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忘痛背义的一代?

《知青》自CCTV–1开播以来,遭到最大的差评。尽管新华网、新浪网等主页编辑们仍在吹捧,但仍掩盖不了如潮的差评。这种差评不仅来自自由派网站,也来自喉舌网的独立人士。新浪网的五毛泽东主编们吹捧道:“开播当日,《知青》的收视名列各大电视台之首”这也许是事实,但“足见其对观众强烈的吸引力”就是胡说八道了。权贵们一直把持媒体,民众有选择权吗?“对观众强烈的吸引力”能强大到文革时代的八个“样板戏”?!

从如潮的差评可以猜测到,70后,80后乃至90后,报以好奇心偶尔看一两眼或一两集,发现问题,就做出差评。也有些和笔者一样戴着口罩去看他们“胡说些什么”,真正能耐着性子一直看下去的只有毛泽东左和当年知青了。

当年知青也分作两部份。一是当年誓言“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进了“广阔天地”方知锅是铁打的,但命运已由不得他们了;眼巴巴地看着革委会干部、军代表等子女一个个“抽上去”,社队干部挤占知青名额入城,只有哀鸣“青春无悔”的份了。二是如编剧梁晓声们,“下乡镀金”几年后,上工农兵大学,进电影制片厂,当大作家,获大奖,浪漫无比。如今梁晓声又是“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百位作家”之一,稿酬每个字10元钱,真正青春无悔。

扎根农村半辈子,刚抽上来没多久就下岗了,也“青春无悔”,所谓何事?当年追随“伟大领袖”,打倒刘少奇,做了替罪羊,那不是你们的错。荒废了学业,返城后年龄偏高,没有一技之长,不能谋得一份合适的职业,又没有好的下岗待遇或退休安排,沦为社会最底层,更不是你们的错。错在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能反思原因,怨自己父母不是高官,怨他们没有“门路”。错在被人卖了,还帮助数钱,还自我麻痹“青春无悔”。错在不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真实经历,不能教育他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错在比毛泽东时代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却不敢对迫害自己的人或继承者说“不”。

也有一部份知青早就翻然醒悟,看破权贵们的残暴和伪善面目。“拿起笔,做刀枪”,现身说法,口诛笔伐毛泽东政治遗产继承者的利益集团。这部份的既得利益者,在毛泽东死后和“改革开放”之初尚能批判文革,废除上山下乡制度。但在世界民主大潮雄潮澎湃,席卷亚非的今天,前有以“唱红”的方式为文革招魂,现有公然为文革的一部份“上山下乡运动”涂脂抹粉,妄图以自己的经历和现有地位来证明毛泽东的正确性,藉以暗示自己既得利益的合法性。罔顾如潮的差评,继续洗脑。

但历史就是历史,并不会因了涂脂抹粉就可以掩盖丑恶。《知青》有不少激昂的旋律,下面就回顾一段真实历史中的旋律——

1968年上半年,各级“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中国的“红卫兵”时代宣告终结。当时的“红太阳”宣布关闭所有大学,并且工厂也不招工。是年年末,“红卫兵”的身份被改作了“知识青年”,开始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受批判,受压制,受迫害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的“黑六类”子弟和曾经“砸烂旧世界”的天子骄子们终于在“广阔天地”里汇在了一起,享受相同的命运。12月底,“龙盘虎踞”的南京市也有一万余名知识青年被“上山下乡”,送到农村插队。其中,有一个南京五中的高中毕业生名叫任毅,插队到江浦县。1969年5月,任毅创作了知青歌曲《可爱的家乡》: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
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
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
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
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应该说,就当时的政治氛围,这首歌曲也并未离开所谓的“主旋律”。然而,当是时也,下乡知青除了背《毛泽东选》、唱“样板”并无其它文化的东西可以接触,这首歌一扫沉闷气息,与知青的真实情感融为一体。因此,此歌既成,不胫而走,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在下放知青中极其迅速地传播开来。在竞相传抄中,知青们又将其定题为《知青之歌》。有知青入伍,将此歌带到军营中,于是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1969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以《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为名,以小乐队伴奏、男声小合唱的形式播放了这首歌。当时毛泽东反美、反苏正烈,正在大批“修正主义”,于是作者任毅注定了要有灭顶之灾。

《知青之歌》遂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定调为“黑歌”。1970年初,江青、姚文元对《知青之歌》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则发布黑令:“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任毅在知青点被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认定任毅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就是说,为了一首这样的自编歌曲,年轻的任毅将要付出他的头颅了!

