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六 . 四是由大学生年轻的生命激情所点燃。六 . 四始终是追求社会正义和民主权利的激情运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产物。她确实曾经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坚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导。遗憾的是，中国可悲亦复可怜的知识界并没有形成结束专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
引言
天风浩荡，斗转星移，六 . 四祭日又将来临。她要再次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尽管无数活人身体里的血都已冷却，但是，染红北京夜空的六 . 四之血依然在历史的祭坛上燃烧。
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注定要对中国命运的前途产生无可规避的影响，尽管中共暴政竭尽全力试图让中国人忘记六 . 四；也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时间逝去愈久，她所聚积的可能重新震撼历史的能量便越强，因为，中共暴政的六 . 四罪恶，为人类良知所不能饶恕。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六 . 四的结局都意味着民族的悲剧。为使悲剧不再轮回，中国人必需达到对悲剧原因的深层次理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从文化角度对六 . 四悲剧原因的探讨。而文化正构成一切历史事件的最深刻的原因背景。
此刻，我愿以现代中国文化状态为基点，探讨六 . 四悲剧的启示。确认六 . 四之血的价值，依赖于对六 . 四的深刻理解。为拯救在物欲中腐烂的中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加需要直视六 . 四之血的启示。
一、六 . 四横空出世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为攫取绝对的个人独裁权力而发动的社会运动——这个判断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为掩盖这个极端私欲化和个人性的本质，以欺骗历史，毛泽东用共产主义理论为“文化大革命”缝制出豪华的思想战袍。
在现实领域，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他踏着累累尸骨，登上绝对皇权之巅。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即人的心灵的领域，他却是彻底的失败者。“文化大革命”已经被绝大多数人视为社会大劫难。虽然对大劫难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可能有原则区别。
毛泽东之死意味着绝对皇权的象征的陨落。由于毛泽东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实际上也意味着国会长的在精神、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全面大溃败。毛泽东给共产党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崩溃、共产党政治道德的废墟，以及毛泽东创立的极端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的破产。
“文化大革命”以造成共产党官僚专制统治的总体危机而告终。不过，被专制之鞭抽怕了的狗一样怯懦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思想勇气和政治能力，主宰难得的历史机遇，摧毁专制政治，引导中国的命运转向民主建政的历史进程。与之同时，共产党老政客邓小平却纯熟地运用种种策略，以改革的名义，使共产党官僚集团渡过了大危机。
在对中国人进行精神统治和坚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一党专制的基本政治立场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毫无二致。邓小平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终止毛泽东式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专制权力为政治基础的权力贵族阶层主导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前者已经成为一只没有能力逮到老鼠的猫，后者才能抓到老鼠；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老鼠”就是足以维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的经济效率。
共产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率先推动农村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在于废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农奴集中营——“人民公社”，使农民在极其狭小的程度上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
农村改革的实质，不过是有限度地回归于古帝国时期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已。之所以说有限度，是因为古帝国时代的农民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共产党治下的农民却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则归国家所有。而国家权力又由共产党官僚集团垄断，共产党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主。
但是，即便只是这样一种有限度的退回历史的改革，也因为废止“人民公社”，使农民们暂时摆脱共产党基层官吏的压迫，而呼吸到一丝自由的空气。在“自主经营”的激励下，从中国农民比野草都顽强的生命中涌现出的生产力，很快就将中国经济推出濒临崩溃的危险境地。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奴性怪僻——它总是紧张地屏住呼吸，凝神仰视共产党官僚集团，竭尽全力乞盼发现哪怕苍蝇屎一样微不足道的理由，使它有机会如发情的鹦鹉，开始歌喉百啭地颂扬共产党官僚集团。而此刻，它确实找到了这种理由。于是，一时之间，在知识阶层的鼓噪之下，中国漾溢起希望的春风，似乎通过自我改良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体制，也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共同构成的理想。
