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暴民与爱“国”主义流氓
博客中国网著名博主左春和在谈及这几日中国各地上演的爱国主义运动时说，该现象一再证实阿伦特的提醒，群众运动中的上层阶级会与暴民形成短暂结盟，暴民们在暴力的唆使下，服用爱国主义的春药，有爱国的马甲护身，他们进行的抗日行为不是去针对战场上活生生的敌人，而是针对一种扭曲的抽象符号，或者针对自己的同胞。要知道，针对具体的外敌是危险的，暴民们决不去做。针对抽象的符号是安全的，暴民们一定会表现得无比英勇、鸡血沸腾。只要有合适的奖赏，暴民们便会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土地上上演残害同胞的“抗日”闹剧。
这便是他们的抗日爱国行动：砸毁自己同胞的日系汽车；烧毁自己同胞开设的日式饭店；抢劫自己同胞的日系商品；打伤经营日系产品的自己同胞……。在爱国主义的护卫下，这种流氓化的爱国行为已经构成了对自己同胞、自己祖国的深深伤害。这样的爱国行为是纳粹文化的移植，是文革的复活。
面对这种流氓化行径，博主不时从骨子里透出阵阵悲凉。这种悲哀并不是单单因为暴民，因为暴民的劣根性并不在和平理性的期待之列。也不在于执行命令的暴力工具，因为这样的工具只能服从邪恶。而是竟然有超过预料的民众盲从这种破坏法治、倒退文明的暴行。
博主说，义和团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这个民族没长记性，义和团的邪毒也未被彻底清理，而党文化善于滋生这种瘟疫，制度之下结出这种硕果。
中国名博、人文历史学者熊飞骏在博文中说，慈禧太后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点应该是多数中华大国民的共识，可在“义和团乱华”时期，她却被义和团“反帝爱国人士”尊为“伟大领袖”和“人民大救星”。
戊戌变法志士谭嗣同为了中国的进步强盛，主动放弃逃生机会慷慨赴义从容就死，用鲜血来唤醒“为奴隶而不自觉”的中华大国民。他的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迄今仍令中华志士热血沸腾。这位死于慈禧太后屠刀下的良心英雄，则被义和团“反帝爱国人士”污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死有余辜？
“义和团乱华事件”直到今天仍被我们的教科书誉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徒众也就自然上升为名头响亮的“爱国民众”了。百年前义和团徒众的“爱国口号”确然喊得震天响，最响亮的“爱国口号”不是什么“振兴中华还我河山”和“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太后万岁！”、“大清万岁！”、“誓死忠于太后！”
“太后万岁”和“誓死效忠太后”与“爱国”有何干系？这个中华大国民公认的“赃官卖国贼”，居然被义和团徒众尊奉为“中国象征”、“爱她就是爱国”。百年前的义和团“爱国阿Q”们就是如此“爱国”的！义和团徒众的“爱国壮举”除了声嘶力竭向慈禧太后和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表忠心外；就是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的豪言壮语。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末期，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应该是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发国难财的贪官政客和拒绝变法图强的特权集团，他们才是招致中国积贫积弱并引狼入室的祸根，一个无卖国之名却行卖国之实的腐恶守旧势力。
这批腐恶守旧势力以慈禧太后为大佬，她个人聚敛了近2亿两白银来历不明资产；挪用海军经费一千万两修建的供个人穷奢极欲的颐和园总耗资2亿两白银，能建造10个北洋水师。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就是她的超级腐败造的孽，随后中国割让台湾岛，赔偿白银2亿3千万两。她无疑是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而这个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却被义和团“爱国阿Q”们尊为至圣至明的“伟大领袖”和光芒万丈的“人民大救星”，是最大最红的“爱国英雄”。
以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人帮”是鼠目寸光只知贪赃枉法荒淫无度的满族亲贵，全是“倾天下之财来满足一己之欲”的卑污政客，“宁予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思想根深蒂固，是死不改悔的“汉奸卖国贼”。这四个“铁杆汉奸卖国贼”则被义和团“爱国阿Q”们捧为“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是最最爱国的统帅和导师，义和团的司令部就设在载漪的府第上。追随在慈禧太后和载字辈“四人帮”左右的则是一批只会贪污索贿的酒肉政客，以大学士徐桐、刚毅、山西巡抚毓贤和甘军司令官董福祥为代表。他们的最大“政绩”就是疯狂贪贿把国家墙基掏空；同时对任何有助于中国文明强大的思想言论和赤心为国的仁人志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批思想守旧灵魂卑污的贪官政客则被义和团“爱国阿Q”们引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和并肩作战的“阶级兄弟”。
