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中这样一句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说：孔子家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问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马的情况。孔子问人不问马这一语言细节中，所流露出来的是深切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精神。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有过昙花一现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潮。在孔子心目中，这个世界上，人始终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有物。一个不爱惜他人的生命的人，一个不尊重他人的自由的人，他本人的生命与自由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情怀，在今天的中国完全失落了。近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火炬保卫战”。此火炬便是奥运会的火炬，有人称之为“圣火”，不过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信奉无神论和唯物论，故不敢轻易“语怪力乱神”，亦不敢随便以“圣”称之，便中性地名之曰“火炬”。
奥运会期间在主体会场燃烧的火焰，起源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的故事。古代奥运会开幕前，一般都会举行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三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开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之后， “圣火传递仪式”一直未能恢复。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为宣示其强大的国力，方才推出“圣火传递”活动，但并未让“圣火”燃遍全球，仅仅从奥运会的故乡希腊奥林匹克点燃火炬，然后接力传到柏林。
由此可见，奥运火炬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其历史甚至还带有为纳粹张目的“原罪”。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看，奥运会及火炬传递仪式，充其量就是一种有趣的游戏罢了。有人喜欢这种游戏，有人不喜欢这种游戏，有人觉得这种游戏有新闻价值，遂通过其发表自己的政见，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当作为主办国中国的奥运火炬，在外国传递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立场和诉求的群体及个人，围绕其发出抗议的声音，亦在情理之中。谁知，某些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士，由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国内到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制活动。在这些反制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不受节制的暴力行为。将个人的自尊千钧一发地维系在一个小小的火炬上面，本来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选择；为了这个弱不禁风的、也并不“神圣”的火炬，而酿成流血事件，更是本末倒置之举。
就在千百万海内外的华人挥舞红旗保卫奥运火炬的同时，深圳东莞爆出了比山西黑窑奴隶童工还要可怕的来自四川凉山的奴隶童工之黑幕。数百名普遍只有十三岁到十五岁的童工，在劳工黑市上任人盘剥，每小时不到三元的工资，每个月超过三百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无需休假福利劳保。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当央视记者出现在这些孩子的面前时，他们童言无忌地说：“现在都下午两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几天才能吃顿饱饭。”
更加可怕的是，其中许多女孩都遭到了工头的强奸。据一名小工头阿火介绍，稍微漂亮点的女孩，工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强奸她们，“我也强奸过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十五、十六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阿火还声称，有少数漂亮点的女孩子在老大的诱惑下吸毒，最后被带进娱乐场所。他甚至直接将记者推进一间狭小的出租屋，一个女孩子正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看见这么多人闯进来，她很惊恐地坐了起来喊：“你们想干嘛？”阿火便怂恿记者说：“上，上，不要紧。”小女孩身高不到一米六，眼睛肿得老高，童工们说她经常被人搞，没事的。稍后，又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被他们推了进来。“来搞这个，十六岁，我们一个村子的，发根烟她抽就行。”阿火说。
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却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在四川凉山，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她就是那个被江泽民先生辱骂为“太傻，太幼稚”的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一次在凉山州采访的经历。她到了凉山州美姑县的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里，那里的人们完全生活在一种原始状态之中，其极度贫困的程度让她简直难以相信，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着，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
这个赤贫的村庄并不是罕见的个案，在西部地区这样的村庄随处可见。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失学在家，因为家里需要孩子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包括村干部在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外面的“文明世界”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外面的老师愿意到来此任教，几十户村民家中没有一本藏书。对此，从小生活在香港优越环境中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在家乡，生活毫无指望；到沿海，处处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谁来保护这些悲惨的孩子？
昔日，孔夫子问人而不问马；今日，中国政府和爱国者们却爱火炬不爱孩子。反差何其大也！中国政府愿意耗费巨资、派出武功高强的“蓝衣人”保护火炬，为什么就是不愿拿出一点税收来改善那些孩子的处境呢？中国政府有能力将飞船送入太空，有本钱修建硕大的“鹅蛋”（国家歌剧院）和“鸟巢”（奥运会主场馆），为什么就是不愿依法施政、杜绝奴隶童工呢？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政府如是，民众亦如是：有那么多华人愿意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火炬而心潮澎湃、血脉翻涌、乃至走上街头、咆哮动粗，他们偏偏就对同胞、对孩子的可怕遭际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一个没有生命的火炬，真有那么可爱吗？难道比有生命的孩子更可爱吗？这些情绪饱满的爱国者，真正该去保卫的，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耗费无数民脂民膏的火炬，而是那些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孩子。与其为一个火炬走上街头，不如为哀哭切齿的孩子们奔走呼号。
