),同孔子和孔门后学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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