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9日，对我来说，这一天是一个充满恐惧感的，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我心情也不错。早上9点来钟，骑上摩托车，准备先上街取头天拍摄的一些待用新闻照片，然后去上班。我所在的周末特刊部，每周五上班，出第二天的周末版报纸。
哪曾料到，此时此刻，已有不知多少双不怀好意的、也许还加了望远镜的眼睛，已在见不得天日的地方盯牢了我；我的手上、脚上，实际上已被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魔鬼戴上了手铐、脚镣。
摩托车仅驶出几百米，手机响了。
“喂，李元龙吗？我是某某。总编有急事找你，你赶快到他的办公室去。”
今天我值班，一小会就要去办公室，还用打电话催我？难道临时有较急的采访任务要我出马？这是我接到电话后的第一个猜想。
进入报社大门前，我头脑里飞快地闪现过一丝疑虑：我在网上发的文章莫非……？
忐忑不安中来到总编办公室门前，敲门。
请进，里面是总编的声音。
推门进去之后，我立刻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因为除了总编之外，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还站着七、八条眼光凶狠的大汉。
“我们是贵州省国安厅的，你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奉命对你进行调查，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其中一条贵阳口音的大汉说。
“我没有干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说。
“你放心，没有掌握一定的事实和证据，我们不会随便来找你的！”大汉们铁板钉钉般地说。
强行要去我手机后，大汉们又要我的住宅钥匙。
“这是我的私人住宅钥匙，我不能给你们。”我说。
他们强要。我不给。
“元龙，配合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吧。”总编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不是我期待的民国时期蔡元培、史量才等秉承职业良知为属下教职员工、记者编辑的安危挺身而出的态度，我更加感到孤立无援，感到寒彻透骨了。
我知道他们可以硬抢，还可以撬锁砸门，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将钥匙给了这伙人。
接下来，我被带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开始翻我的办公桌抽屉。一些弱势群体求助媒体的材料，我的一些显得“可疑”的手写稿，乃至我和一位同事尚未寄出的加入一主旋律写作学会的表格，都被他们如获至宝地收入了囊中。我在心里有几分轻蔑地说，搜吧，查吧，在这里，一份能让你们立功受奖的东西，你们也找不到。
一个黑瘦、操毕节口音的国安举着摄影机，一会儿对着东翻西找的同伙，一会儿又对着落入他们网中的我。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厌恶感，高举起一张报纸作阅读状，以遮盖住自己的面部。
我要上厕所解手，我要下楼加衣服，都有一个国安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我哪里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
随后，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带着他们的猎物──我，他们回到了毕节地区国安处。一番审讯之后，已是下午5点过钟。他们说，要把我带到贵阳去。我要求给妻子写几句话，他们说，“不能涉及案情，简短些。”
我提笔，草草而书：
秀敏我妻：
实在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我万分歉疚，但也无可奈何。存折上那两千元钱，是我准备资助熊春丽的，如今，你按照更急需的地方去使用吧。我如今没了收入，但房屋贷款、私人借款还得还，李鹓明年读大学要用一大笔钱，我请律师还得花一大笔钱，经济上实在不行了，找爸爸先帮助帮助。还不行，可找我的朋友，甚至找我帮助过的、如今有了收入的大学生借借。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你千万坚强些，家和李鹓都拜托你了。嘱李鹓不要因此一蹶不振，明年能考取他想考的大学，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爸爸那里，你也尽力帮我宽慰他。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保重自己，望勿过多担心。
歉疚的 元龙
一名国安带着我的便条去了一会儿，带来了妻子给我准备坐牢的衣物，还有一张我将终生视为无价之宝的便条：
元龙：
家中的事情你放心，相信我。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相信老天一定会保佑好人的，我无论怎样，都等你回来！
敏
被他们带上车后，我左右两边，一边一个国安“护卫”着我。车驶出国安大门，没想到还会有两个很要好的同事在此等候着为我送行。车未停，我只能隔了车窗玻璃向她们挥挥手。表情也异常沉重的她们，也只能默默地向我挥挥手。
重获自由之后，敏妻曾遗憾万分、泪水滢滢地对我哭诉说，当时，她曾一再向尚在抄家的国安请求：“让我见他一面吧，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说。我一个身单体弱的小女子，也做不了什么让你们担心的事的，求求你们，无论如何让我见他一面吧！”
但是，任何请求、再多的泪水，也没有让那伙人起半点怜悯之心。