清末最大的爱国团体则是主张学习欧美仿效日本，推动中国实行明治维新式政治变革的维新党，宗旨是“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最大限度地释放中华民族的活力和主动性创造性，在二三十年时间内制日超美赶英，废除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和海关主权；收复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岛和沙俄武力强占的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
维新党领袖是光绪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愿意放弃个人特权谋求中国文明强大的良心英雄。维新党骨干是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六君子”。义和团乱华前两年，有望使中国在短期内超越日本的伟大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汉奸集团”扼杀在血泊之中。康、梁亡命日本，“戊戌六君子”血沃中华，英雄的鲜血则被首都大大小小的阿Q们醮了人血馒头。
维新党领袖虽逃亡身死，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很多拥有维新思想和民族责任心的“爱国志士”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里幸存下来，他们是真正的爱国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也是以慈禧、四人帮为首的“汉奸集团”必欲去之而后快的肉中钉、眼中刺。这批对中华民族拥有巨大责任心的“真爱国志士”，则被义和团的“爱国阿Q”们污为“汉奸卖国贼”，良心英雄光绪皇帝则是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义和团的“爱国阿Q”们从事了如下“爱国运动”的——
一、疯狂屠杀幸存的维新派爱国志士。除了光绪皇帝因慈禧太后的干预幸免于难外，中央政府里拥有维新思想，和变法图强沾上边的政治家被屠杀一空。
二、把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教民污为“二毛子”格杀勿论，近五十万中国无辜教民倒在血泊之中。
三、把使用“洋伞、西洋镜……”等西方工业品的无辜中国平民污为“N毛子”格杀勿论，冤死者数以万计。
四、把中国耗费巨资修建的铁路、通信线路和近代工厂全部拆毁破坏。
五、在首都大搞烧、杀、抢，繁华盖世的商业街被烧成一片废墟。义和团的“爱国阿Q”们在“对内残杀”时如虎如狼所向披靡，其“英勇无畏”形象令手无寸铁的首都平民毛骨悚外小儿不敢夜啼。
在屠杀铲除内部的“真爱国志士”、摧毁中国的工商业基础，极大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后，义和团的“爱国阿Q”们在以慈禧太后为首高呼爱国口号的“汉奸集团”的“英明领导”下，在一个晚上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出动十多万号称刀枪不入的“团勇”和配有克虏伯大炮的禁卫军团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这真是人类世界有史以来最为荒唐疯狂的政治闹剧。
不否认义和团的多数成员是真心爱国的，但有爱国之心者不一定能行“爱国之实”。义和团“爱国阿Q”们因为一无知识二无阅历，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很容易是非不分忠奸不辩黑白颠倒认贼作父为虎作伥，通常只会被灵魂卑污的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在“爱国名义”下“行害国之实”。结果“爱国者”堕落成“害国贼”，不自觉成为国家的“第一杀手”。
在一个晚上向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并出动军警团民围攻外国使馆，有点类似一个热爱儿子的父亲，因不满身体孱弱的儿子在班上被同学欺侮，就鼓动儿子同班上所有同学绝交，并手持凶器四面出击追杀同班同学……。当时中国的邦交国有11个，其中英、美、法、德、意、日、奥等主要邦交国每个都比中国力量强大，一对一都必败无疑，就更不用说四面出击1对11了。义和团的“爱国阿Q”们把他们的祖国推上了上述那个非死即残的“儿子绝境”。因为“爱国”而把国家送上“绝路”，“爱国者”充当“害国”的凶手，是百年中国一直挥之不去的噬脐之痛。
百年后的今天，在全球共享科技文明的信息时代，很多高呼爱国口号的“左愤”们，也经常在别有用心的幕后阴谋政客的煽动忽悠下一再扬言要向美国“开战”。就算美国真个“亡我之心不死”，真个是中国最为穷凶极恶的敌人，此时若向美国宣战，结果和义和团当年向11国宣战毫无区别。我们一驾飞机也飞不到美国领空，一艘军舰也靠近不了美国领海；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和战略轰炸机则可在中国领海领空随意锁定军事打击目标，结果美国国土没有一声炮响中华大地却硝烟弥漫，就算最终不亡国也会遍体鳞伤……。
