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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反驳李鹏 揭开邓小平六四角色(图)

2012-06-01 07:05 作者:江迅 桌面版 正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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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前夕,目前仍“保外就医”的前北京市长陈希同亲述六四内情的新书出版,他接受退休体制内学者姚监复八次访谈,反驳《李鹏“六四”日记》说法,否认自己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以致邓作出镇压的决定;否认自己是戒严总部正指挥。陈也指被判十六年刑期是冤狱,是中共高层权斗结果。十八大前夕,平反六四传闻不断,重新釐清邓小平的角色,也为高层寻找平反六四的最佳时机。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则可以打扮。但真相只有一个,没有真相才害怕谎言。五月下旬,正当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前夕,一部《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在香港出版,引发政坛震撼。陈希同,“六四”事件时任北京市长,作为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尽管是一家之言,却颇具历史价值。“六四”事件,至今仍存在诸多谜团,人们可以一时编写历史,篡改历史,演绎历史,但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标准,对於篡改的历史,总会有还原真相的时候。

这是历史的本色,在历史的演绎中,看那些潮起潮落的影子。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二百六十七页,十一万字,首版七千五百册。全书收录他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对友人的八次谈话记录,内容集中,主要谈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陈希同否认自己在“六四事件”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中扮演负责角色,反驳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李鹏“六四”日记》中,指称陈希同担任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说法,澄清自己从来不知道被任命为“正指挥”,直到二零零零年,他看到李鹏的那本“日记”书中的文字,才知道李鹏任命他担任“正指挥”。

第二个问题是:陈希同否认当局对他贪污罪指控,详尽披露所谓“贪污礼品”和享乐“豪华别墅”、渎职等罪名的事实真相。他说:“对我的这种判刑,被人称为‘文革后最大冤案’、‘最荒唐的错案’、‘最不得人心的假案’、‘最不人道的大案’”,“尉健行(前中共中纪委书记)这个人是后来整我的,他搞了很多假材料”,“我确实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去收集江泽民在上海的什么材料,向薄一波告状,薄一波把我的告状信交给了江泽民,因此,江才整我。后来薄一波儿子薄熙成来看我,两个人谈起这桩传闻,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但是,江泽民是否对我有怀疑,中国古话:主疑臣死”。全书还涉及中南海高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李先念、乔石、李锡铭、尉健行、江泽民、朱鎔基的言行,大多首次披露,陈希同对胡耀邦、赵紫阳特别讚许。

可以说“六四事件”是当年改革开放的转捩点。尚有五六个月,令人关注的中共十八大召开。“不改革,死路一条”已是中南海共识。重温二十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强化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而“薄熙来事件”则是催生改革新动力,十八大将吹响“再推改革新号角”。二十多年来,说起“六四事件”,从戒严到镇压,人们普遍认为是北京市领导人曾经向邓小平提供了不真实情况,“欺上瞒下,谎报军情”,从而导致天安门事件危机。

陈希同在谈话中却一再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判断力极强,资讯来源和管道很多,是不会被欺骗和上‘谎报军情’的当的”,陈希同以赵紫阳的话,强化这种说法,赵紫阳说:“如果邓小平会被骗上当,那就不是邓小平了”。陈希同说:“有人说,是北京市委、教委夸大事实、谎报军情,欺骗了邓小平,认为邓小平辨不清真假,不了解情况。实际上,他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了解的情况,而且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情况,北京市的人谁不知道,邓小平怎么会不知道”,“说邓小平受骗,是低估了邓小平”,“如果我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说成是昏君、庸君了吗?”邓小平拍板军事戒严、最后下令镇压,这无疑对邓小平的评价带来巨大冲击。

盛传习近平会平反六四

这一阵,北京盛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议“平反六四”,又传将於中共十八大上位总书记的习近平,会在任期两三年之际“平反六四”。且不论这些传言可信度多大,但“六四平反”已经没有争论余地,问题只是时机。随着隐藏的历史真相,逐渐脱去包裹的层层外衣,对邓小平评价的重新认识,必将对他的改革开放思想作一番清理。习近平会推出什么理论,高举什么大旗,无疑引人关注。

《陈希同亲述》一书的八次谈话,由姚监复记录、整理、着述。今年八十岁的姚监复,曾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五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採访,他说,见到陈希同完全是“一个偶然机会”。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上午,他前往北京昌平小汤山陈希同寓所登门拜访。事缘,姚监复表姐锺鸿是文化人,曾在陈希同属下工作,她写了一本回忆录《风雨半枝莲》。书中有一段讲述她写曹雪芹电视连续剧时,时任市长陈希同曾支持过她。姚监复便上门将书赠送给陈希同。他俩交谈时,便聊起了当年的“六四”事件。姚监复回忆说:“历史的偶然性给了我一个特殊机遇,见到一位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姚监复说:“我以前与陈希同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这是第一次面对面谈话。但这第一次接触,我觉得我们俩互相感受到对方是真诚的,因此后来谈话都比较坦率。这些谈话,我是拿笔做的记录,没有用录音机,一旦用录音机,会让陈希同感到紧张,谈话反而不自然。每次谈完后,我就回家当即整理成文,下一次见他时就带给他审阅、修改。见面谈话至今一共十次,有两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重複,我就没写。最初的书稿是六次谈话,半年前交了书稿,今年四月又将最近的两次谈话笔录稿交出版社,作书稿补充。”