希望产生幻想，幻想催生信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上层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演变成对共产党改革的社会信任。
但是，随着中共农村乡级政权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备，中国农民又被置于专制权力的严格桎梏之中。就这样，由废止人民公社到建成完备的乡级专制官僚体系之间，那一段由于专制权力削弱而农民较为“自由”的时期，又很快就成为昨日黄花。而新名称下的专制官吏践踏民权、鱼肉百姓的恶行，丝毫不亚于人民公社时期。因为，专制官吏本性上就是人民的天敌。
农村范畴之外，以专制权力为轴心的市场经济改革，甫一推动就展现出两个效应：一是效率远远超出毛式的计划经济，一是缺乏科学而严格制约的专制权力，急不可待地表现出对财富的贪婪；通过权钱交易，攫取社会财富，成为共产党官僚阶层强烈的意志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普遍愤怒了。那是从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和信任中涌现出的愤怒——愤怒是基于幻想与现实的差距，但信任仍然没有消失。八九年寒假之后，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学生重返校园，他们把人民对于贪官污吏、奸商恶贾的愤怒也带进大学校园。
胡耀邦因其良知而受到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治迫害，或许正由于此，人民普遍把胡耀邦视为对共产党改革的信任的人格依据。胡耀邦猝然逝世，举国悲痛。人民的愤怒则以这种悲痛为契机，通过大学生爆发出来。
六 . 四就是一次从愤怒和悲痛的激情中崛起的社会运动。许多崇拜理性的苍白或者肥嫩的小男人永远不会理解，历史往往是被高尚的激情所点燃。
二、对六 . 四性质的理解
六 . 四是大学生发起的全民抗争专制政权，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
从大学生到小学生，从知识界到工人、农民，从演艺界到教育界，从自由知识分子到体制内官员，从警察到法官等等，几乎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人参与到六 . 四的历史进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下，中国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被六 . 四强烈震撼。中共暴政实施残酷的铁血专制四十年后，历史第一次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全民抗争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并非适于作专制奴隶的种族；对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的渴望，是中国人心底里最深沉的情感冲动。
六 . 四是由大学生年轻的生命激情所点燃。六 . 四始终是追求社会正义和民主权利的激情运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产物。她确实曾经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坚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导。遗憾的是，中国可悲亦复可怜的知识界并没有形成结束专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这样一来，六 . 四的悲剧结局就无可避免——历史往往需要由高贵而纯洁的激情点燃，但是，坚硬的政治意志才能主宰历史命运。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等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引导社会进程的可能。这是命运抛给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然而，共产党官僚集团最终将这次机会溺死于六 . 四之血。从此，等待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只有对其反人类罪行的末日大审判。
正是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思想宽容政策，精神自由的浩荡春风涌进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当时的北京大学以中国最高学府的资格成为思想多样化的典范，而一批中青年教师则是这次精神自由化进程的生命载体。
自由之花，总会结出追求正义之果。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思想多样化，为反对官权腐败，追求社会正义的民主运动的形成提供了精神背景。而数百万大学生属于青春生命的纯洁的激情，则把人民对权贵阶层腐败和不公正的愤怒，熔铸成现实的社会运动。六 . 四由此创生。
政治压迫必定激起社会反抗，但是，如果政治压迫的程度极端酷烈，彻底击碎了反抗的意志，则民族人格的奴性化就无可规避。历史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共暴政极端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民族人格的奴性化，是中国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追求社会正义的激情构成六 . 四精神之魂。不过，高贵的激情运动也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奴性化的民族人格。从情愿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高台上的颓然跪倒，到学生纠察队竟残忍地将三名毁坏独夫毛泽东之像的勇士押送到警察局，都显示出奴性人格的影响。而奴性人格的深处隐藏的，则是长期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刻骨铭心的恐惧。
千百万人的激情一旦超越个体，升华为社会运动，她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独立的人格，而不再特殊个体生命的驾驭。这就是六 . 四学运领袖并不能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原因——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正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高贵的激情。绝不妥协，绝不退缩，只追求正义的实现——这便是六 . 四激情之魂。但是，覆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恐惧和奴性，却犹如无形的铁链，束缚六 . 四激情运动，使她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形成结束极权专制，创建宪政民主的意志。于是，源于青春生命的激情期待来自知识界的启示。然而，中国的知识界却只能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卑微、无能、甚至无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引言
