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中的火器大观(下)(组图)
连发手枪：拐子铳
带有曲柄的连发火绳枪，长37.5厘米，使用类似佛朗机的装填方式，可以连续三发，射程150米，明朝称为“万胜佛朗机”，在抗日援朝中使用比较多。个人认为有点儿自动手枪的味道。
多管转膛炮：迅雷铳
单兵多管火器，明代赵士珍发明，参考了土耳其的类似火器，最大的可以达到18管，使用火绳或者燧石击发，加上外罩后状如琵琶。发射完毕后可以作为冷兵器使用。
使用迅雷铳的明朝士兵，长187厘米，重2.5公斤，易于携带使用，明军经常列队跪射，火力没有间断。在朝鲜，日本的火枪队是无法正面对抗这样的明军的。
大口径左轮枪：五雷神机
这真是世界最早的左轮枪了，戚继光在北方战线防卫蒙古军队的发明，有三眼，五眼，七眼各种规格，一般使用时二人一组射击，一人支架，转动枪管，一人瞄准射击。射程180米。
看到这玩意儿真不知道咱们祖宗还能搞出什么怪东西了。
最早的迫击炮–虎蹲炮
戚继光军中最常用的火器，这种轻便的火炮跑管薄，射程不远，适用于山地作战，机动灵活，由于前装，可以大仰角发射和大量装备下层部队而与今天的迫击炮有异曲同工的用处。
在网络流行的幻想小说《曲线救国》中，主人公李富贵曾经发明迫击炮，其实，大概就是和虎蹲炮差不多的东西吧。
新式步枪：鸟枪
其实并非打鸟之用，而是表示即便轻捷如鸟也难以逃脱，已经接近现代步枪，是和倭寇交战中缴获倭寇火枪，随后改进仿制的，戚继光的步兵，已经40%装备了这种枪。但是到了满清，清军对火器带有某种抵触情绪，到鸦片战争，使用鸟枪的中国军队，反而降到了20%。也有一说，称之为“鸟枪”并不是因为用来打鸟或连飞鸟也无法逃脱，而是因为其枪机衔着火绳落下点燃发火池中的火药的动作犹如小鸟啄食。
射程150米，雨天不能使用。
战防炮：抬枪
大家相信么？这个居然是明朝的东西。这是大型鸟枪，明代《天工开物》最早记载其图片，带有三角支架和旋转装置，长3米，重12公斤，有效射程200米，外号“九头鸟”，威力强劲，即便当时的战车也无法抵挡。可惜发展比较慢，直到满清末年，湘军中装备抬枪，不过25%而已。
带助推火箭的滑翔炸弹：神火飞鸦
补充一个怪物，神火飞鸦，类似解放战争中攻击黄维兵团的“飞雷”根据其气动布局，感觉不是很适合飞行，估计不会在实战中有多少用处。
我想那个时代和中国军队交手，多少有点儿面对DA师的劲头吧。
明代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明代的火器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火器的管形火器品种颇多，形式复杂。当时的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已经相当精良，样式繁多，据《火龙神器阵法》、《武备志》等史书记载，此间多使用的火箭种类有单发火箭、多发齐射火箭、多火药筒并联火箭、有翼火箭、多级火箭等，火箭的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代军队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时，就曾使用火箭作战。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明王朝还专门组建了"神机营"，这种独立炮兵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
明代火器从其分类来看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其形体和口径都较小，一般筒内装填铅弹和铁弹等物，其射程仅数十步至二百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均有此类出土的实物陈列）。第二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口径和形体都很大的火炮，多数筒内装填石、铅、铁等物，俗称"实心弹"，少数则装填爆炸性的球丸，射程一般在数百步至二三里距离，主要用于守寨和攻城，也用于野战、水战和海战。明代的海船制造已经相当的发达，海船上就装备了这些火器（明末年间，郑成功率水师海船收复台湾，曾用这些武器痛击荷兰侵略者）。
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经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不曾上过战场的明代“坦克”
坦克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有“陆战之王”的美誉。如果作个不恰当的类比，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可称是现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时，中国人就曾有过大规模战车作战的历史，战车曾经广泛使用于战场，是主要的战争工具。
可惜战车这种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长矛弓箭，没有强大的火力作依托，也没有厚重的装甲作掩护，且驭马而行，不能随心所欲，如履平地越过堑壕，冲破敌军的防御工事，除了笨重这一点相似外，和现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为战车受地形，战斗队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赵武灵王胡服射骑开始，春秋诸侯逐渐认识到了车战的局限和不足，车战被放弃。从游牧民族那儿学来的迅捷如风，侵掠如火的骑兵战术取代了局限性较大战车而成为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到战国时，战车已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除作战指挥和一些特殊活动，如检阅、出巡等，或粮草辎重运输，基本已无用武之地。
明代开始，火器从西方流入中国，在军队中开始被大量使用。《明史志68》载：“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砲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而京军三营中的这个“神机营”就成了一支“洋枪队”。火器的威力让朝廷且喜且惧，喜的当然是其强大杀伤力，惧的则是一旦广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传统防民如防川的皇权思维，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反过来，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其威力，不能根据实战进行改良，制造水平无法提高。而实战机会不多，使用被限制，军队仍循旧制，也不能围绕火器的优势构筑新的作战思维和战法，故而虽有先进武器，却不能转换为战斗力。
不过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也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68》，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砲、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万历年熊廷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砲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