那些高呼爱国口号的御用“左愤”们又将再次上演义和团“爱国阿Q”们的悲剧，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爱国者”不自觉充当“害国”凶手，“爱国者”将最终堕落为“害国贼”。
“真爱”更多表现为“责任心”，而不是为逞一时之气拿爱的对象去豪赌，所以那些动不动就拿祖国去“赌气”的“左愤”们并非真的“爱国”，要么与国家不“连心”感受不到国家的痛；要么以“国家”为赌注来实现个人的阴暗动机。
在科技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为何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国民思维见识仍停留在百年前的黑暗岁月？在义和团“爱国阿Q”的文明层面没有前进一步？我们的教科书就能找到答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成果共享的地球村，我们的教科书依旧把“义和团乱华事件”誉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诱迫青少年喝“狼奶”，毒害青少年心智；在“狼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国民，价值品味思维情趣怎么可能与文明世界接轨!结果是在精神领域，别人都乘上了宇宙飞船；我们依旧老牛拉破车。停留在如此自残自虐精神层面的中华大国民，怎么可能实现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不大倒退不崩溃就是万千之幸了。
与“对内象狼”不同，义和团式的“爱国阿Q”们“对外象鼠”，在对外战争中丑态百出。当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那里只有不到400名卫兵，既没重武器也无坚固的防卫工事，可用克虏伯重炮武装起来的十多万“团勇”和正规军用了五十多天的时间也无法攻破。西什库教堂则只有区区四十多杆步枪，在“清军围困万千重”的险境下一样坚守五十多天直到援军前来解围。
西方仓促组建起来的八国联军战斗力有限，可义和团与之接仗却一触即溃，象山崩一样败下阵来，远没有当初屠杀自己人时的“英勇无畏”，临危之际没有几个人想到要“为国赴死”，而是从事逃跑比赛，边逃边对自家人实施烧杀抢奸。
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代价是高昂的：北中国成了尸山血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东北三省则落入了北极熊张开的血盆大口。随后与列强签订的“庚子事变议定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摊上一两。如果不是被义和团“爱国阿Q”们污为“大汉奸卖国贼”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事先“不从乱命”事后与列强曲意周旋，挑动列强内斗以夷制夷；不是美国适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坚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从此亡国。
义和团“爱国阿Q”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差一点就把中国推下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义和团“爱国阿Q”们在“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实质性“爱国事业”一样也不提，既没从事收复失地的努力；也不关注废除列强武力胁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富国强兵扶植民族工商业则被污为“卖国行为”……
中国人什么都肯长就是不肯长记性，一转眼就忘记必须牢记以警将来的历史灾难，导致类似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义和团悲剧于1960年代中期又在中华大地重演了一次，造成的破坏比庚子事变大出十倍，按叶剑英元帅的说法是“一共整了一亿人，整死两千万，浪费八千亿人民币”。国家主席被污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迫害至死。南沙群岛的绝大多数岛屿也是在文革时期沦陷的。义和团式的“爱国阿Q”们根本不可能干出有利国家民族的事业，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沦为阴谋家的“害国打手”，不自觉充当孔庆东式高呼爱国口号的阴谋家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冲锋队员，干尽害国害民之勾当还自以为很豪壮很“爱国”。