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中谁能成为卢安克？

一位曾经入围ＣＣＴＶ“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近日黯然关闭了个人博客。他在为广西山村“留守儿童”默默奉献的十余年中，从未领过一分钱的工资，日前却被有关部门告知，“不要再谈论有关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的问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人民网舆情频道作者祝华新的文章介绍说，42岁的卢安克并不是那种西方有钱人，他每年志愿服务的开销，靠的就是父亲在德国省下的退休金，其生活支出每月不超过一、二百元。他经常坐的是最便宜的车或者是拖拉机，点柴油灯上课。

网民普遍赞扬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者，“做了本应首先由中国人自己负责的事”。在边远山村“留守儿童”失学严重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苛求其什么 “志愿者资质”，受到网民的一致谴责，甚至有人反问说，白求恩当年在解放区是否获得了合法行医的资格呢？对此，网友”清灵竹”写道：虽然我知道自己代表不了什么，但我还是想代表一下我们国家，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而网友“若相惜”则表示：这片土地不仅需要挽留德国的卢安克，还需要更多更多中国的卢安克，心怀天下，怜悯苍生”。

谈到“我们当中谁能成为卢安克”的话题，有文章作者写道，一个行将毕业的大学生几天前找到我，咨询有关就业的问题，他说自己不想去“支教”，因为那样做太功利了。我说“支教两年，考公务员就能加分”，如果是冲着这个去的，当然是“功利”的，但你可以不冲着这个去啊！我告诉他“支教”是一件高尚的事，年轻人应该怀抱理想，但我又很快意识到，自己扯得太远了。试想一下，他连读研究生的机会都放弃了，就是为了尽快找到工作，以便能够挣钱报答尚在贫困中生活的父母。

《青年时报》上作者言殊的文章接着说，我对他谈起了卢安克，谈到那个扎根中国偏远山村长达十余年的德国青年。他说将来自己也许会做卢安克，但现在做不到；我说我也做不到，而我的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将来，将来你也未必能够做得到。究其原因，中国人的一生中有太多的包袱、太多的阻力或者说是“责任”，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过那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说，我就无法抛开家庭，单独奔向偏远的山村，除非我的妻子与女儿愿意和我一起去；但就是她们愿意与我一起去的话，我也未必会同意她们这样做。我会担心，女儿将因此失去好的教育条件，最终考不上好的大学；而更大的忧虑还来自于经济方面，我们并非大老板，工资是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去支教的话，就等于放弃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未必能够得到父母兄妹，朋友和同事们的理解，自已的生活也可能由此而陷入贫困之中。

文章又说，卢安克之所以是卢安克，因为他与我们不同。比如，他就不需要回报父母的恩情，他的父母可能也远没有中国父母那样含辛茹苦；再比如，他比很多中国人更有独立性，他的决定，不管是怎样的选择，总能获得父母以及其他人的尊重与支持。而更深层次的可能还是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我们把支教当成一件十分高尚的事，但在卢安克看来，那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不知道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在他们那里是否格外受到赞美，但至少不会遭人白眼或惹人猜疑吧；在他们那里，人的尊严也许不像在我们这里，需要通过财富的多少、权力的大小或者地位的高低才能体现。

言殊的文章分析认为，从生活和前途的无忧无虑上来讲，也许中国的富二代最有条件成为卢安克；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未来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时，他们的孩子也都有可能成为卢安克；当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趋于完善，老有所终，少有所养之时，所有的人就都有可能成为卢安克。但我们依然无法乐观，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观，远非一个简单的“经济基础”所能决定的，而必然还有着更多其他方面的成因，比如教育的、文化的、制度的等等。当我们的孩子在暑假里上这个 “班”、那个“班”，或者去参加各种夏令营(包括去英美国家的夏令营)的时候，人家的孩子则选择去社区做义工，甚至远赴非洲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样。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暑假作业，是他们完成一篇作文之前必须收集的素材。唯有身体力行，才能让道德精神深入人心，而说教式的道德教育，其结果只能是，人们答起试题来总能得满分，然而一到实处，往往判若两人。

文章最后强调说，我们当中谁能成为卢安克？其实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德国人并非都是卢安克，中国人里也不乏如卢安克式的人物。卢安克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卢安克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健康的公民人格，才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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