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忘痛背义的一代？

《知青》自CCTV–1开播以来，遭到最大的差评。尽管新华网、新浪网等主页编辑们仍在吹捧，但仍掩盖不了如潮的差评。这种差评不仅来自自由派网站，也来自喉舌网的独立人士。新浪网的五毛泽东主编们吹捧道：“开播当日，《知青》的收视名列各大电视台之首”这也许是事实，但“足见其对观众强烈的吸引力”就是胡说八道了。权贵们一直把持媒体，民众有选择权吗？“对观众强烈的吸引力”能强大到文革时代的八个“样板戏”？！

从如潮的差评可以猜测到，70后，80后乃至90后，报以好奇心偶尔看一两眼或一两集，发现问题，就做出差评。也有些和笔者一样戴着口罩去看他们“胡说些什么”，真正能耐着性子一直看下去的只有毛泽东左和当年知青了。

当年知青也分作两部份。一是当年誓言“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进了“广阔天地”方知锅是铁打的，但命运已由不得他们了；眼巴巴地看着革委会干部、军代表等子女一个个“抽上去”，社队干部挤占知青名额入城，只有哀鸣“青春无悔”的份了。二是如编剧梁晓声们，“下乡镀金”几年后，上工农兵大学，进电影制片厂，当大作家，获大奖，浪漫无比。如今梁晓声又是“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百位作家”之一，稿酬每个字10元钱，真正青春无悔。

扎根农村半辈子，刚抽上来没多久就下岗了，也“青春无悔”，所谓何事？当年追随“伟大领袖”，打倒刘少奇，做了替罪羊，那不是你们的错。荒废了学业，返城后年龄偏高，没有一技之长，不能谋得一份合适的职业，又没有好的下岗待遇或退休安排，沦为社会最底层，更不是你们的错。错在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能反思原因，怨自己父母不是高官，怨他们没有“门路”。错在被人卖了，还帮助数钱，还自我麻痹“青春无悔”。错在不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真实经历，不能教育他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错在比毛泽东时代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却不敢对迫害自己的人或继承者说“不”。

也有一部份知青早就翻然醒悟，看破权贵们的残暴和伪善面目。“拿起笔，做刀枪”，现身说法，口诛笔伐毛泽东政治遗产继承者的利益集团。这部份的既得利益者，在毛泽东死后和“改革开放”之初尚能批判文革，废除上山下乡制度。但在世界民主大潮雄潮澎湃，席卷亚非的今天，前有以“唱红”的方式为文革招魂，现有公然为文革的一部份“上山下乡运动”涂脂抹粉，妄图以自己的经历和现有地位来证明毛泽东的正确性，藉以暗示自己既得利益的合法性。罔顾如潮的差评，继续洗脑。

但历史就是历史，并不会因了涂脂抹粉就可以掩盖丑恶。《知青》有不少激昂的旋律，下面就回顾一段真实历史中的旋律——

1968年上半年，各级“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中国的“红卫兵”时代宣告终结。当时的“红太阳”宣布关闭所有大学，并且工厂也不招工。是年年末，“红卫兵”的身份被改作了“知识青年”，开始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受批判，受压制，受迫害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的“黑六类”子弟和曾经“砸烂旧世界”的天子骄子们终于在“广阔天地”里汇在了一起，享受相同的命运。12月底，“龙盘虎踞”的南京市也有一万余名知识青年被“上山下乡”，送到农村插队。其中，有一个南京五中的高中毕业生名叫任毅，插队到江浦县。1969年5月，任毅创作了知青歌曲《可爱的家乡》：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
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
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
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
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应该说，就当时的政治氛围，这首歌曲也并未离开所谓的“主旋律”。然而，当是时也，下乡知青除了背《毛泽东选》、唱“样板”并无其它文化的东西可以接触，这首歌一扫沉闷气息，与知青的真实情感融为一体。因此，此歌既成，不胫而走，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在下放知青中极其迅速地传播开来。在竞相传抄中，知青们又将其定题为《知青之歌》。有知青入伍，将此歌带到军营中，于是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1969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以《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为名，以小乐队伴奏、男声小合唱的形式播放了这首歌。当时毛泽东反美、反苏正烈，正在大批“修正主义”，于是作者任毅注定了要有灭顶之灾。

《知青之歌》遂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定调为“黑歌”。1970年初，江青、姚文元对《知青之歌》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则发布黑令：“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任毅在知青点被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认定任毅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就是说，为了一首这样的自编歌曲，年轻的任毅将要付出他的头颅了！

与任毅一起处理的还有24名“反革命犯”，均被判处死刑。判决形成后，报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当时的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是上将许世友，许世友审阅判决书时，发现一个“上山下乡”的小娃娃，别无罪由，仅因一首歌就判处死刑，似乎也有些太草菅人命了，于是提笔将“死刑”改作了有期徒刑十年。南京召开“公判大会”的那一天，其他24人均被执行死刑，唯有任毅一人活了下来。

