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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袁世凯和中共的新闻管制

 2007-08-01 08:01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这里向大家介绍清朝和袁世凯时代的新闻管制,并与现今中共的新闻禁制做一下对比。内容来自著名政论家温辉先生的文章“甚于清朝的新闻禁制”和“似与非似袁世凯”

十九世纪初叶报纸杂志在中国的开始出现。在百日维新之前,从1896年到1898年两年间,议论朝政、鼓吹改革的报刊已经多达二三十种。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谕”道:“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须亟为倡办”。光绪颁布了“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的诏令。于是人民便有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而且有一定的法制保障。光绪并指示工部尚书“定报律”。这期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报馆林立”,民间舆论,生气勃勃。百日维新之后,变法失败,慈禧专权,压制舆论。但是报刊活动压而不死,有时还强烈反弹。以当时立场“中性”的《大公报》为例,可以了解百日维新之后清朝的新闻管制。

《大公报》正式创刊于1902年6月,即慈禧政变后四年,该报创刊人英敛之在创刊当天发表的《大公报出版序言》里,力揭慈禧1901年回銮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清朝的朝政腐败,文章誓言《大公报》要“知无不言”,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 更不“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文章指名道姓,痛骂慈禧的亲信大臣“刚毅国贼”专横跋扈。特别突出的是《大公报》对以出卖戊戌维新志士起家,其后成为慈禧手下大红人的袁世凯,不断抗争。

该报创刊才两个月,袁世凯即指使别人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大公报》立即揭露:“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这个当道者“实为我最有权力之长官”,即指袁世凯。该报又言,国要兴,必须“拔凶邪”,“洗涤刮磨”那些当权的高官。袁世凯“硬功”强压无效,便使出“软功”,用名利收买英敛之,但也失败了。英敛之连续发表评论,声言“一息尚存,勉尽天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敢言敢斗之精神,使袁世凯这个清末“魔王”,也无技可施。

不过清王朝最末十年,对当时革命派报刊的镇压则绝不手软,不断加以查封、扼杀。其中以1903年5月对号召“四万万同胞”起来“杀皇帝”“倒政府”,以 “革命军”“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的《苏报》查封捕人,最为轰动。不过,对“犯案”者的“专政”还算有点“克制”,如对1905年逮捕的该报负责人陈范,到第二年就让他取保开释。这比起中共对待新闻界或与新闻界有关连的人士,动辄扣上“反革命”“颠覆政府”的帽子而蛮横地处以重刑,不是令人颇有“宽松”之感吗?

“政府官吏好与我报纸为敌。”这是1905年3月12日(光绪31年2月7日)上海《时报》说的话。不过,比起中共来,清政府的新闻统治和舆论箝制可算是“宽松”的了。

第一,中共执政后才数年,全国就不存在民营报纸了。举一个例子,上海私营的《文汇报》在五十年代初期便被迫“国有化”。而在清朝,从1815年至 1894年,全国就有民营报纸七十六种。1910年联署成立全国性新闻团体的报纸就有四十家,其中上海六家、北京七家、南京二家、东三省九家、浙江三家、江西三家、广东二家、四川二家、香港、汉口、福建、贵州、芜湖、无锡各一家。没参与联署的报馆不止此数。直到清亡,民营报纸从来没有绝迹。

第二,中共官报即党的喉舌,是舆论一律,政见一致,不容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领袖言行稍有非议。而清廷治下,民营报纸议朝政、贬时弊、揭官场腐败,虽然风险不小,但仍有一定空间。这空间时大时小,但从来没有出现全遭封杀的情况。

第三,中共对于以文字(包括大字报)表达不同政见以及和海外、香港传媒有点联系、提供文稿的写作者,动辄以莫须有的“泄密”罪名逮捕入狱,刑期往往达十年以上,在清朝,一些被朝廷诬为“莠言乱政”、横遭逮捕的报界人士,处刑多半是二年左右,已属“从重惩办”。这是说,清朝的新闻禁制有时虽凶,但远远凶不过中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两个多月内,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先后成立,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再过一个多月(1912年2 月),清帝退位,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袁世凯取消了1912年孙中山主持的制宪会议所制定的确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订《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全国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对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加以变相限制。民主宪政至此名存实亡。

袁世凯在他执政的四年多期间,残酷地镇压不同政见的党派,扼杀不同声音的舆论。他颁布了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其基本内容类似《大清报律》,但比《大清报律》更加苛刻。

《大清报律》是1908年1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颁布的,比1906年颁布的中国第一次新闻立法《大清印刷物专律》对新闻的限制更严。同年九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其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自由”。虽然是官样文章,新闻统制还算有点松动。对于报刊的某些限制,各报馆并不遵守,就是你限制你的,我行我素。

袁世凯的《出版法》源于《报律》又严于《报律》,例如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大清报律》规定的最高处分为“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袁世凯的规定却是处以“五年有期徒刑”,“没收印本或印版”。尤有甚者,《出版法》规定模糊不清,可作各种解释,以便随意罗织罪名,封报抓人。如上海《时事新报》、天津《民意报》、长沙《大公报》等都是被控 “言论激烈”“议论悖谬”“无端造谣”而遭受查封的。据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1912-1916),全国报刊由五百多家下降至一百多家,其中被查封而休刊的不在少数。被捕下狱的报人则“时有所闻”。

袁世凯的暴政在新闻界的江海中激起抗争的巨浪。他的《出版法》和对言论的严控受到各方抨击,如北京报界同志会就上书反对《出版法》,记者黄远生指袁世凯政府钳制新闻自由甚于清政府,上海《时报》直指袁政权摧残新闻自由,“彼之所不欲闻者,而报界又聒不舍也;彼之所欲盖者,而报纸辄其覆也;彼之所欲进行者,而报纸时碍其步也。”天津《民意报》在非议无理查封报刊时坦言:“以言论激烈之罪,遂科以停刊之罚,中华民国有此法律乎?以言论激烈之故,至塞其口,使不得言,约法上言论自由之规定,不亦多事乎!”

袁世凯一九一六年死后,他的继承者对新闻出版的统制稍为放宽,过去被封的报刊纷纷复刊,新的报纸也陆续创刊。到该年底,全国报刊又增至三百多家。但是,害怕舆论监察的北京政府,根据袁氏《出版法》及一九一八年颁布的更加严苛的《报纸法》,再刮起禁报风。张勋、段祺瑞都是新闻自由的杀手。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全国被查封的报刊就超过一百家。

摧残新闻自由的恶行,遭到举国抗议,京沪津湘等地新闻界、出版界、学界群起要求北京政府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北京新闻界成立了“言论自由期成会”,多次派出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废止恶法。1926年初,上海各公团联合会上书内务部司法部,要求北京政府废除《出版法》。与此同时,北京新闻文化界召开“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请求废止《出版法》的呈文,并派代表分送总统府、国务院。此外还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废止《出版法》运动。在全社会舆论压力下,北京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于1926年1月27日宣布废除袁世凯的《出版法》。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从1912到1926,这个乱纷纷的军事专制时期,反新闻压制的斗争一直存在和发展。和中共治下新闻事业、新闻自由的命运相比,哪个时代更加不幸,应该是不难判断的。不说别的,光看民间办报的绩分表,中共和袁世凯们的比数就是0:100或0:300。在一个专制的政权统治下,新闻自由比稀有金属更加稀有,尤其是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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