与任毅一起处理的还有24名“反革命犯”,均被判处死刑。判决形成后,报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当时的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是上将许世友,许世友审阅判决书时,发现一个“上山下乡”的小娃娃,别无罪由,仅因一首歌就判处死刑,似乎也有些太草菅人命了,于是提笔将“死刑”改作了有期徒刑十年。南京召开“公判大会”的那一天,其他24人均被执行死刑,唯有任毅一人活了下来。

就是这样仅仅浅浅地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而已的200余文字,差一点让一个人失去生命。“太阳最红,毛泽东主席最亲”的时代,竟有如此酷烈、残忍的的文字狱,现在的年轻人谁能相信?但这是铁案,已载入这段可耻的历史。

总地来说,任毅还算是幸运的、不幸之万幸。事实是,从1969年到1976年,有很多知青的头颅被摘掉了,罪由大多是类如任毅这样的案情:现行反革命。比如安徽寿县地区,至少有3名插队知青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70年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枪毙的两个知青只是搞了一次知青集会;被判死的还有一个最为无辜,因为“成分”不好,招工总是没有他,他疯了,神经失常了,把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扔到了护城河里,就这样他被枪毙了。如今50岁以上的寿县人,都会知道并记得这些事。

知青的历史,不仅是苦难写成的,也是生命与鲜血铸就的,谁也颠覆不了。

1969那一年,全国所有的应届中学生和以往两届毕业的所有中学生(俗称老三届)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响应”不行,中学生们的父母们都被叫到专门组织的“学习班”里面去学习伟大领袖有关“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教导,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自己是不是听伟大领袖的话。如果被认为不听领袖的话,后果是父母在“学习班”长期学习,单位是不发工资,到最后派出所直接就将他的户口注销,转到农村。没有了城市户口,就领不到粮票,在每个人都要凭粮票生活的时代,哪里还养得起一个正处于发育期间的中学生。在那个时代,在城市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活路。因此,家长都只好叫自己的孩子写申请书,自愿到农村去。而中学生们不能上学,没有工作,连抬石头、运砖块河沙这样的苦力活也不准干。眼看父母在“学习班”学习,也不忍心连累他们,只好写申请报名下乡。写了申请的人统统批准,申请书一交,父母们就从“学习班”毕业了,慰问品和慰问信马上就送来了,所谓的慰问品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叫做“雄文四卷”。慰问信上写着祝贺中学生们“从此踏上了新长征的征途,接过了革命的火炬,扛上了南泥湾的锄头”,今后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通过父母参加“学习班”这种方式下乡的。这种方式很有用,伟大领袖也肯定了这种方式,他说:“办学习班这种办法很好,应该提倡”,这种办法有的直到现在还沿用,如计划生育学习班,黄赌毒人员学习班等。

农民对知青也是不欢迎的。时间一长,有的知青就难免有小偷小摸索行为,偷生产队的玉米,偷农民的菜、鸡等。偷窃的原因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没有菜吃,被迫去偷,二是发泄对社会不满,三是同农民的矛盾,四是生活无聊寻求剌激。比如,在重庆在涪陵珍溪镇双河公社双河大队,重庆来的知青中偷生产队和农民的东西,情况反映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薛××那里,大队党支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们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树欲静而风不止”,“被推翻的阶级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时刻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等教导,决定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5月的某一天,正是赶集的日子,几个知青赶完集到一处知青家聚会,负责侦察的农民立即把情况报告大队党支部,薛××认为这是聚歼阶级敌人的大好时机。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高举锄头、扁担、钉钯象陈胜、吴广起义那样,漫山遍野地冲向知青屋子。赶集来窜门的知青和当地的知青共有8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农民们就冲进来了,有6个人当场被乱棒打死,有两个跑了出去,一个人慌乱中跌倒掉进水田陷着,正要挣扎着起来,一个农民赶到,当即用锄头将他挖死。一个人跑到一户农民家中躲起来,被一个老太太发现,这个老太太也很恨知青,因为她家的烟叶被知青偷过。知青因不认识烟叶,以为是菜,偷来煲粥,结果又苦又涩不能吃,白白浪费了一锅粥。偷烟叶本来是误偷,但那个老太太不管这些,马上出去报告,一大群农民赶来,把这个知青拉出来,在院子里也当场打死。

消息传出后,当地的知青全体罢工,分头联系同学朋友,各地知青群情激愤,纷纷向双河赶来,提出“踏平双河”“血洗双河”的口号,发誓要为死去的同伴们报仇。重庆市的知青家长们也纷纷来到涪陵,向当地政府讨说法。当地政府部门非常紧张,派出大批部队民兵,封锁去双河的各个路口,凡是外地知青模样的人,严加防范,禁止进入。但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能过分强硬。在严加防范的同时,又对知青好言相劝,表示政府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要大家相信政府,不要激化矛盾。珍溪区革命委员会对知青家属、同学进行专门的接待,每天都要杀两、三头肥猪,炒成大片大片的回锅肉免费招待。这对于长期没见过油水的知青们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光,都自称是死难知青的同学朋友,去吃几天肥猪肉,打了几天牙祭。