等主子的政治目的达到后，就会象当年的义和团、红卫兵一样被主子一锅烩，不是被屠杀罄尽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最近，每天都有人给发来一些关于抗日的短信，有的要求抵制日货，有的要求撰写抗日文章，有的进行抗日宣传……。发这些短信的人并非普通民众，有的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小官员，还有的是大学老师。他们是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功人士，每个人都拥有一定范围的职业影响，他们尚且如此，看来暴民有相当的生长基础，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就会迅速长出邪恶来，因为他们始终潜伏在这块土地之上。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爱国主义护卫下的暴民在真正的国难当头是不敢与外敌拼命的，其邪恶之劣根会顺势改变自己的风向，真正走向敌人刺刀的恰恰是那些平日里温和理性的人。当年的义和团一见到真正的外国军队马上作鸟兽散，而针对无辜的外国教民及其自己的同胞则是残忍无比。五四时期被革命者称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坚决不当汉奸，相反的是那位叱咤风云的爱国主义抗日青年梅思平，恰恰出任了日伪政府的组织部长和内政部长。一百多年过去了，义和团并未死去，梅思平也并未走远，这种邪恶的幽灵始终在这块土地上伺机出动。
国家的强大来自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长，任何暴民化的运动都是对公民社会的破坏。公民理性是一个社会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基础，暴民是它的反动。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把暴民装在笼子里，更别指望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和暴民是一对兄弟，若即若离，狼狈为奸。可惜的是总有人幻想这种暴民运动是底层的维权雏形，有朝一日能够改邪归正，成为和平民主的促进力量。历史上哪一次农民运动带来了民主与法治，又带来了自由与和平？自上而下的任何运动群众到头来都会把灾难转嫁给民众，得利的只是少数的流氓和暴民。
暴民与民众的显著区别则是暴民的组织化和对领袖的崇拜，这已是当年阿伦特对纳粹运动及其苏联共产主义运动考察得出的结论。民众只是一种在运动中被裹挟而盲从的原子，他们的诉求只是个体或短暂的，往往没有更深的政治抱负。暴民在运动中除了暴力行为之外还深藏了政治目的，尽管这种政治背景有着浓厚的授权色彩。要知道，任何运动都很难是控制之下的河流，许多情况下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失去控制的被运动起来的暴民行动有时会砸伤了自己的脚，甚至还会吞没它的主人。因为暴力运动一旦启动，就会有各种利益动机加入其中，形成错综复杂的暴力交织。
民主国家很难使用爱国主义的春药，因为这种药对于健全的公民人格和法治社会不起作用。它只适合极权体制。在极权体制中，爱国主义的春药百试百灵，从苏联到朝鲜，从纳粹到文革莫不如此。在极权社会中群众都是原子化的，本身并不具有组织化的维权基础，各自利益的分散不能成为冲销极权运动的力量。相应的是，极权主义运动依靠暴民的组织化力量，暴民则依靠领袖的政治符号和政治遗产。爱国主义运动中的暴民行径并不是出于爱国的真诚，而是为极权主义贡献力量，或者向权力示好，它与底层民众的个体化维权有着截然的不同。底层民众的利益维权都是具体的，而暴民的目标恰恰是抽象的。具体的民众维权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而抽象的暴力目标则是公民社会的破坏。遗憾的是仍有人对这种暴力行动抱乐观态度，总指望他们喝够狼奶后就会生产羊羔。这与当年的人们热衷于暴力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历史上高喊革命抗日者往往并不抗日，而是另有自己的目的。暴民们今天以抗日的名义打砸抢，明天就会以爱国的名义杀人。
洛克说，一个不尊重个人私有权的民族，居然会看重主权，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其实，他们不是精神分裂，而是灵魂深处邪恶的作用，他们要剥夺这块土地上仅存的一点点文明。这几天的爱国主义打砸抢竟然完全雷同于历史上的暴力革命，这种对暴力的狂热、罪恶的发泄、为文革招魂已是文明的死敌，造成了二十一世纪最黑暗的日子。在这里，一方面有着几十年愚民教育的战绩，一方面充分暴露着人性的黑暗。暴戾的人心竟然在爱国主义春药的催动下现形为一种深深的罪恶。
任何群众性的运动都是对公民独立精神的考验，没有独立人格支撑的群众运动都是乌合之众。如果群众运动成为乌合之众的爱国主义流氓化，再贴上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的狗皮膏药，这不是纳粹又是什么？！清政府之所以千方百计阻挡启蒙，就是不希望人民觉醒；今天仍然有人痛骂启蒙，是因为有人比清政府更清楚启蒙的价值。看看这场爱国主义的打砸抢运动，这块土地上的启蒙远未完成，启蒙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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