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东方早报》报道,在上海外滩多家国际奢侈品的专卖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幕不雅的场景:大批的游客在地上铺了报纸,或坐着休息,或者吃盒饭,甚至有人直接躺下来睡觉。据记者采访,门口休息的游人妨碍了奢侈品店的生意,保安不得不“劝走”坐在橱窗边沿上的游人,甚至通过洒水来“赶”人。
这样的场景固然很不雅观,但思考不应止于一句“素质差”。在奢侈品店前,席地而坐吃盒饭,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缩影。
今年经过改造的外滩重新开放,管理者有意提升外滩的品位,在标志性历史建筑里引进了国际奢侈品专卖店;有人在这种店门口吃8块钱的盒饭,自然很败坏风景。事实上,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这边,长达一两公里根本没有一个长椅可供游人休息,只有银行和奢侈品专卖店,附近的高端酒吧、饭店,绝大多数普通游客是消费不起的。盛夏季节里,到此观光的众多游客铺报纸席地休息,固然不雅,也的确没有其他好的选择。
当初想把外滩打成一个奢侈品的高端中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外滩不仅是买得起奢侈品的有钱人的外滩,它也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那些来此观光的普通游客也应得到礼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成为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同时,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敏感。最近的江苏新沂宝马四次碾轧儿童案中,“宝马”两字拨动国人敏感神经。奢侈品牌在不少国人心中代表一种原罪、一种特权、一种对底层的伤害和蔑视。外滩这幅场景,似乎成了一个缩影,橱窗里是一个令外国艳羡的富裕的中国,橱窗外是另一个中国——舍不得消费的中国人,席地而坐,吃着盒饭,欣赏着免费风景。就连这种免费的权利,在一些人眼里也越来越不顺眼了。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论俗人应避雅人》,其实富人也应避穷人,富人有足够的资源可以避免穷人的打扰,没有必要非得跟穷人争抢公共资源。但中国却是马太效应,富者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比如,杭州西湖被众多“只接待会员”的私人会所围了个严严实实;外滩越来越高档,奢侈品中心的定位正在侵蚀其大众旅游景点的定位。在最大限度发挥公共资源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注意公平性,不能让它们成为富人的“禁脔”。
所以应思考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城市,怎样的城市规划,其中普通市民的利益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他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话语权。
1960年代,美国简•雅各布(Jane Jacobs)在其名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中,充满激情地批判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规模旧城更新项目,同时赞美了曼哈顿现状环境中街道生活的欢乐与祥和。雅各布提出过“街道眼”的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和亲和力。
依我的观察,2000年之前设计的小区比较亲民,小区第一排房子底楼是个门面房,开设着便利店、小饭店等,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日常需要。而2000年以后,建筑理念转变为突显豪宅的森严,那是没有店面房的,周围环以高墙、绿化带。这就有一个麻烦,在高尚社区里,你可能走上几站路都遇不到一个便利店。有朋友曾去过上海某著名的滨江豪宅了解行情,售楼小姐告诉他:那里物业费不贵,一个月才7000多块!这样的豪宅白送给我,我也没法住,一则付不起物业费;二则,在如此高尚社区里,没有地方买早点、买充值卡,总之这是一个不友好、排斥低收入者的社区,而中国式的豪宅正是建立在这种理念之上,甚至可以说中国不少富人的财富观也是建立在贬斥穷人的基础上的。
说到“不友好”的建筑,就得谈谈中国近年来政府部门的流行建筑风格——门前大广场、巨大的希腊廊柱、一眼看不到头的台阶。在政府的大建筑面前,绝对挤压出你的渺小和惴惴来。既然政府部门是为人民办事的(特别是那些窗口单位),就应该造得让人敢进去。
再说回外滩没有长椅的事,刊登此新闻的《东方早报》同一天的国际版上刊出另一则新闻,纽约百老汇大道变身为行人散步、休憩的宁静走廊。当地政府官员称,这一改造将更有利于服务社区居民,原先被汽车“霸占”的道路空间得到重新分配和利用。照片上,一位纽约市民正躺在路中央的躺椅上,他们不需要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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