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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第七章 株连,1958-60(2)

 2009-07-14 23:2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要搭学校派的一辆老卡车前往几十里外的前门火车站。一位老司机开车来接我们,他很不开心地嘟囔道:"这么冷的天儿这么早出车,真是的! "我说真对不起,他的气消了一些,又说: "真没见过这么冷的天,在这儿住了快六十年啦。都是他妈的西伯利亚寒流搞的。当然怪不了你。可你男人干么要当什么右派?我真不明白这些傻知识分子,白读了那么多书。现在你瞧这两个可怜的小东西!" 老司机和他的助手帮我们把行李装车,随后我们爬上了敞蓬卡车,大家挤在一起。眼看两位小脚老人家好不容易才爬上车,我心里真难过。车开出几分钟之后,我猛然想起,这两天忙得晕头转向,我忘了把我娘送我们做结婚礼物的两幅溥心畲的画从墙上卸下来了。 
  "娘啊,墙上挂的溥心畲的画忘了。这教我怎么办?" 
  "是你爹最心爱的两幅画。精品。留在墙上就等于永远不见了。快点,请司机开回去。"

我从来没见过我娘这么坚决。她帮我打定了主意。我转过头,大声朝司机座里喊道 : "老师傅,我有重要东西忘在在屋子里了。很对不起 ,可是劳驾务必把车开回去......"老师傅一定听出我急得要命,他一面掉头往回开,一面喊道: "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许会误了火车!"

几分钟后,我回到卡车上,怀里抱着两幅红木镜框里的画。我看见我娘眼里含着泪水。我低头看着两幅画:一幅上面题着:"雁来云杳杳,叶落蒲萧萧";另一幅上题着:"危嶂悬秋叶,遥峰入暮烟"。宁坤在家时常赞赏这两幅画和题诗的幽远境界,不知何年何月他才能重见天日和这两幅画?一路上北风呼号,雪花纷纷扬扬落在我们一家三代五口老小身上,仿佛喜庆时抛撒的五彩碎纸,为我们送别,祝愿我们在前路茫茫的征途上逢凶化吉。我突然想到,既然西伯利亚寒流把这里搞得冰天雪地,宁坤身在中国的西伯利亚不定冻成什么样子啦。

到了前门车站,离开车时间只剩十几分钟。我赶紧办了行李托运手续,又急急忙忙跑到一个有一列客车停靠的站台,怀里抱着毛毛,丁丁拽着我的棉猴,到了跟前才知道那不是我要搭的车。我又飞奔到另一个站台,两位小脚老人家摇摇摆摆跟在后面。等我跟在丁丁和奶奶后面爬上一节硬席车厢,列车已经要开动了。我站在车厢门口,从我娘手里接过大包小果,我还来不及抓住最后一个包袱,里面有毛毛的尿布,列车就开走了。我怀里抱着孩子,匆匆挥手向我娘告别,她满面泪容立在站台上,手里提着尿布包袱。她孤零零搭下班火车回天津去。

车厢挤满了人,虽然离春节客运高潮还有一个月。起先我抱着毛毛站在通道里,近几天的忙乱搞得我疲惫不堪,后来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夜半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丁丁靠在我身上,呼呼大睡。奶奶眼看找个座位没指望,后来就挤出去,站到两节车厢之间的连廊,虽然颠簸摇晃,至少离厕所近,方便了患糖尿病的老人家。

我们得在蚌埠换乘慢车。车站候车室更像难民收容所,污秽的地面上挤满了人,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我让丁丁和奶奶在包袱上坐下,就抱着毛毛去排长队买车票。花了两个钟头才一步一步挪到售票处窗口,买了两张去合肥的车票。等我们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挤上一节硬席车厢,我发现这里更挤,通道里横七竖八塞满了扁担和箩筐。我们后面还有人上来,把我们推到通道当中,动弹不得。这一下奶奶可急坏了。 "六个钟头!我怎么去上厕所呢?我犯了什么王法该受这个罪?" 我掉转脸去,不忍看她泪痕斑斑丶皱皱巴巴的脸。我无言告慰陪同我受难的老人 。

    三

终于到了合肥!到行李房一问,才知道行李还要等几天才到。我们事前被指定在合肥中共市委党校招待所住宿,地址是屯溪路,离车站很远。我雇不起三轮车,只得硬着心肠把一家老小带上公共汽车,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所谓招待所原来是寒假空着的学员宿舍,屋子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取暖设备。假期食堂就餐的人很少,我们赶到食堂,晚饭已经开过了。我赶紧买饭票,买了一些冷菜冷饭。行李没到,没有铺盖,只好穿着衣服睡,真怕老的小的冻坏。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搭公车找到省委去报到,接待处的干部说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离北京前领导说分配我去安徽大学,他让我过两天再来问。我讲了我们住在招待所的困难,他说大家都忙着大跃进,个人有困难要克服。隔了两天,我又去省委,接待的换了人,还是说不了解情况,教我耐心等待。第三天,我惦着取行李,去火车站看看,一到就看见我的行李乱七八糟地堆在外面,我赶紧雇了两部板车,把东西运到住处,晚上总算有被子盖了。

我每天上午去省委,天天碰钉子。一直等到第六天上午,我又准时去,接待的干部才说大家都忙大跃进,有些小事不接头,我提供的线索很好,确实是分配到安大,我可以持省委介绍信去报到啦。我回到党校,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拦住两个拉着空板车的农民。一问,知道他们是从郊区公社送东西进城的。我诉说了我的困难,央求他们帮忙把行李拉到安徽大学,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太和两个小娃娃。他们面有难色,经我好说歹说,又忍痛答应给每人十元钱,(二十元占我当时月工资三分之一),他们终于跟我进去,把行李分装两部板车上,一部上面坐了丁丁,奶奶抱着毛毛坐在另一部上,我只能跟着车子走。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安徽大学,距我离开北京已整整一个星期!