在书中,陈希同访谈澄清了“六四事件”的几个重大问题:他是不是戒严指挥部正指挥;他有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他在学生运动期间,有没有向中央、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他有没有去过邓小平家里开会;向市民广播讲话,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六四”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情况报告,是否他起草的……陈希同说:“凡是错误的,历史一定会否定。正确的,历史一定会肯定。正确的谁也改不了。错误的,可能长期存在,但是绝对不可能永远存在……真相总会战胜谬误,无非是时间问题。”

陈希同说,他是二零一零年读了《李鹏“六四”日记》的影印本,才知道自己曾被任命为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此前,包括一九八九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告诉他这一重要任命。他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挥戒严”,“我想有机会时,要请问李鹏:什么时候你或者指定过另一个人通知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吗?有正式文件吗?这是什么组织,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决定和什么人批准的?为什么不在当时通知我担任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这个指挥部设在何处?由什么人组成?北京戒严指挥部的任务、职责是什么?我这个‘正指挥’的职责、任务、权力是什么……副指挥周依冰没有找过我这个‘正指挥’请示,我这个‘正指挥’也没有指挥过周依冰副指挥”,“北京市这一边的工作人员,原来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员,也都没参加过戒严指挥部的会。如果我是‘正指挥’,他们都应知道。但是,他们原来也都不知道”。

归咎市委书记李锡铭

陈希同究竟有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而误导中央?陈希同说,“我作为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我在一九八九年不是政治局委员,上面的重要会议我没有参加,一般都是李锡铭参加,回来传达的。现在看了《李鹏‘六四’日记》,才知道上层争论得这么激烈,李锡铭回来都没有全部传达过。对於改革,他不积极,甚至有些改革措施,他反对。关於政治思想情况向上面的彙报、简报,主要都是由市委管,李签发的”,“李锡铭是市委书记,当年他负责政治思想、处理学潮。我作为市长,要保证好水电气、肉奶蛋粮食的正常供应。关於‘六四’的许多书,有真有假。我的真实思想确实是不同意发生动乱,希望局势很快平静下来”。

陈希同说,“李锡铭跟江泽民太紧,他病重时,坐轮椅,也住在小汤山疗养院,他託人捎话愿见见我。他先来看过我,后来我也去看过他,他对改革开放的起码常识都不懂,邓小平南巡讲话记录稿的初稿点他的名,说‘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讲,多一个三资企业,多一份资本主义’,后来正式定稿时删掉了李锡铭的名字。李锡铭原来跟江泽民跟得很紧,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江泽民把李锡铭抛了出来,把责任推给了李锡铭,最后江泽民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没有事,而李锡铭调动了工作,当个部长,李锡铭发现江泽民态度变了,出卖了他,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他说:‘江泽民是政治投机分子’。把我打入监狱,李锡铭心里有个疙瘩,我去看病中的李锡铭时,我讲:‘把我打入监狱,不是你的意思’,听了我的话,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半天他说不出话,他对我心有内疚。至於李锡铭讲‘李鹏是个大混蛋’,可能是认为李鹏也不支持他”。

陈希同究竟有没有去过邓小平家里开会?陈希同说,有的书说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是四川人,耳背,听不清别人发言,陈希同坐在邓小平背后用四川话大声在耳边重複一遍,“似乎我陈希同与邓小平私交很好。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邓小平家,更没有在他后边耳旁大声重複别人的讲话。我也没去过他家里打扑克、搓麻将或下棋”,“我没去过邓小平家、胡耀邦家,只有一次赵紫阳有事找我去他家,出来时他说:可多来,我也没有再去过”,“我对胡耀邦很尊重,很佩服,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身正气。对邓小平,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去过他家,万里、彭真、刘仁是老领导,只是过年时拜年去,平时也不去”。

向市民广播讲话,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六四”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情况报告,是否他起草的?对此,陈希同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是中央负责起草的。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改。上面布置的,向北京市民讲话,用北京市长名义。向人大作报告,不好用北京市长名义,就用国务委员名义。我是照本宣科。”

六四悲剧原可避免

陈希同说:“我认为‘六四’是邓小平不容易下决心的,没有办法时的办法,是一场可以避免、应当避免而没有避免的办法,中央动荡,我不愿意。上边的斗争、争论,我不知道”,“对於‘六四’的评价,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的评价,历史会有评价的,党内的文件材料,将来总会公开的,真相总会在解密后清楚的。我相信历史无欺。学生劝说后回去了,怎么后来又回广场了?天安门广场死了几千人,是胡说。解放军也确实被打死了、烧了,也是一种仇恨”,“总之,‘六四’是一场悲剧。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党内问题不解决,上层争论、斗争激烈,没有及时採取必要措施,不愿意发生的悲剧就必然发生了……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的客观真相是什么,要准确,光凭感情下结论不行,流血的问题,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给历史解决……有了上面的决定,宣布戒严令了,北京市只能执行,有的是李鹏发了令,根据李鹏意见,北京市也就签发了通告。有的书中也有不准确的胡说八道,造谣成分,结果众口铄金难铄真,需要对历史负责”。

