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中国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图)

【看中国2014年01月04日讯】人乃社会运动的生命承载者，因此，人格状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衰必然直接相关。当年海外民运洪波涌起之时，投身其中的人格状况，大概可分为三类。现一一分析之。

伟大的“六四”，败于中共暴政的血腥屠杀。不过，现实中失败之际，“六四”已为中国民主运动赢得了势将流芳百世的道德荣耀。正是由于“六四”之血蕴涵的政治道德魅力的感召，大批海外华人学子以及“六四”后从大陆逃出的学运参与者群体，聚集于海外民运的战旗之下，一时声势如潮。当时，民运的主体是良知被“六四”政治道德魅力点燃的青年学子。这个群体对民主的向往中，激情高于坚硬的意志。虽然溅在专制铁幕上的“六四”之血依然殷红，他们却继续幻想民主运动会迅速成为凯旋的英雄，丝毫没有意识到，追求中国的民主，犹如在铁铸的荒原上播种希望一样艰难。

现实很快就冷冰冰地告诉人们中国民主的艰难；大大小小民运领袖低俗甚至恶劣的人格，又强烈地腐蚀着人们对民主运动的信心。几度政治风雨之后，没有坚硬意志支撑的激情便黯然熄灭。丧失了神圣的激情，世俗生活的诱惑便成为生命的暴君。中国海外民运的主体――由脆弱的良知和瞬间的激情构成的人群，从此便风逝云散，落花流水，黄叶飘零。一代作为高贵政治道德象征的生命群体，很快便湮灭于平庸的世俗生活中。

另一类人则是基于个人野心和命运偶然性的双重作用，而进入海外民运。专制政治的特质之一就在于孕育个人野心，从而形成畸形的政治人格。中共暴政下，真实人格难于生存，野心人格则多如牛毛，就连小小科长都常会有黄袍加身之梦，一介平民也总思飞黄腾达，希冀有一日成为专制政治之显贵。对于专制体制内为个人权力或利益进行的角逐，野心人格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只是天不作美，由于诸种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这类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大到诸如“六四”这种重大历史事件，小到个人性格，千姿百态，难以尽述――某些野心人格也被命运之风吹进民运之范围。

野心人格进入民运，无论对于野心人格自身，还是民运，都意味着悲剧。

中共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坚硬而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之路必然是献祭者的命运之路，而不可能成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试图通过创建民主政治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长久的个人代价，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野心人格彻底败坏了海外民运的人格构成。凡是中共专制体制内能发现的所有腐烂人格特征，都可以在海外民运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之所以如此，端在于野心人格对海外民运的广泛渗入。海外民运外战外行，内斗内行；一时之间，背信弃义、阴险诡诈、鼠肚鸡肠、嫉贤妒能、勾心斗角、争名窃利、抢权夺势、首鼠两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丑态，都以海外民运为舞台，粉墨登场，成为历史斜视中的过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运内斗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这类人格的存在和活动所彰显出的肮脏、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诉历史，海外民运是人格不净洁者的运动。海外民运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基础，并且没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实用主义。被命运推进民运后不久，他们便意识到民运非栖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过别的生活方式实现其野心对生命价值的定位者，便纷纷弃民运如蔽履，另觅高就。惟独有一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一个“海外民运大佬”的虚称外，再也无能靠自己的能力通过其它方式，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于是乎，他们便只能“悲壮”地坚守于海外民运之中，尽力使海外民运变成他们的个人财产，只差插上“私人领地，法律保护，请勿擅入”的招牌。这类野心人格虽然蠢笨无能，却又常常自视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溃之后，回去捞个总理部长当当，过一把权力野心瘾。

有人当会问：“现在海外民运中就没有高尚之人吗？”

我对此一问的回答是：确乎有一类心灵纯而美之人，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义的召唤，而壮怀激烈，投身民运。只可惜天不作美，这类理想主义者往往单纯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进行的政治较量里，一败再败，几至无还手之力。因此，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从来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主导海外民运。如何使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成为坚硬的意志――这是下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因为，脆弱的美，没有能力证明真理。

理想主义人格屡败之后，其中一部分颓然退隐，另一部分间或还对民运有些许关注，不过，那种关注也只是怀旧之情使然。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孤独地坚守对自由民主真理的纯洁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海外民运还能保持最后几分声誉和尊严。

这部分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最艰难之点不在于同中共暴政的抗争，而在于同海外民运内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对事的失望足以伤神，对人的失望足以伤心。伤神尚可奈何，伤心至极，常令人绝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导致之对民运的绝望，恰是理想主义者们心灵的艰难。不过，我相信，理想主义者们终将会超越绝望，思考这样的问题：与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肮脏的艰难，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体作政治上的决裂，再辟新的战场，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争的锐利的艰难。

人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动物。任何一项社会政治运动都只有以其道德的魅力感动了历史，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民主运动是为所有人的自由权利争取法律保障的社会政治运动。福荫天下，泽被万众――这正是民主运动的政治道德之源。一旦野心人格成为海外民运最经典的人性表现，人们就很难相信，由这样一些自私自利且又卑鄙无耻的小政客主导的运动，会有政治道德的内涵。就连“六四”圣血为海外民运加冕的道德的王冠，也很快由于野心人格的种种小政客式的恶行，而黯然失色。

社会运动一旦凋残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经死亡了。所以，今后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重振海外民运，第一要务便是再铸海外民运的人格形象。因为，高贵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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