就是这样仅仅浅浅地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而已的200余文字，差一点让一个人失去生命。“太阳最红，毛泽东主席最亲”的时代，竟有如此酷烈、残忍的的文字狱，现在的年轻人谁能相信？但这是铁案，已载入这段可耻的历史。

总地来说，任毅还算是幸运的、不幸之万幸。事实是，从1969年到1976年，有很多知青的头颅被摘掉了，罪由大多是类如任毅这样的案情：现行反革命。比如安徽寿县地区，至少有3名插队知青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70年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枪毙的两个知青只是搞了一次知青集会；被判死的还有一个最为无辜，因为“成分”不好，招工总是没有他，他疯了，神经失常了，把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扔到了护城河里，就这样他被枪毙了。如今50岁以上的寿县人，都会知道并记得这些事。

知青的历史，不仅是苦难写成的，也是生命与鲜血铸就的，谁也颠覆不了。

1969那一年，全国所有的应届中学生和以往两届毕业的所有中学生（俗称老三届）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响应”不行，中学生们的父母们都被叫到专门组织的“学习班”里面去学习伟大领袖有关“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教导，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自己是不是听伟大领袖的话。如果被认为不听领袖的话，后果是父母在“学习班”长期学习，单位是不发工资，到最后派出所直接就将他的户口注销，转到农村。没有了城市户口，就领不到粮票，在每个人都要凭粮票生活的时代，哪里还养得起一个正处于发育期间的中学生。在那个时代，在城市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活路。因此，家长都只好叫自己的孩子写申请书，自愿到农村去。而中学生们不能上学，没有工作，连抬石头、运砖块河沙这样的苦力活也不准干。眼看父母在“学习班”学习，也不忍心连累他们，只好写申请报名下乡。写了申请的人统统批准，申请书一交，父母们就从“学习班”毕业了，慰问品和慰问信马上就送来了，所谓的慰问品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叫做“雄文四卷”。慰问信上写着祝贺中学生们“从此踏上了新长征的征途，接过了革命的火炬，扛上了南泥湾的锄头”，今后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大多数中学生都是通过父母参加“学习班”这种方式下乡的。这种方式很有用，伟大领袖也肯定了这种方式，他说：“办学习班这种办法很好，应该提倡”，这种办法有的直到现在还沿用，如计划生育学习班，黄赌毒人员学习班等。

农民对知青也是不欢迎的。时间一长，有的知青就难免有小偷小摸索行为，偷生产队的玉米，偷农民的菜、鸡等。偷窃的原因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没有菜吃，被迫去偷，二是发泄对社会不满，三是同农民的矛盾，四是生活无聊寻求剌激。比如，在重庆在涪陵珍溪镇双河公社双河大队，重庆来的知青中偷生产队和农民的东西，情况反映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薛××那里，大队党支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们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树欲静而风不止”，“被推翻的阶级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时刻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等教导，决定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5月的某一天，正是赶集的日子，几个知青赶完集到一处知青家聚会，负责侦察的农民立即把情况报告大队党支部，薛××认为这是聚歼阶级敌人的大好时机。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高举锄头、扁担、钉钯象陈胜、吴广起义那样，漫山遍野地冲向知青屋子。赶集来窜门的知青和当地的知青共有8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农民们就冲进来了，有6个人当场被乱棒打死，有两个跑了出去，一个人慌乱中跌倒掉进水田陷着，正要挣扎着起来，一个农民赶到，当即用锄头将他挖死。一个人跑到一户农民家中躲起来，被一个老太太发现，这个老太太也很恨知青，因为她家的烟叶被知青偷过。知青因不认识烟叶，以为是菜，偷来煲粥，结果又苦又涩不能吃，白白浪费了一锅粥。偷烟叶本来是误偷，但那个老太太不管这些，马上出去报告，一大群农民赶来，把这个知青拉出来，在院子里也当场打死。

消息传出后，当地的知青全体罢工，分头联系同学朋友，各地知青群情激愤，纷纷向双河赶来，提出“踏平双河”“血洗双河”的口号，发誓要为死去的同伴们报仇。重庆市的知青家长们也纷纷来到涪陵，向当地政府讨说法。当地政府部门非常紧张，派出大批部队民兵，封锁去双河的各个路口，凡是外地知青模样的人，严加防范，禁止进入。但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能过分强硬。在严加防范的同时，又对知青好言相劝，表示政府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要大家相信政府，不要激化矛盾。珍溪区革命委员会对知青家属、同学进行专门的接待，每天都要杀两、三头肥猪，炒成大片大片的回锅肉免费招待。这对于长期没见过油水的知青们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光，都自称是死难知青的同学朋友，去吃几天肥猪肉，打了几天牙祭。