大约两个星期后,事件逐渐平息,策划打死知青的薛××等干部、主要成员都被逮捕,政府对死难知青进行安葬,开追悼会,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每个死难知青赔了一千多块钱(那时候还是很值钱的)。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什么事情都要往阶级斗争上扯,这么大的事件更不例外。事件最后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精心策划的一起有预谋、有组织、典型的阶级报复反革命事件”。薛××等干部都是三代出生贫农,根红苗正,不能说是阶级敌人,只能说他们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那么谁是阶级敌人呢,刚好参与者中有一个地主的儿子王××和他的堂兄王××,王家兄弟只是一般参加人员,根本没有直接打死人。在那个时代,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都要表示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大队党支部部署的事情他们不敢不参加,这一参加,他们就成了元凶,成了破坏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到实施阶级报复,复辟资本主义的首要分子。几个月后,涪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家兄弟死刑,立即执行。党支部书记薛××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干部分别判处10年、8年、5年等有期徒刑。宣判之后,王家兄弟被五花大绑,押到涪陵长江边龙王沱刑场枪毙。王家兄弟只是比知青稍微大一点,大约20岁左右的青年人。行刑人员用的是56式冲锋枪,每个人被打了4发子弹,连续发射,一共8发子弹,代表8个知青每人一颗复仇的子弹。家属不敢收尸,尸体在长江边摆了两天,被一些小孩用江边的鹅卵石乱砸,整个头都砸没了,后来叫几个“四类分子”用两张破蓆裹上埋在城外荒山。当时还要犯人家属交子弹费,按实际使用数交,比一般死刑犯多四倍。

在今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长江边上,还有8座长满荒草的野坟,已经没有家属来祭祀了,人称“知青坟”,三峡水位蓄水如今还没有达到170米,如果达到这个水位将被淹没,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迁移,王家二兄弟的亲属都是老实巴巴的农民,也不知道去申诉,此事也就成为年长一辈饭余的谈资,慢慢淡忘。

在此,不能不使人想起邓拓当年关于要“专治‘健忘症’”的说法,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文革期间,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而女知青则要献上身体。不只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钱献物,女也要献身。许多回忆文章都写过这种事。

“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像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是“工农兵推荐”。而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档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后来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

中国知青一代,确实是很特殊的一代。

知青一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尽管他们的个性、资质和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却有着一段极其相似的命运。他们都远离城市,远离父母,进入中国社会的底层,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一段共同的经历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在我看来,这部《知青》,就和许多知青回忆录知青文学知青艺术一样,有一个巨大的缺失,那就是被知青称为乡亲的农民,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国民,继续承受着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与压迫。

作为当年的知青,有多少人为他们申张过正义与公平?!

不要说什么“国情”,城乡户口二元制绝对算不上“国情”,因为在所谓“旧中国”并没有什么城乡户口二元制。不要说什么政府已经在着手户籍制度改革了,有些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了;问题是,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无非是一种回归,就像当年恢复高考,哪里还用得着试点?让这种罪恶的制度多拖延一天,就意味着让亿万农民多受一天的苦难,多受一天的侮辱。今日中国,从政界到商界到文化界以及其他各行各业,都有知青一代占据要津。以他们早就拥有的决策权力,如果还把农民当作平等的人,城乡户口二元制早就废除掉了。

知青为什么不为农民大声疾呼?毕竟在今天,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呼吁几声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风险,为什么还躲躲闪闪?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强烈的冲动为农民鸣不平,如果我们自己骨子里就把农民当作下等人,那就别再奢谈什么对农民乡亲的感恩怀念什么厚谊深情了。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二等国民的地位,知青一代已然愧对乡亲。

据《东方日报》报导,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洛阳挥镰劳动时,情不自禁地感叹似乎回到知青岁月,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1969年,卢展工随浙江省第一批知青到黑龙江富锦新立屯插队,经历了3年难忘的知青生涯。

知青这一代,年轻时上山下乡吃过苦,而立之年又遇到改革开放,既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亦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体验决定深度,知识决定广度,能够脱颖而出的知青,往往兼具务实与开明两种特质,他们一旦掌握国柄,势必对现在的政坛产生一定的冲击。温家宝曾在3月14日人大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指出了政改的迫切性。他说,为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要继续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所以,尽管梁晓声们还在歌颂文革,但笔者以为,对于即将上任第五代领导人来说,所受教育、世界潮流对他们的影响会使他们思想进步,再加上他们又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预计十八大会在政治路线及政改上作出安排。港媒也认为,中国这艘巨轮由他们掌舵,势必给大陆政坛注入不同的元素,彻底改变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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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昌海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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