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两个无法辩解的黑洞
现在，官威猖獗，腐败横行，如果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宣传“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可以随便把省长一级的官员揪出来戴上高帽子用麻绳牵着游街，一些本来就一肚子怒气的年轻人恐怕会兴奋得休克。这样说，不是夸张。
毋庸讳言，尽管官方对“文化大革命”做过历史结论，但不同社会成员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本文不打算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内容及过程。目的太虚幻，内容太宽泛，过程太繁杂，不是一篇文章能胜任的。本文只就“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从伦理法治和道义两个方面做一些剖析。
其一，“文化大革命”是非法的。
“文化大革命”起始，是姚文元在上海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的著名文人。吴晗是当权党的盟友，姚文元是当权党的成员。一个上海市的当权党的文人，怎么可以随便批判北京市的当权党盟友的官员？如果批判涉及的是学术领域，那当然没有问题。百家争鸣。问题在姚文元批判的是政治问题。这样做，无论从政党的角度还是行政的角度来说，不但有违政治和社会伦理，更重要的，是非法。
姚文元可以这么做，别人可以吗？如果全国都这么做，无论政党还是社会，还能够维持正常秩序吗？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前，无论政党还是行政，都没有昭告天下废止当时实际存在的伦理和法治。如果事前宣布废止伦理法治，那姚文元不管如何行动都无可指责。
姚文元批判吴晗，并非自发，而是奉命写作。谁之命？江青。江青者谁？“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妻子。
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以后，江青曾经在公开场合宣称，她如何秘密来往于京沪之间，指导姚文元写作。这些历史有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可查，这里不说明出处。在当时全国几亿人陷于或癫狂或晕眩，伦理法治荡然无存的时候，江青这样做是何等得意洋洋，可是她没有想到，世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瞬间之物，过了这一段，她将给后世留下什么？现在，她的墓碑上，名字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江青，而是别的。历史多么具有讽刺意味。所以，凡一切一时得意者，都万万不可头脑发昏。地球还有5000000000年的生命期限。
一场事关全国，涉及几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既没有政党内部的讨论决定，也没有行政范围里的布置开展，而是一人作主，搬出自己的妻子，运用特工手段来运作，这合法吗？合乎社会和政治伦理吗？
一定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的非正常手段，是因为上层修正主义分子太多，如果公开了，“文化大革命”就搞不成了。是的，江青就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一个政党，如果最上层的领导人多数靠不住，且不说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党还要得吗？伟大，光荣，正确，当什么讲？这不是自己污蔑自己吗？
不赞成批判吴晗或是不赞成公开批判吴晗就是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是可以任意解释的吗？现在来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即使真的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也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彭德怀在1959年反对大跃进，历史证明他是对的，1960年一年就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非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在天之灵更可以证明彭德怀是对的。
如果不敢或不愿正视历史，执意否认事实，那只能说，他没有讨论问题的资格。
有人会说，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点不错。实际上，真理永远在少数人手里。真理不是掉在地上的硬币，附身就可以拾起来。真理需要研究才能够得到。这里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是政治，不是学术，政治就必须有伦理和法治，否则就是动物世界。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北京大学的领导人发起政治攻击。瞬间，几乎全国的学校同时瘫痪。校长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谁都知道，突然袭击是战场上对付敌人的方法，怎么可以用来搞文化革命？用来对付自己的下级？如果这样做是合法的，那么，天底下还有没有不合法的事情？
同样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顿时，城市里骂人打人抄家之风四起，后来，发展到破坏历史文物。谁是牛鬼蛇神？怎么定义？由谁定义？怎么扫？把他们投入监狱？还是打骂折磨？杀死？这是文化革命？
横扫牛鬼蛇神，开始的时候，有的干部还兴高采烈，他们觉得自己是革命干部。谁知没有几天，灾难落到他们头上，竟然要和牛鬼蛇神一起被批斗了。这种事情，简直笑翻全世界。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了60多天，才发表了“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先行动，后决定。这样的政治全世界有几次？
指证并宣布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政党的论述或认定，也不是专业的研究机构的结论，而是革命造反派聂元梓第一个宣布的。
刘少奇第一次被批斗的时候，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还没有被撤销。所以，回到办公室，他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罢免他。结果呢？
一群还在学校读书的小孩，随便打骂国家元首，这是革命,还是违法？
开会决定开除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已经是囚室里奄奄一息的半死人了。
刘少奇死得悲惨，革命小将们又如何？
《文化大革命》闯将第一人的聂元梓，风光不过一年，就因为不听话被拘押。不听话就是反革命分子。其他北京最著名的学生造反派领袖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都没有好下场。他们当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罪名。
可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不合法的。这里不是论述“文化大革命”的专著，没有必要详述整个过程。
其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野蛮事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野蛮暴行，历史资料多如牛毛，这里不想多啰嗦。问题是，这个野蛮的浪潮，源头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初期调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第二书记的吴德，在退休以后，做了一本口述历史回忆录，名叫《十年风雨纪事》，其中第20页到21页有真实的记载，照录如下：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天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吴德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涉及面如此广泛，他不可能随便编造。根据他后面的记述，一直到11月18日，他希望的那个通告才得以发出。他同时还记载，那时候局面已经失控，江青又发表“文攻武卫”的讲话，这个通告“实际没有管用”。
野蛮的开始，就会有野蛮的高潮。全国各地武斗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后来有的武装组织发展到划分专业兵种，拥有重型武器，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剿灭。有一次我到军队里探访朋友，正逢他所在的师要在温州发动攻势。我说：你劝劝师长，对民众千万要克制，尽量和平劝降。他说：你傻呀，谁听你的？
仰天长叹。
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人，可以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但是，非法和野蛮这两条，也就是这两个“文化大革命”的黑洞，无法解释圆满。
温家宝先生把“文化大革命”称作悲剧，恰如其分。至于悲剧悲在哪里，这里抄一句英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里面的话：
“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P116)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