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劫难：西方极权文化在东方崛起的原因

三
西方极权文化在东方崛起的原因
——中共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宗教组织

一个问题，就如同迸溅在眼球上的血迹，令人无法忽视：共产主义，这个从理论风格到逻辑个性，都完全西方化的思想体系，竟然在经典的东方文明的古国，即中国，找到强悍崛起的政治根据，并展现出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

上述疑问，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帝国崩溃之后，就更加触目地呈现思想的地平线上。而与其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为什么使中国全盘西方化的，不是源自古希腊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理念，而是以古犹太智慧或者中世纪黑暗为源头的极权主义？

如前所述，近代史上，西方文化之所以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摧枯拉朽、秋风横扫败叶之势，首先在于中国文化的两个缺失：其一，物性能量的缺失——中国文化过分沉迷于审美与生命意义的玄想，以致于忽视了对科学理性，这个物性能量的金矿的探寻与发掘；其二，社会正义的缺失——中国文化没有走出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政治哲学的困境，所以，也没有获得如“主权在民”原则那样能够魅惑时代精神的正义之美。

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失败。对于弱者，困境才意味着绝望；对于强者，危机常常在表述机遇——踏碎危机之后的凯旋，才是命运的庆典，而且危机越深重，庆典越壮丽。然而，近代史上的中国却是一个可悲的弱者；中国万年文化史转瞬间变为万里废墟，终至文化亡国。

中国惨败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其中最刺目的人格原因，便在于中国文人对文化祖国的整体背叛和离弃。纵观人类文明史，还从来没有那一个群体，像中国文人这样，在祖国命运危难艰困之际，只把鄙夷不屑的背影和恶毒的诅咒，留给民族的精神故乡和心灵家园。直到今日，诅咒还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臭气熏天的口腔中回向。

中国自己击倒了自己；致命的一拳来自中国文人整体上对文化祖国的背叛——中国文化养育出一群背叛者。中国文人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盛大的卑鄙，令太阳都为之不寒而栗？关于这个问题且容我在以后书写中国文化悲剧的篇章中再作审视。此刻，只请把中国文人的背叛这个史实，视为讨论的前提。

外部，西方文化强权如压城之黑云；内部，中国文人本应作为中国文化的生命承载者，担当起迎接精神挑战的天伦之责，然而，这个失魂落魄的群体，却只发出对中国文化的诅咒。他们的情感中只有怨妇般的诅咒，没有以创造性思维拯救中国文化的热忱。中国文化金冠落地，只能黯然神伤，退到历史的边缘；东亚大陆，由此成为精神的黑洞，文化的洼地。于是，西方文化的狂涛怒潮，从时代的命运之巅，冲荡而下，涌入中国，势不可挡。

自由民主政治是“文艺复兴”以来政治哲学的真理表述者。怪诞之处在于，最终主宰中国命运的不是真理，而是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不仅文化亡国，而且亡于魔鬼的血咒。中国命运的悲剧，既有具体的历史原因，又有深刻的精神哲学原因。

中国近代的文化失败通过国运的衰败表现出来。西方列强运用从科学理性中获得的巨大物性能量，砸碎中国的国门。当时，西方列强诸国中的绝大部分，都不同程度趋向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不过，当他们以征服者的傲慢，从中国朽木枯叶般的国运上践踏而过时，却不屑于对中国人表现出自由人才配享有的敬意。当然，被征服者本来就不应当指望得到征服者的尊敬；征服者基于理想主义，而不是实际利益的考虑，把自由赏赐给被征服者，也鲜有历史的佐证，而无论征服者是否信仰自由。

由于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认知是同国家的屈辱命运相伴而行，所以，中国的命运在厌恶屈辱的同时，也对屈辱的伴娘，即趋向自由民主的西方诸国家，产生怨恨之情。当然，这种怨恨是非理性的，不过她却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能量和命运的趋势。在此，事实又在讲述一个真理：尽管命运日常状态下依理性逻辑运行，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却常常听从情感的非理性召唤，因为，非理性比理性更生动，更神秘——生动激起生命活力；神秘就是魅力。近代中国与自由民主政治擦肩而过，相当程度是因为趋向自由民主理念的西方诸国，在中国命运的屁股上烙出耻辱的印记。