天风浩荡，斗转星移，六 . 四祭日又将来临。她要再次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尽管无数活人身体里的血都已冷却，但是，染红北京夜空的六 . 四之血依然在历史的祭坛上燃烧。
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注定要对中国命运的前途产生无可规避的影响，尽管中共暴政竭尽全力试图让中国人忘记六 . 四；也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时间逝去愈久，她所聚积的可能重新震撼历史的能量便越强，因为，中共暴政的六 . 四罪恶，为人类良知所不能饶恕。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六 . 四的结局都意味着民族的悲剧。为使悲剧不再轮回，中国人必需达到对悲剧原因的深层次理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从文化角度对六 . 四悲剧原因的探讨。而文化正构成一切历史事件的最深刻的原因背景。
此刻，我愿以现代中国文化状态为基点，探讨六 . 四悲剧的启示。确认六 . 四之血的价值，依赖于对六 . 四的深刻理解。为拯救在物欲中腐烂的中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加需要直视六 . 四之血的启示。
一、六 . 四横空出世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为攫取绝对的个人独裁权力而发动的社会运动——这个判断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为掩盖这个极端私欲化和个人性的本质，以欺骗历史，毛泽东用共产主义理论为“文化大革命”缝制出豪华的思想战袍。
在现实领域，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他踏着累累尸骨，登上绝对皇权之巅。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即人的心灵的领域，他却是彻底的失败者。“文化大革命”已经被绝大多数人视为社会大劫难。虽然对大劫难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可能有原则区别。
毛泽东之死意味着绝对皇权的象征的陨落。由于毛泽东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实际上也意味着国会长的在精神、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全面大溃败。毛泽东给共产党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崩溃、共产党政治道德的废墟，以及毛泽东创立的极端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的破产。
“文化大革命”以造成共产党官僚专制统治的总体危机而告终。不过，被专制之鞭抽怕了的狗一样怯懦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思想勇气和政治能力，主宰难得的历史机遇，摧毁专制政治，引导中国的命运转向民主建政的历史进程。与之同时，共产党老政客邓小平却纯熟地运用种种策略，以改革的名义，使共产党官僚集团渡过了大危机。
在对中国人进行精神统治和坚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一党专制的基本政治立场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毫无二致。邓小平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终止毛泽东式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专制权力为政治基础的权力贵族阶层主导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前者已经成为一只没有能力逮到老鼠的猫，后者才能抓到老鼠；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老鼠”就是足以维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的经济效率。
共产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率先推动农村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在于废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农奴集中营——“人民公社”，使农民在极其狭小的程度上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
农村改革的实质，不过是有限度地回归于古帝国时期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已。之所以说有限度，是因为古帝国时代的农民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共产党治下的农民却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则归国家所有。而国家权力又由共产党官僚集团垄断，共产党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主。
但是，即便只是这样一种有限度的退回历史的改革，也因为废止“人民公社”，使农民们暂时摆脱共产党基层官吏的压迫，而呼吸到一丝自由的空气。在“自主经营”的激励下，从中国农民比野草都顽强的生命中涌现出的生产力，很快就将中国经济推出濒临崩溃的危险境地。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奴性怪僻——它总是紧张地屏住呼吸，凝神仰视共产党官僚集团，竭尽全力乞盼发现哪怕苍蝇屎一样微不足道的理由，使它有机会如发情的鹦鹉，开始歌喉百啭地颂扬共产党官僚集团。而此刻，它确实找到了这种理由。于是，一时之间，在知识阶层的鼓噪之下，中国漾溢起希望的春风，似乎通过自我改良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体制，也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共同构成的理想。
希望产生幻想，幻想催生信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上层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演变成对共产党改革的社会信任。
