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队长有现成的答案。 "瞎扯！在你鞋子里塞进些乌拉草，脚就暖和了。这个地区有三宝：人参丶貂皮丶乌拉草，你没听说吗？ "
他一面说，一面脱下一只棉鞋，放在炕上。随即抓住我一只手，捅进他鞋里，问我有啥感觉。我说："好暖和！"他很高兴，又把一只光脚放在炕上。 "摸摸我的脚。你瞧瞧乌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确实真暖和！"我一只手摸着他的脚。 "可是我不会做乌拉草鞋垫子。"
他很麻利地从鞋子里抽出一只鞋垫递给我。"你瞧瞧这鞋垫多柔和。你只要拿一个硬东西，好比说一块砖，在上面捶捶捣捣，直到捶得像丝一样软。它保你的脚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袜子。反正我也买不起袜子。"他哈哈一笑。我按他说的去做，果真一冬没生冻疮。
李队长几乎啥也买不起。他的工资不够他一家三口吃饭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丶同村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不得不给教养人员拆洗被子，挣点钱贴补家用。分场没有别的工作可干，因为所有的体力活儿都由教养人员去做。我们在歇"大礼拜"时洗衣服，但是我们的棉被自己没法拆洗。这正是李队长的妻子可以帮忙干的。我第一次请她帮忙还有些迟疑。一个冬天的早晨，中队正整队准备出工，我走到李队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李队长，我的被子该洗了，不知......"没等我说完，他点点头，挥手让我入列。晚上回到监房，我发现被子有干净的香味，叠得整整齐齐。代价是八毛钱，并不多，但是我刚到时一天劳动只挣三毛钱，最后才涨到八毛钱。生意好时，她一天可拆洗两三条被，但有时根本没有生意。
尽管生活艰苦，李队长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尊严。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可是话传开了，说是其他几名队长认为他在教养人员面前有失队长的身份。他对其他队长的非议似乎懵然无知。
早春，开始化冻，有一天，葛队长派我们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把一些原木运回来。山路迂回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难，我们奉命把原木推进小溪，人在水里扶着原木顺流而下。溪水冰凉，等我们把原木运到分场，我们一个个都冻得浑身发抖。李队长一眼看到我们这副惨相，立即下令让大家上炕钻被窝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给我们烧红糖生姜水。他还没回来，葛中队长驾到。他身高六尺，一副军人的威风。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不是应当在运木料吗？ "
"我们运了，葛队长，" 班长坐起身来回答。
"你们运了几趟？"
"一趟，" 班长怯生生地回答。
"一趟，你们就钻进热被窝了？这是谁的馊主意？"
"李队长的指示。" "他的指示，呃？好嘛，他来啦。是你让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觉，李队长 ？"
"不错，是我说的，" 他用本地农民的口音平静地回答，他的独眼直对葛队长愤怒的双眼。"这些人从冰凉的小河里上来冻得浑身哆嗦。你不想让他们冻死吧，葛队长？部队里可不是这样对待战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干啥的，李队长。这些人是接受强迫劳动的教养分子，不是度假的战士。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严格要求，不是宠坏他们。得啦，咱们今晚队长会议上再讨论。"接着，他掉过脸对我们大喊一声："大家都起来，去把所有的木头都运回来！"
我可以看出两位队长都在尽忠职守，只不过各人是根据自己对职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队长没有露面，我也从此没再见过他。
我们是与世隔绝的。每两周可以寄一封家书。起初，来回信件都经过队长检查。在受检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说什么呢？我告诉妻子我情况很好，她不用为我操心。她也说她和两个孩子都好，让我不用为他们操心。其实我们日子过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过简短的信传送了让双方宽慰的信息：大人孩子还都没有在磨难中垮掉。几个月后，上级宣布取消信件检查，因为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享有公民权。我们开始在家书里多写一点生活细节，过了不久上级又宣布恢复信检。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出尔反尔，也没有人说我们是否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仍旧读《人民日报》，两三个星期以前的旧报，试图从连篇累牍的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辉煌成就的报道中挖出点滴的新闻。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祖国大地变成了红旗飞扬的海洋。除此之外，我们对国内外真正的形势都一无所知。
1960年，农场种植的的玉米丶水稻丶小麦丶大豆都获得大丰收，由于气候好，土壤肥，还有奴隶劳动。我们开始盼望提高粮食定量。没料到，国庆一过，上级就突然宣布大减定量，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必须运出去供应城市居民。《人民日报》没完没了地报道的那些全国各地的大丰收哪里去了？队长们从来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把问题留在自己心里。
十月底以前，上级又突然宣布，全农场右派，好几百人，一律转移到清河国营农场。清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辖的一个主要劳改农场，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队长们对突然转移也没有作任何解释，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肯定是好事，伙食会好一些丶待遇会好一些丶释放的希望也会大一些。
第六章 风雪北大荒，1958-60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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