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审视，中国的命运最终拒绝自由民主政治，并沦为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牺牲，除了上述情感的原因外，更重要之点在于，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欧洲中世纪黑暗宗教精神的复活；而共产主义的政治执行人共产党，本质上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神权组织的现代表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构成的关于正义的普世价值，根植于古希腊智慧，属于理性的范畴，而理性永远不会拥有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所蕴涵的强大精神能量——那种能让庸众狂热，能点燃愚昧之心的能量。因为，理性往往太冷静，甚至太冷漠了。当理性由于自由激情的召唤燃烧起来的时刻，便是历史与真理一致的时刻。令人遗憾之处在于，点燃中国现代史的，不是服从自由激情召唤的理性，而是邪恶信仰的狂热。

尽管马克思用一句名言——“宗教是麻痺人民的精神鸦片。”——表达他对以往全部宗教信仰的否定，但是，他又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以物性逻辑宿命论，创造出另一种事实上的宗教信仰，即共产主义拜物教。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格，同中世纪神权政治的灵魂取向，相似得像两只苍蝇一样难以区分。共产主义拜物教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复活中世纪黑暗宗教的极权主义灵魂。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意识之间的这种灵魂与表象的悖论，正隐喻著某种合理性：沉沦的天使或者被埋葬的真理复活时，定然呈现出灵魂与表象的一致，因为，天使或者真理没有必要用虚假表象来遮掩灵魂——他们的灵魂本来就与美同在；魔鬼或者极权主义复活时，则往往要用变造过的美丽表象，遮住丑陋的灵魂。

此前已经讨论过共产主义与中世纪神权政治精神风格的同质性，因此不再赘述。在此，让我们把思想的关注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中共并不是现代政党政治意义上的政治组织，而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政治的历史遗嘱；中共具有政教合一的宗教组织的全部魔鬼个性。

其一，超越逻辑证明的信仰，是宗教的灵魂，而无论信仰的内容如何。中共则把唯物主义奉为绝对真理，把共产主义奉为终极理想。虽然马克思试图给属于中共的绝对真理和终极理想以科学理性的逻辑证明，但那不过是思维错乱的徒然之举。因为，绝对真理和终极理想的概念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理性的逻辑只配证明绝对性之前的有限过程；理性没有能力设置思想的终点。所以，马克思自诩的科学证明，同中世纪教士论证上帝的一个手指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是在证明思想的荒谬。而且，视物性为绝对真理，视物性贪欲为追求终极理想的人性动力，既显示出犹太奸商粗俗的心对真理与理想主义的侮辱，也使信仰的神圣感凋残于思想的现代堕落。

其二，中共自诩是绝对真理的唯一控制者和引导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先知——这是上帝才应当有的自信。同时，中共也自命为人类道德的源泉和归宿——这是原本属于中世纪教士阶层的自信。

贪欲是万恶之源，对专制权力的渴望是贪欲之王，因为，专制权力意味着对国家的所有权。而献给极权主义权力的热恋，则是贪欲的万王之王，极权主义的权力不仅向命运索要对整个世界的所有权，而且还要奴役每一个人的心灵，让人类心灵也成为极权权力的私产。自称拥有对绝对真理、终极理想和道德特权者，往往要以其精神特权为根据，申明其应当拥有控制心灵和世界的权力。至少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和中共就是如此。对极端的权力的贪欲，正构成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其三，中共释放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政治能量过程中，显示出令铁铸石雕之人都心惊胆破的冷酷和凶残。除了极少数以自由为宗教的哲人和以美为上帝的诗者之外，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兽性日夜咆哮，渴望冲破良知的牢笼，纵情发泄。纵情发泄兽性，那是生命最阴郁也最灼热的渴望。中世纪天主教会和中共都为兽性找到了任意宣泄的神圣理由，即对违背绝对真理的思想异端的仇恨——这种仇恨经过绝对真理的洗礼而神圣化；神圣化的仇恨则升华为至上的“道德行为”，于是，对中世纪的异教徒，对当代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敌人”或者中共政治词典中的“敌对势力”，实施虐杀和迫害便与道德一致，而且越残酷，便越趋近道德之巅。极权主义为仇恨找到神圣的理由，也就为兽性找到了至上的道德根据。世界因此被血海泪涛淹没。

其四，中共是信奉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黑手党。而仇恨的神圣化和道德被用来祝福兽性，乃是中共形成国家恐怖主义暴力组织的直接原因。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内容，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而是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当然，为了文化种族灭绝的需要，中共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大规模的肉体消灭。与之相同的意志也曾在十字军东征的战旗上飘扬，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上燃烧。