我在媒体上看到那么多与我同样族裔的人，在家乐福的门口，在CNN的门口，在旧金山，在首尔，在巴黎，在伦敦，一张张扭曲的脸庞，青面獠牙，怒发冲冠，宛如从周口店的窑洞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火炬摇曳了几下，他们便牵肠挂肚，夜不能寐；孩子们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却充耳不闻，事不关己。他们是爱国者吗？他们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虐待孩子的国家，是一个凌辱孩子的国家，是一个不把孩子当人看的国家，是一个苛政猛于虎的国家，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白领愤青享受着宝马香车，海外华人则打着海归的幌子捞钱。他们表面上是爱火炬，骨子里乃是爱金钱和权势，爱党国和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们。至于来自凉山的孩子、山西黑窑的孩子、克拉玛依被烧死的孩子、沙兰镇被淹死的孩子，当然不在他们“爱”的对象之中。这是一种何其虚妄之 “爱”！
有人说，中国已经崛起了，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蛮夷之邦的CNN电视台的主持人卡佛，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是一帮“流氓”和“暴徒”？然而，那些监禁、压榨、凌辱孩子的老板，那些纵容奸商如此为所欲为的贪官酷吏，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从山西到广东，从内陆到沿海，从贫瘠之地到富庶之地，奴隶童工遍地开花，这就是让我们骄傲的“和谐社会”与“崛起的祖国”？那些为了所谓的“祖国统一”而咬牙切齿的爱国者们，那些居高临下地谴责达赖喇嘛在昔日的西藏施行农奴制度的爱国者们，可知道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国？将孩子当作奴隶的，是商与官，以及他们的帮凶、帮忙和帮闲。那些不爱孩子爱火炬，将 “爱国”当作一笔精心算计投出和产出的买卖的家伙，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还能找到更好的词语定义他们吗？
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小，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然而，今天的中国，老吾老而不及人之老，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这样的国家，只是特权阶层的国家，而不是所有人的国家。如果你不幸诞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个失业工人的家庭，那么，谁关心你的权利，谁捍卫你的尊严，谁来呵护你的自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卖国的狂言，乃是从血泪中提炼出来的铁律——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透骨悲凉，撕心裂肺：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那么多的孩子依然深陷在苦难之中，保护他们比兴办奥运会重要得多。正如作家凌沧洲所说：“当一个孩子还是奴隶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你的，我们的孩子，都不能称之自由！”是的，如果有一天，有一群中国人愿意为保卫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创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走上街头，而头破血流，而埋头苦干，而倾家荡产，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便是真的猛士，真的贤人，真的爱国者。我也愿意与这样的同胞风雨同行。那个时候，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才配得上“大国”的称号，中国才是我值得魂牵梦绕的祖国。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
于大洋彼岸的旅途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情怀，在今天的中国完全失落了。近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火炬保卫战”。此火炬便是奥运会的火炬，有人称之为“圣火”，不过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信奉无神论和唯物论，故不敢轻易“语怪力乱神”，亦不敢随便以“圣”称之，便中性地名之曰“火炬”。
奥运会期间在主体会场燃烧的火焰，起源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的故事。古代奥运会开幕前，一般都会举行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三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开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之后， “圣火传递仪式”一直未能恢复。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为宣示其强大的国力，方才推出“圣火传递”活动，但并未让“圣火”燃遍全球，仅仅从奥运会的故乡希腊奥林匹克点燃火炬，然后接力传到柏林。
由此可见，奥运火炬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其历史甚至还带有为纳粹张目的“原罪”。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看，奥运会及火炬传递仪式，充其量就是一种有趣的游戏罢了。有人喜欢这种游戏，有人不喜欢这种游戏，有人觉得这种游戏有新闻价值，遂通过其发表自己的政见，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当作为主办国中国的奥运火炬，在外国传递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立场和诉求的群体及个人，围绕其发出抗议的声音，亦在情理之中。谁知，某些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士，由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国内到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制活动。在这些反制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不受节制的暴力行为。将个人的自尊千钧一发地维系在一个小小的火炬上面，本来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选择；为了这个弱不禁风的、也并不“神圣”的火炬，而酿成流血事件，更是本末倒置之举。
就在千百万海内外的华人挥舞红旗保卫奥运火炬的同时，深圳东莞爆出了比山西黑窑奴隶童工还要可怕的来自四川凉山的奴隶童工之黑幕。数百名普遍只有十三岁到十五岁的童工，在劳工黑市上任人盘剥，每小时不到三元的工资，每个月超过三百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无需休假福利劳保。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当央视记者出现在这些孩子的面前时，他们童言无忌地说：“现在都下午两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几天才能吃顿饱饭。”