大约两个星期后，事件逐渐平息，策划打死知青的薛××等干部、主要成员都被逮捕，政府对死难知青进行安葬，开追悼会，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每个死难知青赔了一千多块钱（那时候还是很值钱的）。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什么事情都要往阶级斗争上扯，这么大的事件更不例外。事件最后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精心策划的一起有预谋、有组织、典型的阶级报复反革命事件”。薛××等干部都是三代出生贫农，根红苗正，不能说是阶级敌人，只能说他们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那么谁是阶级敌人呢，刚好参与者中有一个地主的儿子王××和他的堂兄王××，王家兄弟只是一般参加人员，根本没有直接打死人。在那个时代，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都要表示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大队党支部部署的事情他们不敢不参加，这一参加，他们就成了元凶，成了破坏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到实施阶级报复，复辟资本主义的首要分子。几个月后，涪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家兄弟死刑，立即执行。党支部书记薛××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干部分别判处10年、8年、5年等有期徒刑。宣判之后，王家兄弟被五花大绑，押到涪陵长江边龙王沱刑场枪毙。王家兄弟只是比知青稍微大一点，大约20岁左右的青年人。行刑人员用的是56式冲锋枪，每个人被打了4发子弹，连续发射，一共8发子弹，代表8个知青每人一颗复仇的子弹。家属不敢收尸，尸体在长江边摆了两天，被一些小孩用江边的鹅卵石乱砸，整个头都砸没了，后来叫几个“四类分子”用两张破蓆裹上埋在城外荒山。当时还要犯人家属交子弹费，按实际使用数交，比一般死刑犯多四倍。

在今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长江边上，还有8座长满荒草的野坟，已经没有家属来祭祀了，人称“知青坟”，三峡水位蓄水如今还没有达到170米，如果达到这个水位将被淹没，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迁移，王家二兄弟的亲属都是老实巴巴的农民，也不知道去申诉，此事也就成为年长一辈饭余的谈资，慢慢淡忘。

在此，不能不使人想起邓拓当年关于要“专治‘健忘症’”的说法，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文革期间，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而女知青则要献上身体。不只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钱献物，女也要献身。许多回忆文章都写过这种事。

“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像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是“工农兵推荐”。而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档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后来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

中国知青一代，确实是很特殊的一代。

知青一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尽管他们的个性、资质和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却有着一段极其相似的命运。他们都远离城市，远离父母，进入中国社会的底层，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一段共同的经历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在我看来，这部《知青》，就和许多知青回忆录知青文学知青艺术一样，有一个巨大的缺失，那就是被知青称为乡亲的农民，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国民，继续承受着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与压迫。

作为当年的知青，有多少人为他们申张过正义与公平？！

不要说什么“国情”，城乡户口二元制绝对算不上“国情”，因为在所谓“旧中国”并没有什么城乡户口二元制。不要说什么政府已经在着手户籍制度改革了，有些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了；问题是，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无非是一种回归，就像当年恢复高考，哪里还用得着试点？让这种罪恶的制度多拖延一天，就意味着让亿万农民多受一天的苦难，多受一天的侮辱。今日中国，从政界到商界到文化界以及其他各行各业，都有知青一代占据要津。以他们早就拥有的决策权力，如果还把农民当作平等的人，城乡户口二元制早就废除掉了。

知青为什么不为农民大声疾呼？毕竟在今天，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呼吁几声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风险，为什么还躲躲闪闪？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强烈的冲动为农民鸣不平，如果我们自己骨子里就把农民当作下等人，那就别再奢谈什么对农民乡亲的感恩怀念什么厚谊深情了。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二等国民的地位，知青一代已然愧对乡亲。

据《东方日报》报导，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洛阳挥镰劳动时，情不自禁地感叹似乎回到知青岁月，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1969年，卢展工随浙江省第一批知青到黑龙江富锦新立屯插队，经历了3年难忘的知青生涯。

知青这一代，年轻时上山下乡吃过苦，而立之年又遇到改革开放，既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亦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体验决定深度，知识决定广度，能够脱颖而出的知青，往往兼具务实与开明两种特质，他们一旦掌握国柄，势必对现在的政坛产生一定的冲击。温家宝曾在3月14日人大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指出了政改的迫切性。他说，为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要继续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所以，尽管梁晓声们还在歌颂文革，但笔者以为，对于即将上任第五代领导人来说，所受教育、世界潮流对他们的影响会使他们思想进步，再加上他们又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预计十八大会在政治路线及政改上作出安排。港媒也认为，中国这艘巨轮由他们掌舵，势必给大陆政坛注入不同的元素，彻底改变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