陈希同被判刑十六年,到二零一三年七月刑满,当下仍处於“保外就医”期。按规定,他写的文字不能公开发表,他也不能接受採访。他的谈话记录却整理出版了,引起读者莫大好奇。问姚监复:陈希同是否知道这本书要在香港出版?姚监复回应说:陈希同同意他作记录,也同意他拿去出版,同意在适当时间,以适当方式,将谈话记录稿公之於众,以澄清一些不实之词。但陈希同考虑到自己仍为“带罪之身,刑期未满,只是保外就医的特殊身份,不愿引起当局误会,以至给他本人和家属带来新的麻烦,因此,陈希同并未决定,立即公布这份谈话记录稿”。陈希同曾对姚监复说,“我现在的身份还是犯人,如果发表,可能有危险”。

陈希同已全权委託律师王耀庭,於零八年十二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对陈希同一案向高院请求复查的申诉书”,至今已三年,没有任何答覆,既没说“同意复查再审”,也没说“维持原判”。因此,陈希同说:“访谈录的发表,还是再等等。我死不了,看看情况,再等等。……再看一段时间,如果仍不作回答,我只有和盘托出……这个案子完完全全是一个冤案。”

姚监复说:“我已届八十,脑力日衰,难以对这些访谈录再做更深入细緻的考证,我想,只有早日公开发表,引起有识者重视,研究核实,才能使历史真相大白於天下。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胜负两方面的当事者的回忆录都应公布,让读者自己判断。我相信,读者永远比作者更聪明。因此,作为访谈的记述者,我个人决定公之於众。这一决定与陈希同无关。我希望不要给他带来麻烦。和谐社会中,申诉、申冤不应引来压制与迫害。现在,陈希同本人还不清楚这本书要出版,也不知道出版后会有什么后果。”

陈希同可在北京活动

谈到陈希同近况,姚监复说,陈希同身体还不错,思维敏捷,思辨清晰,记忆力很不错,互动交谈是坦诚的。陈希同曾告诉他:“我现在保持低调。我可以在北京活动,见谁都可以,如果离开北京,要打招呼。上网,也要注意。”姚监复说,现在陈希同拒绝了秦城监狱每月发放的三千五百元人民币(约五百八十美元)的待遇,因为他认为接受了监狱的钱,就等於承认犯罪。他可以在家接待客人,除了外国记者。不经批准,不能离开北京,可在北京市内活动。

姚监复说:“陈希同谈话中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并非全都一致。但有两点我觉得是真实的。第一,他不是贪官,他是想把礼品捐给人民艺术剧院,放在办公室只是为了估价。第二,他不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觉得这两点是最主要的,应该也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他说‘莫教后人考证愁’,我想这也是他的希望。这部谈话录披露了不少以前人们并不了解的真相,比如,陈希同根本就没有去过邓小平家里参与讨论戒严的会议。他没有写过信告江泽民的状,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

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陈希同与姚监复谈话时,几次提到他在秦城监狱写的一首诗,题目是“众口铄金难铄真”。谈话尾声,陈希同拿来两首列印好的诗送给姚监复,并在诗末签上他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这一首。陈希同写道:“被打倒入狱后,对陈某的污言谎语多如牛毛,中外媒体更是铺天盖地,各呈其能,不顾起码的真实,大肆传播,经久不衰,因感而寄之。”七言诗云:惯听污言心气平,假话千遍诩高明。几桿曲笔文革乱,三声讹传曾母惊。权欲熏熏灭心智,忠直代代铸冤魄。谣言世家还谣毙,众口铄金难铄真。

将出版胡赵新政启示录

姚监复说:“陈希同相信历史最后会给予真相。我觉得应该争取尽早将真相弄明白,因此自己做这样的事义无反顾。最近我还跟胡绩伟谈话二十次,帮他整理了二十篇文章,结集《胡赵新政启示录》在香港出版。我这样做,无非是抢救历史,提供一点真相,让大家思考、判断。其实,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像朱厚泽、杜润生,我有机会接触他们,但我没能跟他们谈很多,记下很多,这是非常遗憾的。我在历史漩涡边上,有很多的见闻没有及时记下。所以我会抓紧时间多做访谈,记录和转达谈话人的原话和原意。”

出版《陈希同亲述》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五月二十八日,他接受採访时说,要写信史,就需要对各种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找出真相。有时候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相却一直隐藏着,需要去揭开。关於“六四事件”,中共档案尚未公开。因此,当事人的回忆,即使是一面之词,也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材料。作为出版人,能把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留下,是很有意义的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当事人去世了,如果不留下他们的记忆,就什么都没了。

他说:“陈希同访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六四事件’中究竟负多大责任,陈希同有责任讲清楚事实,他的访谈如今公开了,可由读者自行判断。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毕竟是隐瞒不了的。”无论历史的车轮以何种姿态碾过岁月,人们总有一种对真相的期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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