更加可怕的是，其中许多女孩都遭到了工头的强奸。据一名小工头阿火介绍，稍微漂亮点的女孩，工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强奸她们，“我也强奸过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十五、十六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阿火还声称，有少数漂亮点的女孩子在老大的诱惑下吸毒，最后被带进娱乐场所。他甚至直接将记者推进一间狭小的出租屋，一个女孩子正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看见这么多人闯进来，她很惊恐地坐了起来喊：“你们想干嘛？”阿火便怂恿记者说：“上，上，不要紧。”小女孩身高不到一米六，眼睛肿得老高，童工们说她经常被人搞，没事的。稍后，又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被他们推了进来。“来搞这个，十六岁，我们一个村子的，发根烟她抽就行。”阿火说。
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却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在四川凉山，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她就是那个被江泽民先生辱骂为“太傻，太幼稚”的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一次在凉山州采访的经历。她到了凉山州美姑县的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里，那里的人们完全生活在一种原始状态之中，其极度贫困的程度让她简直难以相信，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着，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
这个赤贫的村庄并不是罕见的个案，在西部地区这样的村庄随处可见。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失学在家，因为家里需要孩子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包括村干部在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外面的“文明世界”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外面的老师愿意到来此任教，几十户村民家中没有一本藏书。对此，从小生活在香港优越环境中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在家乡，生活毫无指望；到沿海，处处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谁来保护这些悲惨的孩子？
昔日，孔夫子问人而不问马；今日，中国政府和爱国者们却爱火炬不爱孩子。反差何其大也！中国政府愿意耗费巨资、派出武功高强的“蓝衣人”保护火炬，为什么就是不愿拿出一点税收来改善那些孩子的处境呢？中国政府有能力将飞船送入太空，有本钱修建硕大的“鹅蛋”（国家歌剧院）和“鸟巢”（奥运会主场馆），为什么就是不愿依法施政、杜绝奴隶童工呢？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政府如是，民众亦如是：有那么多华人愿意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火炬而心潮澎湃、血脉翻涌、乃至走上街头、咆哮动粗，他们偏偏就对同胞、对孩子的可怕遭际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一个没有生命的火炬，真有那么可爱吗？难道比有生命的孩子更可爱吗？这些情绪饱满的爱国者，真正该去保卫的，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耗费无数民脂民膏的火炬，而是那些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孩子。与其为一个火炬走上街头，不如为哀哭切齿的孩子们奔走呼号。
我在媒体上看到那么多与我同样族裔的人，在家乐福的门口，在CNN的门口，在旧金山，在首尔，在巴黎，在伦敦，一张张扭曲的脸庞，青面獠牙，怒发冲冠，宛如从周口店的窑洞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火炬摇曳了几下，他们便牵肠挂肚，夜不能寐；孩子们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却充耳不闻，事不关己。他们是爱国者吗？他们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虐待孩子的国家，是一个凌辱孩子的国家，是一个不把孩子当人看的国家，是一个苛政猛于虎的国家，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白领愤青享受着宝马香车，海外华人则打着海归的幌子捞钱。他们表面上是爱火炬，骨子里乃是爱金钱和权势，爱党国和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们。至于来自凉山的孩子、山西黑窑的孩子、克拉玛依被烧死的孩子、沙兰镇被淹死的孩子，当然不在他们“爱”的对象之中。这是一种何其虚妄之 “爱”！
有人说，中国已经崛起了，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蛮夷之邦的CNN电视台的主持人卡佛，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是一帮“流氓”和“暴徒”？然而，那些监禁、压榨、凌辱孩子的老板，那些纵容奸商如此为所欲为的贪官酷吏，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从山西到广东，从内陆到沿海，从贫瘠之地到富庶之地，奴隶童工遍地开花，这就是让我们骄傲的“和谐社会”与“崛起的祖国”？那些为了所谓的“祖国统一”而咬牙切齿的爱国者们，那些居高临下地谴责达赖喇嘛在昔日的西藏施行农奴制度的爱国者们，可知道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国？将孩子当作奴隶的，是商与官，以及他们的帮凶、帮忙和帮闲。那些不爱孩子爱火炬，将 “爱国”当作一笔精心算计投出和产出的买卖的家伙，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还能找到更好的词语定义他们吗？
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小，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然而，今天的中国，老吾老而不及人之老，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这样的国家，只是特权阶层的国家，而不是所有人的国家。如果你不幸诞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个失业工人的家庭，那么，谁关心你的权利，谁捍卫你的尊严，谁来呵护你的自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卖国的狂言，乃是从血泪中提炼出来的铁律——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透骨悲凉，撕心裂肺：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那么多的孩子依然深陷在苦难之中，保护他们比兴办奥运会重要得多。正如作家凌沧洲所说：“当一个孩子还是奴隶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你的，我们的孩子，都不能称之自由！”是的，如果有一天，有一群中国人愿意为保卫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创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走上街头，而头破血流，而埋头苦干，而倾家荡产，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便是真的猛士，真的贤人，真的爱国者。我也愿意与这样的同胞风雨同行。那个时候，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才配得上“大国”的称号，中国才是我值得魂牵梦绕的祖国。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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