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大劫難：西方極權文化在東方崛起的原因

三
西方極權文化在東方崛起的原因
——中共本質上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紀宗教組織

一個問題，就如同迸濺在眼球上的血跡，令人無法忽視：共產主義，這個從理論風格到邏輯個性，都完全西方化的思想體系，竟然在經典的東方文明的古國，即中國，找到強悍崛起的政治根據，並展現出蟑螂般頑強的生命力——這是為什麼？

上述疑問，在蘇聯和東歐共產帝國崩潰之後，就更加觸目地呈現思想的地平線上。而與其緊密相關的另一個問題，也隨之出現：為什麼使中國全盤西方化的，不是源自古希臘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理念，而是以古猶太智慧或者中世紀黑暗為源頭的極權主義？

如前所述，近代史上，西方文化之所以形成對中國文化的摧枯拉朽、秋風橫掃敗葉之勢，首先在於中國文化的兩個缺失：其一，物性能量的缺失——中國文化過分沈迷於審美與生命意義的玄想，以致於忽視了對科學理性，這個物性能量的金礦的探尋與發掘；其二，社會正義的缺失——中國文化沒有走出國家權力家族私有的政治哲學的困境，所以，也沒有獲得如「主權在民」原則那樣能夠魅惑時代精神的正義之美。

危機並不必然導致失敗。對於弱者，困境才意味著絕望；對於強者，危機常常在表述機遇——踏碎危機之後的凱旋，才是命運的慶典，而且危機越深重，慶典越壯麗。然而，近代史上的中國卻是一個可悲的弱者；中國萬年文化史轉瞬間變為萬里廢墟，終至文化亡國。

中國慘敗的原因有很多，不過，其中最刺目的人格原因，便在於中國文人對文化祖國的整體背叛和離棄。縱觀人類文明史，還從來沒有那一個群體，像中國文人這樣，在祖國命運危難艱困之際，只把鄙夷不屑的背影和惡毒的詛咒，留給民族的精神故鄉和心靈家園。直到今日，詛咒還在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臭氣熏天的口腔中回向。

中國自己擊倒了自己；致命的一拳來自中國文人整體上對文化祖國的背叛——中國文化養育出一群背叛者。中國文人為什麼會表現出如此盛大的卑鄙，令太陽都為之不寒而慄？關於這個問題且容我在以後書寫中國文化悲劇的篇章中再作審視。此刻，只請把中國文人的背叛這個史實，視為討論的前提。

外部，西方文化強權如壓城之黑雲；內部，中國文人本應作為中國文化的生命承載者，擔當起迎接精神挑戰的天倫之責，然而，這個失魂落魄的群體，卻只發出對中國文化的詛咒。他們的情感中只有怨婦般的詛咒，沒有以創造性思維拯救中國文化的熱忱。中國文化金冠落地，只能黯然神傷，退到歷史的邊緣；東亞大陸，由此成為精神的黑洞，文化的窪地。於是，西方文化的狂濤怒潮，從時代的命運之巔，沖蕩而下，湧入中國，勢不可擋。

自由民主政治是「文藝復興」以來政治哲學的真理表述者。怪誕之處在於，最終主宰中國命運的不是真理，而是復活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不僅文化亡國，而且亡於魔鬼的血咒。中國命運的悲劇，既有具體的歷史原因，又有深刻的精神哲學原因。

中國近代的文化失敗通過國運的衰敗表現出來。西方列強運用從科學理性中獲得的巨大物性能量，砸碎中國的國門。當時，西方列強諸國中的絕大部分，都不同程度趨向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不過，當他們以征服者的傲慢，從中國朽木枯葉般的國運上踐踏而過時，卻不屑於對中國人表現出自由人才配享有的敬意。當然，被征服者本來就不應當指望得到征服者的尊敬；征服者基於理想主義，而不是實際利益的考慮，把自由賞賜給被征服者，也鮮有歷史的佐證，而無論征服者是否信仰自由。

由於中國對西方自由民主的認知是同國家的屈辱命運相伴而行，所以，中國的命運在厭惡屈辱的同時，也對屈辱的伴娘，即趨向自由民主的西方諸國家，產生怨恨之情。當然，這種怨恨是非理性的，不過她卻意味著一種歷史的能量和命運的趨勢。在此，事實又在講述一個真理：儘管命運日常狀態下依理性邏輯運行，但是，在關鍵的問題上，卻常常聽從情感的非理性召喚，因為，非理性比理性更生動，更神秘——生動激起生命活力；神秘就是魅力。近代中國與自由民主政治擦肩而過，相當程度是因為趨向自由民主理念的西方諸國，在中國命運的屁股上烙出恥辱的印記。