这座大跃进的产物是建在郊区一片乱坟岗上的。全部校舍都是簇新的。教职工宿舍一律按社会主义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校领导干部住的是盖在校园安静的一角一栋栋雅致的两层小楼,每栋都有五丶六间居室。教授和处级干部住的是奶油色的两层楼公寓,每家有四居室一套。讲师和科级干部住的是灰色的三层楼公寓,每家有三居室一套。助教和其它职员都住在红色的三层楼公寓,统称"贫民窟"。每套两小间或两间半,没有卫生设备,每层三户合用一个蹲坑,各家的煤球炉都放在过道里。理所当然我分到的是贫民窟131楼最小的一套,虽然我有四个户口。奶奶住一间,我带两个孩子住一间。我想尽办法,东西还是放不下,大门关不上。好在我们老小都困得睁不开眼,就"夜不闭户",一觉睡到天明。上午,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向系领导求情,经派人调查核实后才批准我搬到稍大一点的一套。

我又花了一天时间重新搬家,大致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去外语系办公室报到上班。我问系办公室汪主任,我教什么课程。听了我的问题 ,他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什么课程?"
  "北京的领导对我说分配我来这里教英语,因为新成立的安大外语系缺少英语教师。"
  "我们确实缺少英语教师,但是你怎么能上课呢?不行,绝对不行。你爱人是极右分子,正在劳动教养。你是他的家属,怎么可能在一所社会主义大学教社会主义大学生?这是明摆着的事。李怡楷同志,我们了解你会打字。我们也缺少英文打字员。领导上决定分配你当英文打字员。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对吧?我们希望你对安徽大学的大跃进作出贡献。你这就去向小组长报到吧。"

我走到打字室向小组长报到。她跟我握手,笑着说欢迎我参加打字室工作。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的和一丁同年 ,我们俩也许有共同语言吧。提到她爱人,一位俄语讲师,是外语系的党总支部委员,她脸上有得意之色。她本人是俄文打字员,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年长的英文打字员老陈,随即指着一台古老的Underwood牌的台式打字机,对我说:"这是你的,一直在等你来!大跃进热火朝天,工作做不完。老陈忙得不可开交。你今天可以开始工作吧?"她边说边交给我打蜡纸的任务。离开北京之前,我以为从此与蜡纸再见了。谁会想到,跑了千百里路,我又干起不是本行的老行当来了。

和全国各地一样,安大也是"政治挂帅"。政治学习丶大会小会占用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就任意推迟,星期日经常放卫星。工作这么重,还有一个小孩要喂奶,一个大的要抚养,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吃不消。小组长,绰号"小辣椒",原来又是一个"小左"。她总找我的岔,监视我的行动,甚至于上厕所也不放过。宁坤写给我的两周一次的家书也要交给她检查。她是职员政治学习小组长,开会发言时往往把矛头对准我。
  "小辣椒"还不时专门为我召开小组会,帮助我加速思想改造。她责成我必须"暴露思想",争取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我总首先感谢党组织和小组长领导下的同志们对我一贯的关怀。然后我就坦白承认,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喂小的丶管大的丶烧饭丶洗衣丶搞卫生,我根本没有精力想什么,脑子往往一片空白。"小辣椒"总会批评我不肯暴露坏思想,因此妨碍思想改造。"你的教授爱人被划为极右分子,又送去劳教,你怎么可能不对我们的党心怀不满?只要你一天不和他划清界限,你就决不可能真正体会我们的党对你丶对你爱人,是如何宽大。你必须首先暴露思想,否则错误的丶反动的思想就一定会继续毒化你的脑袋,那是十分危险的。"她对我提出严正警告,仿佛我已经走上通往地狱的下坡路了。我明白,她整我可以向党组织邀功,也有党组织作她的后台,我无法和她较量。她一再重复我早就领教过的 "治病救人" 的口号,启发我自投罗网。但我也记得一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身为右派家属,挨批丶挨整丶被歧视丶被孤立,已经司空见惯,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逐渐泰然处之了。

日常生活也成为茹苦含辛的挣扎。1959年秋季,大跃进的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饥荒,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党组织宣称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大跃进的后果。同时,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逼债,不仅为那些苏方以"兄弟般的援助"建设的工厂,而且要为朝鲜战争中支援中国志愿军的军火,以食物偿付。于是,偿债列车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物源源不断运往莫斯科。中华儿女只有挨饿的份儿了。1959年夏季开始,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减到二十四斤,平均每天八两。供应的品种主要包括:山芋乾丶山芋面丶玉米面丶高梁面。大米和小麦面只有在逢年过节小量供应。食油从每月半斤减到二两 。猪肉和鸡蛋,起初少量定量供应,后来干脆完全绝迹了。营养根本谈不上,大家开动脑筋怎样把八两粮食做出来显得多一些,哄骗自己。我一个接一个试了党报上刊登的各种烹饪法,也无济于事,肚子还是永远饿得难受,听丁丁总嚷嚷肚子饿更加难受。出卖食物的黑市公开露面,但价格高得让我无法问津。我的体重不断下降,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奶奶因营养不良糖尿病加重,早就回北京住到宁慧姐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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