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美国 (图)

  

初到美国学习，除了语言的障碍让我瞠目结舌外，在学习计划和步骤上的安排也着实令我耳目一新。

在美国修MBA时，我入校后选的第一门课叫"经理人的会计管理"。一位金发的女老师很儒雅地走上讲台做了简短的介绍后，就开始给大家分发一份题为 "syllabus"(教学提纲的意思)的三页纸。

然后让大家看十分钟。在国内我上过16年学，看到老师一上课就发这个叫做Syllabus的东西还是第一次。而且说实话，Syllabus这个英文单词我当时都不认识。

老师讲话的语速很快，我一阵发懵，前额出满了汗。接下去老师和同学们展开热烈讨论，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着急，平时懂的那点英文也不知遁入何处，只感到眼前闪满金星，心里频频叫苦："来这里学习真叫自找黄莲吃"。

组织性与实用性

刚开始拿到这个提纲时，我甚至还很生气，"为什么学期末的事要在第一节课时就让学生知道？"一个阶段我甚至自觉高明地臆断，这是老师偷懒的方法，想敷衍，混过第一节课。

我情绪愤然的告诫，"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渐渐地，我发现因为读懂读透了提纲，所以在每次看书遇到一些内容与一个月、两个月后要讲的内容有关连时，我就用笔将其划一下，注明它的重要性。由于做每一件事时好像都目的很明确，学习上有节有序了。

美国的教学目的性非常强，几乎每本教材的介绍上和教材中每个章节的前言中都有简洁明晰的文字注明这门课和每个章节的教学目的，清楚地告诉学生学完此课以后可以掌握怎样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在实际中将帮助你解决怎样的问题。

市场管理课的教授在第一节课时就要求学生自由结合成学习小组，这个小组必须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为这个公司的市场营销或市场研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活动要贯穿我们整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我的小组有一位成员来自于一个做防伪辨识产品的叫DOM的公司，她请我们一组同学为他们公司的市场运作做社会调查和企划建议书。

上课大约两次以后，我们全小组成员就参观并与DOM公司市场开发部的经理开了一次会，并开始分工，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了DOM产品在中国发展的空间。

时值1998年，中国山西发生了一起假酒坑害死百余名市民的大惨案，国内著名品牌红塔山屡次被假冒......我将中国当时的假市场状况做了一个调查，针对这个结果为DOM公司防伪产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开发点。

那个学期结束时，我们小组给DOM公司执行管理层和我们老师全班同学做了题为"DOM公司何去何从"的建议书。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项目上都得了A，而 DOM对我们的最高评价是它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会后两个星期就派了公司市场开发和研发中心的三位高档经理赴中国上海做市场调研，半年后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如今八年过去了，当时课堂上学的每个章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而那个公司很快在中国就发展得很大，这真是一个双赢。

在美国不论大小，不分尊卑，在称谓上人们都可以直呼其名。记得刚上学时，每次看到教授我都觉得很难出口直呼老师名字，亚洲的学生刚到美国学校上学时都倾向于叫"professor Hengen"，而难以叫出简单的"Chris"。

但是美国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大部分都很随意地称呼教授的名字，很少人叫老师什么什么先生，什么什么女士，或什么什么教授。

有部分美国同学为了表达一种绅士风度会在开课的第一天在课堂上提出"你希望学生怎么称呼你，是Witte博士，Witte教授还是南茜？"我记得有位很优雅、漂亮的女教授这样回答过学生关于称谓的问题："职衔是我的一种资格，我站在大学讲台给研究生授课本身就已将资格表达出来了，所以称呼上就不需要了，叫我Karen我觉得更加亲切、简便。"

在美国我觉得教授并不代表学术权威，他们没有学阀的习气，尊重知识，尊重学生，更尊重学术的发展。他们的观点是：学校只是提供一个集中学习的场所，教师是一个引导学生学习的辅助工具。直呼其名在接触初期大概有不礼貌之嫌，但是，如果你仔细体味，它是否帮助我们避免一些称谓上的难堪？是否将我们由一个社会的人变成了个体的人。它其实表达着一种平等、自然，甚至亲切的意义？

周全性与务实性

美国学校还教给我了一个很优良的解决问题方法：三种方案。做任何一个建议或设计任何一个解决方案时，教授们总是鼓励学生提供三种方案：理想状态下的；可接受的结果和失败案例，还要对结果在各种情况下做一个分析，准备出不同的应对措施。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老师总要求学生准备三套方案：最理想；较理想；极不理想。设计不同的目标，准备不同的对策。

记得学习"可行性报告的策划"课程时，我们的最后考试是提交一份为自己或企业写的商业可行性报告并在商学院旗下的州立中小企业投资委员会上做演讲。

有位同学写的是关于自己要建一个小小咖啡馆的报告，他的报告比别的同学为企业写的报告要简易得多，他没有用华丽的文字和大量的市场数据去铺垫他的事业，也没有将咖啡馆的长远规划写得很宏大，但是他将咖啡馆的投资分段计划、分段经营手段和回报分析写得很详细。他特别提到了在经营最好的状况下，他的回报计划是怎样安排的，在经营出现不可预见的风险时他的回报预防措施是什么。

在评委评价时，他的论文分数并不很高，但他是唯一一个当场就获得了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学生。为什么呢？投资人说，他看上的就是这个学生在分析投资回报上的周全考虑。这说明他对投资者非常负责。

为了获得MBA，我在美国的商学院里修过16门课。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毕业自全球知名学府哈佛大学的，耶鲁大学的，有伯克利的，也有众多毕业于我们当地大学的。选课时对授课老师学校一般都有一个介绍，特别是对他们往年教学的评估。最初我选课时总以教授毕业的学校名气大小为衡量标准。

在选修"统计学"这门课时，我选了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的课。学这门课相当艰难，一是统计学比较难，二是统计学的术语很多。我一学期上了11次课，哭鼻子多达9次。开始我觉得大概是外国人，语言差异造成了我学习此课的失败。

在和班里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其实美国学生也有一半的人对老师课堂讲的很多东西都听不懂，后来班里同学组织起来一同给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学校给老师提出了意见，随后办公室还派人来听课、跟踪，这门课我以期末成绩B了结了，下一个学期我听到了选修耶鲁大学这位老师的下届同学去学校办公室又反映了对此教授的同样不满。这个老师在这个学期结束时被解约了。

慢慢的我知道了选课上不能只看重教授是否出自名校，最关键的在于他/她教授的课是否为学生喜爱，给学生带来价值。学校还设有开学的一周的试听制度，让新生对老师的教学方法有一个初步了解，如果学生觉得此课或此老师不适合自己，他/她有权利在试听后做出或继续选修或终止的决定，比较公平公正。

做任何事都提前计划，明确目的，求实，有备无患，这些在美国学到的方法不仅仅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甚至于我人生也受益匪浅。我在美国生活过七年，有很多同学、同事、朋友，生活在他们之中，我看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自信、自豪的事实：在对知识的吸取、理解和消化上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输与美国人。我们的反应速度甚至更快。

美国人未必比我们中国人聪明多少，但在无数领域美国创造了很多惊人的世界奇迹，而我们没有。为什么呢？这大概与美国人做事时认真计划，目的明确，周全考虑不无关系。就是工作上节奏细致和目标明确成就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