從生命哲學的高度審視，中國的命運最終拒絕自由民主政治，並淪為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犧牲，除了上述情感的原因外，更重要之點在於，共產主義本質上是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精神的復活；而共產主義的政治執行人共產黨，本質上是歐洲中世紀天主教神權組織的現代表述。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構成的關於正義的普世價值，根植於古希臘智慧，屬於理性的範疇，而理性永遠不會擁有信仰，特別是宗教信仰，所蘊涵的強大精神能量——那種能讓庸眾狂熱，能點燃愚昧之心的能量。因為，理性往往太冷靜，甚至太冷漠了。當理性由於自由激情的召喚燃燒起來的時刻，便是歷史與真理一致的時刻。令人遺憾之處在於，點燃中國現代史的，不是服從自由激情召喚的理性，而是邪惡信仰的狂熱。

儘管馬克思用一句名言——「宗教是麻痺人民的精神鴉片。」——表達他對以往全部宗教信仰的否定，但是，他又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以物性邏輯宿命論，創造出另一種事實上的宗教信仰，即共產主義拜物教。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風格，同中世紀神權政治的靈魂取向，相似得像兩隻蒼蠅一樣難以區分。共產主義拜物教是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復活中世紀黑暗宗教的極權主義靈魂。

馬克思主義和中世紀神權意識之間的這種靈魂與表象的悖論，正隱喻著某種合理性：沉淪的天使或者被埋葬的真理復活時，定然呈現出靈魂與表象的一致，因為，天使或者真理沒有必要用虛假表象來遮掩靈魂——他們的靈魂本來就與美同在；魔鬼或者極權主義復活時，則往往要用變造過的美麗表象，遮住醜陋的靈魂。

此前已經討論過共產主義與中世紀神權政治精神風格的同質性，因此不再贅述。在此，讓我們把思想的關注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中共並不是現代政黨政治意義上的政治組織，而是中世紀政教合一的黑暗政治的歷史遺囑；中共具有政教合一的宗教組織的全部魔鬼個性。

其一，超越邏輯證明的信仰，是宗教的靈魂，而無論信仰的內容如何。中共則把唯物主義奉為絕對真理，把共產主義奉為終極理想。雖然馬克思試圖給屬於中共的絕對真理和終極理想以科學理性的邏輯證明，但那不過是思維錯亂的徒然之舉。因為，絕對真理和終極理想的概念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理性的邏輯只配證明絕對性之前的有限過程；理性沒有能力設置思想的終點。所以，馬克思自詡的科學證明，同中世紀教士論證上帝的一個手指上能站幾個天使一樣，是在證明思想的荒謬。而且，視物性為絕對真理，視物性貪慾為追求終極理想的人性動力，既顯示出猶太奸商粗俗的心對真理與理想主義的侮辱，也使信仰的神聖感凋殘于思想的現代墮落。

其二，中共自詡是絕對真理的唯一控制者和引導人類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先知——這是上帝才應當有的自信。同時，中共也自命為人類道德的源泉和歸宿——這是原本屬於中世紀教士階層的自信。

貪慾是萬惡之源，對專制權力的渴望是貪慾之王，因為，專制權力意味著對國家的所有權。而獻給極權主義權力的熱戀，則是貪慾的萬王之王，極權主義的權力不僅向命運索要對整個世界的所有權，而且還要奴役每一個人的心靈，讓人類心靈也成為極權權力的私產。自稱擁有對絕對真理、終極理想和道德特權者，往往要以其精神特權為根據，申明其應當擁有控制心靈和世界的權力。至少中世紀的天主教會和中共就是如此。對極端的權力的貪慾，正構成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

其三，中共釋放文化性種族滅絕的政治能量過程中，顯示出令鐵鑄石雕之人都心驚膽破的冷酷和凶殘。除了極少數以自由為宗教的哲人和以美為上帝的詩者之外，每個人的心中都有獸性日夜咆哮，渴望衝破良知的牢籠，縱情發泄。縱情發泄獸性，那是生命最陰鬱也最灼熱的渴望。中世紀天主教會和中共都為獸性找到了任意宣泄的神聖理由，即對違背絕對真理的思想異端的仇恨——這種仇恨經過絕對真理的洗禮而神聖化；神聖化的仇恨則升華為至上的「道德行為」，於是，對中世紀的異教徒，對當代的共產主義理論中的「階級敵人」或者中共政治詞典中的「敵對勢力」，實施虐殺和迫害便與道德一致，而且越殘酷，便越趨近道德之巔。極權主義為仇恨找到神聖的理由，也就為獸性找到了至上的道德根據。世界因此被血海淚濤淹沒。

其四，中共是信奉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黑手黨。而仇恨的神聖化和道德被用來祝福獸性，乃是中共形成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組織的直接原因。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內容，不是生理意義上的種族滅絕，而是文化意義上的種族滅絕——當然，為了文化種族滅絕的需要，中共也會毫不猶豫地進行大規模的肉體消滅。與之相同的意志也曾在十字軍東征的戰旗上飄揚，在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上燃燒。