灾难从天而降，一刹那间，我从一个令人羡慕的记者，从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毕节地区“十佳青年”提名者的身分，变成了一个与诈骗犯、三只手、强奸犯、大毒枭同床共枕、称兄道弟的囚徒。让我略感奇怪的是，在整个充满恐怖气氛的过程中，我为什么声音没有打颤，手脚没有发抖。但心里的悲凉，只有我最清楚：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重新回到温暖无比的家中，才能重新与我深爱，也深爱着我的父亲、妻子、儿子团聚？
数小时之后，我被关进了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二楼三号监室。看守所提供的被褥，薄得不能再薄，我又瘦骨嶙峋，硬床板对尖骨头，弄得我每隔十来分钟，就要翻回身。加上头顶明晃晃彻夜无情地照射着的节能灯，以及为自己前途和命运，为至亲亲人安康的忧虑等等，使得我一夜未曾入睡。
在国安看守所的最初50来天，我被一人独囚一室。我至今认为，将思想犯、政治犯单独囚禁，是他们对付思想犯、政治犯的特殊手段。直到当年11月初，我才被“特许”与另一个涉嫌间谍罪的人关押在一起。在得知我失去自由的那一天是9月9日后，他惊讶地说：“巧了，那一天正好是毛泽东魂追秦皇的日子。”
我听了之后，如一股电流通过全身：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神灵在向我昭示──我，以及千千万万个想做真人、说真话的良知尚存者之所以足将行而踌躇，口将言而嗫嚅，之所以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会无罪而陷牢笼，根本原因之一，不就是那个“伟大领袖”阴魂未散吗！
从上诉到二审判决下来，我被他们判成正式的“国家”、“人民”的敌人，足足有五个多月。无巧不成书的是，二审判决下来的那一天，刚好又是“伟大领袖”降临人世的日子──2006年12月26日。这虽是后话，但我还是愿意相信，这是冥冥之中的神灵再次暗示我，这与我的“双九”之灾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是啊，死期、生日，一死一生，不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他们抓、关、判我，不是让我成了“网络名人”、不是让我头上有了令人羡慕的“作家”头衔吗！敌人对你的帮助有时候比朋友还大，这是西方哲人的说法；我国方耆儒的说法，则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如果，他们有大智慧、是大聪明，或者说，他们是真心热爱他们的党、真心热爱他们的国家的，那么，他们不仅不会以我为敌，相反，他们应该以我，以我们为友──说我好话的人未必是我的朋友，说我坏话的人未必是我的敌人。
倒霉的星期五，看开看透看长远些，不也就是获得新生的星期五吗！
谢谢“党国”的栽培！
那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我心情也不错。早上9点来钟，骑上摩托车，准备先上街取头天拍摄的一些待用新闻照片，然后去上班。我所在的周末特刊部，每周五上班，出第二天的周末版报纸。
哪曾料到，此时此刻，已有不知多少双不怀好意的、也许还加了望远镜的眼睛，已在见不得天日的地方盯牢了我；我的手上、脚上，实际上已被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魔鬼戴上了手铐、脚镣。
摩托车仅驶出几百米，手机响了。
“喂，李元龙吗？我是某某。总编有急事找你，你赶快到他的办公室去。”
今天我值班，一小会就要去办公室，还用打电话催我？难道临时有较急的采访任务要我出马？这是我接到电话后的第一个猜想。
进入报社大门前，我头脑里飞快地闪现过一丝疑虑：我在网上发的文章莫非……？
忐忑不安中来到总编办公室门前，敲门。
请进，里面是总编的声音。
推门进去之后，我立刻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因为除了总编之外，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还站着七、八条眼光凶狠的大汉。
“我们是贵州省国安厅的，你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奉命对你进行调查，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其中一条贵阳口音的大汉说。
“我没有干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说。
“你放心，没有掌握一定的事实和证据，我们不会随便来找你的！”大汉们铁板钉钉般地说。
强行要去我手机后，大汉们又要我的住宅钥匙。
“这是我的私人住宅钥匙，我不能给你们。”我说。
他们强要。我不给。
“元龙，配合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吧。”总编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不是我期待的民国时期蔡元培、史量才等秉承职业良知为属下教职员工、记者编辑的安危挺身而出的态度，我更加感到孤立无援，感到寒彻透骨了。
我知道他们可以硬抢，还可以撬锁砸门，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将钥匙给了这伙人。
接下来，我被带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开始翻我的办公桌抽屉。一些弱势群体求助媒体的材料，我的一些显得“可疑”的手写稿，乃至我和一位同事尚未寄出的加入一主旋律写作学会的表格，都被他们如获至宝地收入了囊中。我在心里有几分轻蔑地说，搜吧，查吧，在这里，一份能让你们立功受奖的东西，你们也找不到。