但是，随着中共农村乡级政权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备，中国农民又被置于专制权力的严格桎梏之中。就这样，由废止人民公社到建成完备的乡级专制官僚体系之间，那一段由于专制权力削弱而农民较为“自由”的时期，又很快就成为昨日黄花。而新名称下的专制官吏践踏民权、鱼肉百姓的恶行，丝毫不亚于人民公社时期。因为，专制官吏本性上就是人民的天敌。
农村范畴之外，以专制权力为轴心的市场经济改革，甫一推动就展现出两个效应：一是效率远远超出毛式的计划经济，一是缺乏科学而严格制约的专制权力，急不可待地表现出对财富的贪婪；通过权钱交易，攫取社会财富，成为共产党官僚阶层强烈的意志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普遍愤怒了。那是从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和信任中涌现出的愤怒——愤怒是基于幻想与现实的差距，但信任仍然没有消失。八九年寒假之后，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学生重返校园，他们把人民对于贪官污吏、奸商恶贾的愤怒也带进大学校园。
胡耀邦因其良知而受到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治迫害，或许正由于此，人民普遍把胡耀邦视为对共产党改革的信任的人格依据。胡耀邦猝然逝世，举国悲痛。人民的愤怒则以这种悲痛为契机，通过大学生爆发出来。
六 . 四就是一次从愤怒和悲痛的激情中崛起的社会运动。许多崇拜理性的苍白或者肥嫩的小男人永远不会理解，历史往往是被高尚的激情所点燃。
二、对六 . 四性质的理解
六 . 四是大学生发起的全民抗争专制政权，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
从大学生到小学生，从知识界到工人、农民，从演艺界到教育界，从自由知识分子到体制内官员，从警察到法官等等，几乎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人参与到六 . 四的历史进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下，中国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被六 . 四强烈震撼。中共暴政实施残酷的铁血专制四十年后，历史第一次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全民抗争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并非适于作专制奴隶的种族；对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的渴望，是中国人心底里最深沉的情感冲动。
六 . 四是由大学生年轻的生命激情所点燃。六 . 四始终是追求社会正义和民主权利的激情运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产物。她确实曾经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坚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导。遗憾的是，中国可悲亦复可怜的知识界并没有形成结束专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这样一来，六 . 四的悲剧结局就无可避免——历史往往需要由高贵而纯洁的激情点燃，但是，坚硬的政治意志才能主宰历史命运。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等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引导社会进程的可能。这是命运抛给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然而，共产党官僚集团最终将这次机会溺死于六 . 四之血。从此，等待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只有对其反人类罪行的末日大审判。
正是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思想宽容政策，精神自由的浩荡春风涌进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当时的北京大学以中国最高学府的资格成为思想多样化的典范，而一批中青年教师则是这次精神自由化进程的生命载体。
自由之花，总会结出追求正义之果。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思想多样化，为反对官权腐败，追求社会正义的民主运动的形成提供了精神背景。而数百万大学生属于青春生命的纯洁的激情，则把人民对权贵阶层腐败和不公正的愤怒，熔铸成现实的社会运动。六 . 四由此创生。
政治压迫必定激起社会反抗，但是，如果政治压迫的程度极端酷烈，彻底击碎了反抗的意志，则民族人格的奴性化就无可规避。历史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共暴政极端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民族人格的奴性化，是中国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追求社会正义的激情构成六 . 四精神之魂。不过，高贵的激情运动也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奴性化的民族人格。从情愿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高台上的颓然跪倒，到学生纠察队竟残忍地将三名毁坏独夫毛泽东之像的勇士押送到警察局，都显示出奴性人格的影响。而奴性人格的深处隐藏的，则是长期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刻骨铭心的恐惧。
千百万人的激情一旦超越个体，升华为社会运动，她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独立的人格，而不再特殊个体生命的驾驭。这就是六 . 四学运领袖并不能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原因——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正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高贵的激情。绝不妥协，绝不退缩，只追求正义的实现——这便是六 . 四激情之魂。但是，覆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恐惧和奴性，却犹如无形的铁链，束缚六 . 四激情运动，使她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形成结束极权专制，创建宪政民主的意志。于是，源于青春生命的激情期待来自知识界的启示。然而，中国的知识界却只能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卑微、无能、甚至无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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