中共追求的终极目的，在于以共产主义之名实现对全球的统治。中共的这个终极目的，就书写在中共的“圣经”，即其党章之中。

纵观历史，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可以概括为三种方式：用金钱来控制世界；用世俗的专制权力控制世界；通过控制人的心灵，来取得对世界的驾驭权。运用金钱的力量左右世界，是商人的野心之梦。一般专制则主要通过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意志，即专制还没有彻底囚禁人的思想，多元精神的现象还有存在的空间。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下，多元的精神形态共存，是常在的现象。极权专制则要以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实现征服世界的贪欲。相较而言，极权专制实现统治意志的方式最彻底。因为，人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把人类的心灵关进绝对真理的铁牢，展现人类命运的现实世界也就成为极权者的私产。而为了囚禁心灵，就必须通过文化性种族灭绝，消灭精神多元化，实现精神一元化。这正是中共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共同追求。

其五，为实现对人类的精神绝对控制，中共首先对它的成员实施心灵的绝对控制。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那一刻要允诺，把心灵的绝对忠诚交给共产主义的绝对真理；把绝对的政治忠诚交给共产党组织；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共产党的事业——这种宣誓所表达的，乃是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而不是现代政党政治的思想自由的宽容风格。

中共对党员绝对的心灵、思想和政治控制，又为其对党员实行铁血纪律的绝对控制，创造道德逻辑的前提——既然党员已经自愿把灵魂出卖给党，那麽，他的行为当然要受党的纪律的绝对约束。中共正是运用铁血纪律，构筑起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形的组织体系，只不过，居于金字塔顶端的，不是“光明独眼”，也不是称作教皇的上帝代言人，而是具有当代政治称谓的某个独裁者或者寡头集团。

根据上述讨论，应当足以达到一个结论：虽然马克思主义坚守无神论的原则，但是，它所创立的并非世俗的理论体系，而是物性崇拜的宗教；共产主义最强大的组织形式，即中国共产党，以其存在和运作的原则证明，它具备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的全部基因——政教合一政体的首要特征，在于绝对真理的精神主宰权与世俗的铁血权力结成魔鬼的同盟，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实施从心灵到行为的全面专制统治，而无论绝对精神表述为上帝的信仰，还是物性崇拜。

共产主义，这个从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偷来罪恶灵魂的血魔，借中共暴政之尸还魂，踢开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的理念，成为中国命运的主人——这个事实是又一个例证，说明信仰具有比理性更强大的精神能量，以及征服现实的政治能量。不过，这个结论立刻会引起另一种质疑：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欧洲文明的中心地域和美国，主宰命运的不是共产主义信仰，而是自由民主的理性？

如果用思想的清溪冲洗掉历史的琐碎性，我们对于上述质疑可以发现两个原则性的解释。

首先，在中国文化历史性溃败之后，中国出现了信仰的空洞，共产主义便以信仰的名义，涌入渴望信仰的中国命运。欧洲天主教神权政治崩溃之后，却并没有出现信仰危机。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挽救了欧洲的，正是新教精神的崛起。如果说上帝的心灵之权与世俗的专制之权联姻，会孕育出千年黑暗，那麽，上帝的信仰同追求信仰自由的意志的结合，则是点燃千年黑暗的圣火。为反抗天主教廷的心灵专制，从新教精神中涌现的上帝信仰和自由意志，成为自由时代的历史先导。命运在击碎中世纪神权的政治之后，并没有走进信仰的荒野。上帝退回心灵的领域，尘世则交给了表述社会正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性。同时，天主教皇对历史罪恶忏悔之后，虽然失去了世俗的专制权力，却也受到新时代的宽恕，继续作为信仰的象征存在。

欧洲，以及欧洲文明的延伸——美洲，在极权与自由的世代交替之际，信仰的堤坝也并没有崩塌，所以，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能量，只能涌向欧洲的边缘地区，即野蛮的俄国，以及更加遥远的东方。
另外，在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欧洲经历了太多的命运悲剧，承受了太沉重的心灵苦痛，所以，对于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欧洲怀有来自历史命运的警觉。尽管纳粹德国现象证明这种警觉性还不够，不过，欧洲的主体毕竟拒绝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魔鬼的诱惑。

当代中国沦为西方极权主义的精神和政治殖民地的命运，隐喻著一个阴郁的真理：在国运艰险之际，一个族群如果选择背叛文化的祖国，抛弃精神的传统，作真理的乞丐，那麽，这个族群最后乞讨到的，只能是来自异域的魔鬼的诅咒，以及精神亡国奴的屈辱命运，而绝不会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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