一个黑瘦、操毕节口音的国安举着摄影机，一会儿对着东翻西找的同伙，一会儿又对着落入他们网中的我。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厌恶感，高举起一张报纸作阅读状，以遮盖住自己的面部。
我要上厕所解手，我要下楼加衣服，都有一个国安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我哪里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
随后，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带着他们的猎物──我，他们回到了毕节地区国安处。一番审讯之后，已是下午5点过钟。他们说，要把我带到贵阳去。我要求给妻子写几句话，他们说，“不能涉及案情，简短些。”
我提笔，草草而书：
秀敏我妻：
实在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我万分歉疚，但也无可奈何。存折上那两千元钱，是我准备资助熊春丽的，如今，你按照更急需的地方去使用吧。我如今没了收入，但房屋贷款、私人借款还得还，李鹓明年读大学要用一大笔钱，我请律师还得花一大笔钱，经济上实在不行了，找爸爸先帮助帮助。还不行，可找我的朋友，甚至找我帮助过的、如今有了收入的大学生借借。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你千万坚强些，家和李鹓都拜托你了。嘱李鹓不要因此一蹶不振，明年能考取他想考的大学，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爸爸那里，你也尽力帮我宽慰他。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保重自己，望勿过多担心。
歉疚的 元龙
一名国安带着我的便条去了一会儿，带来了妻子给我准备坐牢的衣物，还有一张我将终生视为无价之宝的便条：
元龙：
家中的事情你放心，相信我。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相信老天一定会保佑好人的，我无论怎样，都等你回来！
敏
被他们带上车后，我左右两边，一边一个国安“护卫”着我。车驶出国安大门，没想到还会有两个很要好的同事在此等候着为我送行。车未停，我只能隔了车窗玻璃向她们挥挥手。表情也异常沉重的她们，也只能默默地向我挥挥手。
重获自由之后，敏妻曾遗憾万分、泪水滢滢地对我哭诉说，当时，她曾一再向尚在抄家的国安请求：“让我见他一面吧，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说。我一个身单体弱的小女子，也做不了什么让你们担心的事的，求求你们，无论如何让我见他一面吧！”
但是，任何请求、再多的泪水，也没有让那伙人起半点怜悯之心。
灾难从天而降，一刹那间，我从一个令人羡慕的记者，从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毕节地区“十佳青年”提名者的身分，变成了一个与诈骗犯、三只手、强奸犯、大毒枭同床共枕、称兄道弟的囚徒。让我略感奇怪的是，在整个充满恐怖气氛的过程中，我为什么声音没有打颤，手脚没有发抖。但心里的悲凉，只有我最清楚：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重新回到温暖无比的家中，才能重新与我深爱，也深爱着我的父亲、妻子、儿子团聚？
数小时之后，我被关进了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二楼三号监室。看守所提供的被褥，薄得不能再薄，我又瘦骨嶙峋，硬床板对尖骨头，弄得我每隔十来分钟，就要翻回身。加上头顶明晃晃彻夜无情地照射着的节能灯，以及为自己前途和命运，为至亲亲人安康的忧虑等等，使得我一夜未曾入睡。
在国安看守所的最初50来天，我被一人独囚一室。我至今认为，将思想犯、政治犯单独囚禁，是他们对付思想犯、政治犯的特殊手段。直到当年11月初，我才被“特许”与另一个涉嫌间谍罪的人关押在一起。在得知我失去自由的那一天是9月9日后，他惊讶地说：“巧了，那一天正好是毛泽东魂追秦皇的日子。”
我听了之后，如一股电流通过全身：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神灵在向我昭示──我，以及千千万万个想做真人、说真话的良知尚存者之所以足将行而踌躇，口将言而嗫嚅，之所以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会无罪而陷牢笼，根本原因之一，不就是那个“伟大领袖”阴魂未散吗！
从上诉到二审判决下来，我被他们判成正式的“国家”、“人民”的敌人，足足有五个多月。无巧不成书的是，二审判决下来的那一天，刚好又是“伟大领袖”降临人世的日子──2006年12月26日。这虽是后话，但我还是愿意相信，这是冥冥之中的神灵再次暗示我，这与我的“双九”之灾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是啊，死期、生日，一死一生，不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他们抓、关、判我，不是让我成了“网络名人”、不是让我头上有了令人羡慕的“作家”头衔吗！敌人对你的帮助有时候比朋友还大，这是西方哲人的说法；我国方耆儒的说法，则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如果，他们有大智慧、是大聪明，或者说，他们是真心热爱他们的党、真心热爱他们的国家的，那么，他们不仅不会以我为敌，相反，他们应该以我，以我们为友──说我好话的人未必是我的朋友，说我坏话的人未必是我的敌人。
倒霉的星期五，看开看透看长远些，不也就是获得新生的星期五吗！
谢谢“党国”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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