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富士康的十几名员工跳楼自杀事件曾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接二连三的跳楼自杀事件让富士康高层以及深圳当局焦头烂额，最后，就连中共高层也被惊动，不得不让几部委成立调查组，奔赴富士康展开调查。因为有人将富士康连环跳悲剧归咎于媒体的报道，新闻监管部门最终将有关富士康的负面新闻叫停，除非是使用新华社等新闻机构的稿件，否则不得擅自报道。
眼看员工跳楼自杀悲剧愈演愈烈，而富士康在海外的股价也大幅度下跌，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情急之下，宣布为员工大幅加薪。终于，类似的悲剧得以遏制，但是，正因为有富士康的加薪，其它企业的罢工潮开始此起彼伏。首先罢工的是广州本田员工，等广州本田的罢工潮平息后，日本兄弟工业公司在中国陕西的子公司也出现了持续一周的员工罢工行动。继而，和富士康同在深圳龙华的台资企业美律电子厂员工开始罢工，广东惠州和江苏昆山等地也相继出现罢工潮。
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要求该公约的签署国承诺保证劳工的罢工权，并指出“罢工权在各国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中国政府在批准这一公约时，却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由对该条款做了保留。中国的《宪法》并未明确授予劳工罢工权，所以，有人说不能随便罢工，否则是违法的。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法未禁止即合法，所以，罢工是谈不上违法的。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不难看出，中共当局对国民党时期的“二七”大罢工津津乐道，如今，工人在得不到合理待遇的时候，进行有秩序的罢工有何不妥？
在中国全面加入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后，中国《宪法》并未在罢工等方面及时跟进。劳工在罢工后，往往喜欢聚集在一起，很多时候也会喊口号和游行，自从 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为了禁止民众进行反政府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共当局出台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表面上该法是要规范此类行为，实质上却是与《宪法》相抵触，目的是为了剥夺了民众的这些权利。
中国经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GDP总量每年都在大幅度上升，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年份，仍能保持较大的增长幅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也跟着节节攀升，以前五块钱不用就能买到的一斤猪肉，如今却需要十几块钱，房价和医疗费用方面，更是不知道增长了多少倍。然而，普通老百姓并未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这些年里，一般劳工的工资并未涨多少，要是对比物价，很多人的收入不是增长了，而是降低了。如果家里有小孩子读书，或者是有人生病和需要购房，大多数人都会感觉不堪重负。
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因为改革开放得早，外资企业相对较多，工作机会也比内地要多得多，所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吸引着很多内地劳工。在当时，到这些地方工作确实圆了很多人的淘金梦，但到了90年代后期，再到这些地方打工，如果是做一般的工作，根本就赚不到钱，唯一优于内地的是工作机会比较多，能力好和运气好的人还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2001年，笔者开始南下深圳打工，因为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开始所找的工作，一个月才400块，如果换工作频繁的话则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很多人都认为富士康等企业是血汗工厂，其实，看一看其它地方，血汗工厂何其少见？所以说，整个大中国就是一个大血汗工厂，劳工的权益普遍得不到保障。恰恰相反的是，在公职机关，很多人在游手好闲的情况下还可以拿到比最苦最累的底层民众高得多的工资。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在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几百人争一个职位。每一次物价上涨，公务员和官员都会提薪，但普通劳工的工价却原地不动。工资不高物价却猛涨，致使一般的劳动者辛勤工作几十年仍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不定期的通货膨胀和多方面必须的高消费，使得低收入阶层永远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超过美国，大多数财富为少部分人所掌握。
2003年，青年孙志刚被恶警打死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虽然孙志刚之死令人惋惜，但这样的死总算是死得其所。原以为富士康的连环跳只对提高该单位的员工待遇有帮助，没想到会引发全国性的劳工罢工潮。此起彼伏的罢工行动让人看到了中国劳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也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壮大。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罢工之火还会继续在全国各地延烧。
面对罢工潮，中共当局可以说陷入了两难境地。在这些年，民生问题一直是“两会”的主题，多位中共高官也在公开场合表示，会努力改善民众生活和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中共当局希望劳工能不断争取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但是，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罢工，又担忧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威胁自己的统治。为了防止其它地方的劳工仿效广州本田员工罢工，在前几天，中宣部的官员向各大媒体发出指令，勒令媒体不得报道本田罢工事件。
不管中共当局如何低调处理罢工潮，在这个互联网四通八达的时代，稍微规模大一点的罢工活动都会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受到大家的关注。中国的工会组织，不管是企业内部的工会还是政府部门的工会，其实都是名副其实的花瓶机构，在劳工权益被侵犯的时候，他们往往视而不见，指望这些组织帮助劳工维护合法权益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劳工自觉的罢工行动则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有效途径，没有工人上班了，企业必须满足工人们的合理要求。
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靠自觉地争取才能得到。富士康员工为了逃避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跳楼自杀，这既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也显示出了他们权利意识的淡薄。而紧接着出现的各地罢工潮则让人看到了中国劳工积极进取的一面，但愿他们的抗争行动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农民数量日益减少的今天，劳工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劳工的权利意识觉醒标志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新生代的劳工将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当劳工权益能真正得到尊重的那一天，相信民主中国也会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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