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因政局不稳、政策多变而给外来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中国正在经历政府职能从抓政治到抓经济的转变，但还没有完全蜕变出来，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从大社会到小企业，凡事得坚持党的领导，一旦你的某项决策得到了党委的反对（民间把它形容为专门刁难儿媳妇的婆婆），那你实在是难以实施下去，由此可见，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系数，也就是在其他国家体现的政府干预指数，是相当高的，政治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或许你对这一切了如指掌，早有应对，成竹在胸，然而，因专制、独裁、腐败和权斗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统治危机、社会冲突，则是你必须承受的新的政治风险，我把前者简称为“官险”，后者称为“民险”。
一、政治风险中的“官险”
勿需讳言，在中国做生意，搞实体，靠的是关系网，这关系网中少不了官。政府部门有三类官，一类是有高官父母做靠山，迅速爬级、攀升；二类是用钱买官，从某一级突然冒出来，用在这一级做官“挣”到的钱再向上一级买；三类是靠苦干升官，升到一定级别，比如说厅级，就上不去了。
一类官是在赖昌星这个量级的关系网里的，几乎是政权不倒，关系不掉，赖想当年在中国能够自由出入中南海，以至于今天仍然能够逍遥自在，与其关系网中势力的强硬分不开。一类官能直接给你批项目，融资，甚至代替你受益，你只需当一个傀儡，混一个高消费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官喜欢向上爬，他会把这些要素批给高官的至爱亲朋，从而换来日后的提携，你的基础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有很多高官的子女直接做生意，既不需要造傀儡掩人耳目，也不怕傀儡出事连累了自己。或许你会说，我自己找项目，也不需要融资，可是如果阴差阳错、冤家路窄，你不幸成了他们中间某人的竞争对手，那你未来的命运注定就会惨透了。
二类官在黄光裕这等人物的关系网里较多，他们喜欢做交易，因为他们得通过这交易把买官的投入挣回来，那么你只有学会周旋才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使你的事业成功的进行下去，从而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这类官虽然容易被利用，但也容易受牵连，说不定哪一天在权斗中落马，在双规时把你说出去，你就会从座上宾成为阶下囚。
三类官要政绩，他们期望用政绩换来升迁，这视乎正合你意。然而当你们正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某高官要提拔自己的人了，于是这个三类官会被平调出去，将要被提拔的人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你所从事投资的政治条件改变了，甚至变得让你措手不及，使事业无法进行下去。这是你在中国所遭遇的其他国家少有的政治风险中的“官险”。
二、政治风险中的“民险”
政治风险中的统治危机、社会冲突通常会在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中得以体现，所以笔者把它简称为“民险”。“民险”的程度可以用社会冲突指数来体现，社会冲突指数又可以具体划分为：社会不安定指数、国内暴乱指数和统治危机指数。笔者在此无意于计算这类指数的大小，一来是因为用于计算这些指数的基础数据来自于中方的统计局，这些数据是否真实准确，无法考证；二来是因为通过繁琐的计算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弗如社会现实中的生动实例更有力，也更易于表述清楚。所以在此仅在社会不安定、国内暴乱和统治危机等方面加以简单论述。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末有报道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目前已经超过0.4这个警戒线，达到了0.5，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这表明中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从基尼系数是0.48的2008年开始，中国就大量出现个体上访、集体上访，请愿、静坐，后来发展到自焚、自残、下跪等等，继而转向武力解决、暴力反抗。杀警察的杨佳虽被判死刑，但精神常在；邓玉娇刺贪官，仍能活命，这与社会正义的呼声与维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今年又不断出现个人的武装袭击和工人的集体罢工，身为保安的朱军枪扫法庭致三人毙命，三人受伤。如果这些个体行为变成了集体的统一行动，这个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一切均表明，社会动乱、国内暴乱已经产生，而且事件正在发展就行中，时间是或迟或早会发生大的事件。这种动乱和暴乱因官方内部的权力之争而具有加速和升级的可能，官方讳莫如深的“西藏事件”埋下的是民族仇恨的种子，“官”、“民”力量的悬殊是官方得以“化解”的原因，而事件的背后以及内斗的本身蕴藏的却是统治者的统治危机。
写到此，笔者未免忠告您：如果您对中国的“官险”和“民险”不了解，不在意，也没有应对措施的话，请暂且不要去中国投资。
2010年6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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