中共追求的終極目的，在於以共產主義之名實現對全球的統治。中共的這個終極目的，就書寫在中共的「聖經」，即其黨章之中。

縱觀歷史，實現統治世界的野心，可以概括為三種方式：用金錢來控制世界；用世俗的專制權力控制世界；通過控制人的心靈，來取得對世界的駕馭權。運用金錢的力量左右世界，是商人的野心之夢。一般專制則主要通過對人的社會行為的控制，來實現統治意志，即專制還沒有徹底囚禁人的思想，多元精神的現象還有存在的空間。正由於這個原因，中國數千年的皇權專制下，多元的精神形態共存，是常在的現象。極權專制則要以對人的心靈的絕對控制，實現征服世界的貪慾。相較而言，極權專制實現統治意志的方式最徹底。因為，人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把人類的心靈關進絕對真理的鐵牢，展現人類命運的現實世界也就成為極權者的私產。而為了囚禁心靈，就必須通過文化性種族滅絕，消滅精神多元化，實現精神一元化。這正是中共與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共同追求。

其五，為實現對人類的精神絕對控制，中共首先對它的成員實施心靈的絕對控制。共產黨員在入黨宣誓那一刻要允諾，把心靈的絕對忠誠交給共產主義的絕對真理；把絕對的政治忠誠交給共產黨組織；把生命作為祭品獻給共產黨的事業——這種宣誓所表達的，乃是宗教極端主義的狂熱，而不是現代政黨政治的思想自由的寬容風格。

中共對黨員絕對的心靈、思想和政治控制，又為其對黨員實行鐵血紀律的絕對控制，創造道德邏輯的前提——既然黨員已經自願把靈魂出賣給黨，那麽，他的行為當然要受黨的紀律的絕對約束。中共正是運用鐵血紀律，構築起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形的組織體系，只不過，居於金字塔頂端的，不是「光明獨眼」，也不是稱作教皇的上帝代言人，而是具有當代政治稱謂的某個獨裁者或者寡頭集團。

根據上述討論，應當足以達到一個結論：雖然馬克思主義堅守無神論的原則，但是，它所創立的並非世俗的理論體系，而是物性崇拜的宗教；共產主義最強大的組織形式，即中國共產黨，以其存在和運作的原則證明，它具備中世紀歐洲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的全部基因——政教合一政體的首要特徵，在於絕對真理的精神主宰權與世俗的鐵血權力結成魔鬼的同盟，對整個社會和人類命運實施從心靈到行為的全面專制統治，而無論絕對精神表述為上帝的信仰，還是物性崇拜。

共產主義，這個從中世紀的千年黑暗中偷來罪惡靈魂的血魔，借中共暴政之屍還魂，踢開自由民主和人權法治的理念，成為中國命運的主人——這個事實是又一個例證，說明信仰具有比理性更強大的精神能量，以及征服現實的政治能量。不過，這個結論立刻會引起另一種質疑：既然如此，為什麼在歐洲文明的中心地域和美國，主宰命運的不是共產主義信仰，而是自由民主的理性？

如果用思想的清溪沖洗掉歷史的瑣碎性，我們對於上述質疑可以發現兩個原則性的解釋。

首先，在中國文化歷史性潰敗之後，中國出現了信仰的空洞，共產主義便以信仰的名義，湧入渴望信仰的中國命運。歐洲天主教神權政治崩潰之後，卻並沒有出現信仰危機。在宗教信仰的意義上挽救了歐洲的，正是新教精神的崛起。如果說上帝的心靈之權與世俗的專制之權聯姻，會孕育出千年黑暗，那麽，上帝的信仰同追求信仰自由的意志的結合，則是點燃千年黑暗的聖火。為反抗天主教廷的心靈專制，從新教精神中湧現的上帝信仰和自由意志，成為自由時代的歷史先導。命運在擊碎中世紀神權的政治之後，並沒有走進信仰的荒野。上帝退回心靈的領域，塵世則交給了表述社會正義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理性。同時，天主教皇對歷史罪惡懺悔之後，雖然失去了世俗的專制權力，卻也受到新時代的寬恕，繼續作為信仰的象徵存在。

歐洲，以及歐洲文明的延伸——美洲，在極權與自由的世代交替之際，信仰的堤壩也並沒有崩塌，所以，共產主義信仰的精神能量，只能湧向歐洲的邊緣地區，即野蠻的俄國，以及更加遙遠的東方。
另外，在中世紀的千年黑暗中，歐洲經歷了太多的命運悲劇，承受了太沈重的心靈苦痛，所以，對於政教合一的極權主義，歐洲懷有來自歷史命運的警覺。儘管納粹德國現象證明這種警覺性還不夠，不過，歐洲的主體畢竟拒絕了共產主義信仰的魔鬼的誘惑。

當代中國淪為西方極權主義的精神和政治殖民地的命運，隱喻著一個陰鬱的真理：在國運艱險之際，一個族群如果選擇背叛文化的祖國，拋棄精神的傳統，作真理的乞丐，那麽，這個族群最後乞討到的，只能是來自異域的魔鬼的詛咒，以及精神亡國奴的屈辱命運，而絕不會是真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